盐亭在这以前只是亭乡级单位。东晋时因失去北方半壁江山，一时半会儿没能力收复中原，跟匈奴、羌、羯、氐这样的“胡人”拼杀不过，只好拼凑行政单位。地方同时有本治与侨置两套单位人马。侨置单位是啥子意思，今天很多人可能不明白。给举个例子一下就能说明白。比如蒋介石当初被赶到台湾去，啥子上海市长，福建省长这些人马基本上成建制的跟着跑来了，虽然大陆已失去，但一时半会儿还抱有反攻回来的幻想。于是这些行政人员保留，并不降级，继续按原来职位办公。从心理上能认为自己还统治着这些地方，就像今天台湾还有“蒙藏委员会”一样。
西晋灭亡于公元316年，东晋经过八九十年的建设，人口增加，加之慢慢明白“收复中原”无望。于是就干脆增加行政单位，多设郡县。公元405年，盐亭境内开始建万安县治，据今1600多年。比好多国家历史都长啊，比如美国公元1776年独立，到今才236年。呵呵。
盐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成为了县级单位。甚至在后面一点的南北朝时代，还被宋、齐、梁、北周这样的乱世小朝庭抬升为郡一级国家行政单位。盐亭在这一时期先后被命名过西宕渠郡、实郡、北宕渠郡、盐亭郡、高渠郡。
这个还是源于一段战争。朝代更替。就是那个历史上最信佛的皇帝萧衍，公元502年建立梁，后来他分封在各地的子孙互相攻打，弄得内部空虚。反被北方的西魏捡了便宜，于公元553年，轻取益州。西魏为了表示对益州的行政归属合法占有，将原来郡县更名，就像今天日本人把钓鱼岛，改成“尖阁列岛”类似。把别个的娃儿抱来，必先改个名，跟自己姓心里才踏实一般。
隋文帝开皇三年，统改全国地方行政制度，改郡为州；以州统县。同时在汉族地区大量合并州县，高渠郡便被废为县。盐亭郡同时也被废，存县。盐亭设“国家一级”行政单位的时代就永远过去了。大业三年将高渠县也废止了；并入盐亭县，属新城郡（治所今三台）。所以高渠郡与盐亭郡、高渠县与盐亭县曾短时间同时存在过。这以后，唐时从盐亭分置永泰县；宋又分置东关县。到元时永泰、东关复并入盐亭。
你的标题叫盐亭名宦。我就想看有哪些名官名宦呢，啷格扯了半天扯不到正题哎？呵呵，盐亭人叫走过场，且过场一定要足。现在人们都晓得，过场往往比结果还重要。过场除了要打伏笔之外，过场本身也是内容。比如我写这段历史的意思就是，盐亭建县到隋朝统一之前的176年中，盐亭曾有过那么多的县官，甚至郡官。他们本该有过名宦。甚至古蜀设亭到盐亭建县这几千年的历史，盐亭更该有过什么有名的亭长啥滴。比如刘邦从一个小亭长就一直干到国家主席且兼军委主席呢。
隋·董叔封；唐·李匡远；宋：张雍、扈充、赵希著、明：吴昌衍、陈琓 胡进律、张宽、雷轰、梁一桂、李绍先。清：吴宏、刘瑢、杜升、刘堂、高鈊、史步高、赵朝栋、王文、袁凤孙、朱壬、陈仲良、孙濂、刑锡缙。
为何明以前的县情记载稀薄。闲人知道是战火的原因。以前考证过是明末李自成部闯蜀，一路攻州掠县。“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十三日，有流贼数百骑，猝至。破城。残杀几尽，死尸山积，学中生员死者百余人。”后人将遗骸尽委一壑，即南东门外江神庙右数步的“万人冢”。杀人要放火，明末清初时盐亭举人张泰阶著文证实，“西蜀自献逆焚劫之后，凡文献图书片纸无存，真千古奇厄也！”
同理推论。宋末在盐亭城北发生的“夜袭紫金山”这一战。以蒙古骑兵屠宰天下的个性，被攻踏下来的盐亭县城免不了一场灾厄。故元以前的文化保存就更稀有了。包括元朝的史摘也是近乎空白。
董叔封，开皇四年（584年）县令。“勤课农桑、训诲士民” 鼓励与督责种地与养蚕，泛指重视农业生产。政绩显著，特别是蚕茧业，一时跃为新城郡（郡治今三台）所割五县之首。为如今宣扬之嫘祖故里盐亭蚕桑业打下坚实的历史基础。后人思其德政，便将其常游宴的东郊潺亭山命为董叔山，或董政山，俗名凤凰山。 若说董叔封因“改善人民经济与物质生活，显著提高全县GDP”这第一条为业绩，系史载以来的盐亭第一名宦。同期来盐的另一人张嵘（字峻夫、洛阳人）则因第二条“提高民众文化与教育水平”而成为“盐亭第一名师”。张峻夫来盐“教授化导”，并“斩蟒除害”，被“赐紫金袍”的故事今为县人广颂，此处谈官员政绩，且按下不表。
*
盐亭古代名宦中，同董叔封一样的改善人民经济与物质生活的官员还有：吴昌衍、陈琓、梁一桂、雷轰、高鈊。人不多，说明以改善人们物质生活与经济水平为政绩很不容易，而抓文化教育与维稳似乎更好出政绩一些。其中吴昌衍、梁一桂是如董叔封一般直接提高全县GDP。
吴昌衍，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宣德一年（1426）知盐亭，“勤恤民隐，爱惠子民，为之因地制赋，以开财源，政事悉协人心。”从以上评价来看，不愧是个高学历且有丰厚从政经验的综合型人才，敢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因地制赋”，算为民着想，“广开财源”算为上分忧。一个官员能让上下都满意，是非常不容易的，吴知县做到了，真是个会协调的多面高手，故而“悉协人心”。这样综合素质高的官员不高升是不可能的，故“后征入为御史，迁四川参政”。 能做监察御史与参政知事这样二品高官，在今天算“省部级”了，吴昌衍在明史中也是有记载的。在盐亭走出的知县中，宦绩很靠前。
梁一桂，广西举人，嘉靖十年（1531）间知县，其人“政尚简静、不事纷扰”，与民休息，故而“百事振兴，教养兼备”，达到今天胡主席的话说“不折腾”，“藏富于民”。整体提高了县民财富指数和平均收入水平。
*
陈琓、雷轰、高鈊三人，不仅有提高全县GDP之政绩，更重要的他们疾民所苦，为盐亭直接争取与申请了一些“免税免赋免役”的优惠政策。为县民带来实质性的益处，减轻农民负担，从而也有效地“改善人民经济与物质生活”。
陈琓，江西人，明成化（1465）年间县令。陈琓“刚直有才”，主要业绩类同于今之盐亭，千年大计狠搞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盐亭交通条件为主要政绩，修了驿道。一条当时“潼保高速”盐亭段，世人称颂。二是徭役繁重，“夫役苦之”，陈县令为民作想，申请“免戍边民丁”，从而极大减轻县人负担，留住了劳动力。
闲人在《盐亭古道考略》一文中曾有提及，潼保驿道在盐亭史上有南线北线之分，南线走冷子铺，过黄店铺，北线走紫金铺、灵山铺。陈琓亲察路段，“议令南部民出柳边驿接递”，这是用官方条文将“北线”正式确定为官道，以避免南线之远。有才！基础设施投入，拉动内需，肯定是要提高GDP的。还有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宦，能主动体察民苦，“申请免除一些徭役”，这真的是很不简单，没有“刚直不阿”的性恪也是不敢担当这份“政治责任”的。故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祀为盐亭名宦，实至名归。
雷轰，明嘉靖（1558）间令，贵州人。在任期间，盐亭闹饥荒，全县欠收，财政赤字严重。雷县令“勤慎有声”，多想办法，为民所想，“饥民多所活”，反饥饿取得胜利，没让人民饿死。在极差的年份里保障了民众生活，这当然是一个好县令。
高鈊、康熙间令。虽然这厮是刚从马背下来的镶黄旗满洲人，仅只有“监生”这种保送文凭，却也深韵农耕文明的管理。到盐亭任职，一是如董叔封般“勤课农桑”力图提高GDP。二是轻刑理讼，“案无讼椟、野无盗警、三年不事鞭扑，居民夜不闭户”。这是对康熙晚期盐亭社会现状的描写，说实话这段评价我有点怀疑。虽则康乾盛世，物质生活水平确有阶段性提高，但居然达到老子哲学里的理想治国状态，略略不敢相信。但高鈊在盐亭民间有个外号，叫高佛子。一般民间智慧给领导取的外号，还是有高度概括性的，如绵阳前些年民谣，“走了一个酒疯子、来了一个谈合子”，能很准确的浓缩相关人员的行政与为人风格。因此，我又不得不信高佛子之善政。三是时值“西番叛”，军需素派，高县令以“民不堪命”为由，利用他旗人官员身份为民请免。这就是真正的父母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盐亭人民感恩戴德。后来高佛子回去之后，死讯传来，盐亭听到这个消息的很多人为之痛哭流涕。基本上达到焦裕禄死时侯的那个情行。
这还不是盐亭名宦吗？
6、
盐亭名宦中，以“提高民众文化与教育水平”为业绩的有扈充、刘瑢、杜升、刘堂、史步高、朱壬、陈仲良、刑锡缙。
扈充，宋颐宁一年（1068），永泰县令。目前所知永泰县的县令就更少了，唐朝仅安平人崔义初，宋治平一年（1064）永泰令郭经等。扈充在永泰当县令的时侯，文同刚好五十岁，在外游宦已达二十年。闲人合理推测扈知县有感此邑人杰地灵，唐时出过李义府这样的“神童宰相”，当世有文同这样的“四绝人才”，于是“与学立教、颇多善政”，狠抓基础教育，培育地方文化，“邑人戴之”，祀名宦。
刘瑢，河南贡生，康熙间令（1697），有一系列善政，重学立教比较明显。个人风格廉洁正直，“禁私派”，象今天温总理评薄稀来一般，不准“拉小团体，小帮派”。足见其作风逗硬，官场正人君子一名。咸以为“神君”。神君不是金蛇郎君，也不是神仙神灵，此处是对“贤明官员”的敬称，也算一好听的外号。当官能获此殊荣，不枉一生。
杜升，康熙间教谕。教谕只相当于“文教局长”，以非县令职而列名宦，事绝非常见，人也绝非常人。足见他为盐亭教育事业是作了非常贡献的，评其“立品端方、廉介目守、勤于训课、恪守共厥、士子奉为楷模”。杜升作为一个文教局长来说，一是有真才实学，二品德高尚，三以身作则。有了楷模，就像有了雷峰，有了焦裕禄。盐亭当时士风、学风为之一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刘堂，康熙间令（1702）。刘堂对盐亭教育的贡献是第一次搞封建社会“义塾”，即今天的义务基础教育学校，免费入学。在当时就敢搞真正的免费上学，这是很有创举与想象力的事情。而且在“公事之余，亲自训诲”，担纲主讲老师，由县一把手亲自授课，免费生意肯定兴宏，故得“远近就学，一时游其门，登贤书捷南宫者六七人”。登贤书指乡试中举，捷南宫却是礼部会试高中进士。意思是他教育的学生多有出息，中有六七个举人（甚至有进士）。清朝的事情好查，复核一下“选举表”便可知。
刘堂在盐亭干了五六年（1702—1707），即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四十六年，其间考上的盐亭举人进士可以算他的学生。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科，确有三位盐亭人中举：林敬修、张浵、岳冠华。人数不够。考虑到乡试三年一次，被刘老师教过，在他调走后再中举的可能性也有，故把康熙四十七年乡试中举的刘勋也算上。也才四人。若再将康熙四十七年的贡生二十三人都算上，那又好像太多了。当然这足以说明，刘知县开办的“义塾”，意义深远，成绩卓著。至少让当时的穷孩子，取得了与地主富农娃儿一般的平等教育机会，故一时人才辈出。
至于进士，唯有岳冠华被不确切的“乡土资料”称为“乾隆进士”。并在今黄甸功梓山还留有诗为证。另有说系乾隆30年（1765年）乙酉科进士。这有三处破绽：一是进士科实际上开在乾隆31年丙戌科（1766），此乙酉科系乡试举人科，实应为60年前的康熙44年那个乙酉科；二是岳冠华若活到1765年的话，也是七十几奔八的人了，哪还会去考进士；三是《盐亭县志》编刻于1786年，要是三十年内有县人中了进士，当世之人不可能不录。
当然也不排除是不是也像今天的官场，靠钱或关系去搞一个“进士文凭”来撑下门面。另也不晓得有没有皇帝一高兴“赠封官员”或“直接卖进士文凭的”。 总之一句话：岳冠华举人文凭很硬，进士学历很软。虽然这样，岳冠华依然是岳家与盐亭的优秀才子与历史人物。其编有《渭南县志》与《岳氏家谱》，今留存诗《渭南八景》也足见其岳飞后裔的才情。当然这些，都离不开曾经的好老师：刘堂。有趣的是乾隆四十一（1776）年还有一位盐亭知县也叫刘堂，任期前后相差70多年，可以断定此刘堂非彼刘堂。
*
史步高，江南举人，雍正九年（1731）知县。史知县到盐邑任职，经常在开会时说“为官者行事当无愧于心”这一类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良心话。人们开始都疑其作秀喊口号，半年过后，官民都相信了这不是欺世空话。史知县的政绩踏踏实实：“葺学宫、置祭器、厘学基、设庙夫、修筑城池、淹骼埋胔、最多善政。”
话说刘堂在盐亭首开义务教育，是有现实基础的，即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县看到盐亭清初“时多浮征”，老百姓负担太重，无力再承担请老师的学费，造成很多适龄儿童失学，很有远见的“申请豁免、初设义塾”。 史步高继续这个善政，办免费入学的“义塾”。还拔款修葺学堂、孔庙；修筑城池，建立忠义节孝祠宇，以鼓励民俗与宣扬社会风化，恢复社会秩序。淹骼埋胔，这里道出了盐亭清初因战乱、饥荒的原因，确有横死路街“所谓死了没人埋的”社会惨象。史步高有如此政绩，升官是必须的。后升眉州牧，旋擢思南太守。
朱壬，浙江举人，嘉庆二十年（1817）令。性慈祥，有干济才，来盐后继续设义学。盐亭清代知县如此重视教育，终于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型官员”，他就是：陈仲良。
陈仲良，番禺举人，道光十二年（1832）令。陈仲良好理学，来盐上任时什么也不带，只带足足八十箱书，以致车马盈途塞道。整个儿就一流动图书馆，陈知县本人当然学识渊博，若士子有什么未稽典故、由礼、书请训这些，陈知县便将故事始未一一开示明晰。经常拿朱熹理学的条规来教人以德行为本。二业并重。土林亲之如父，敬之如师。
而且，陈知县并不迂腐于学识，狠抓农业。大力提倡“栽桑种桐”，盐亭后来盛产桐子树与桐子油历史，源出与此。陈知县判案时，询书役需索否，有条理讲证据，于是越发“颂声远播”。后升官地委书记，当了南阳知府。
*
刑锡缙，河北进士，是盐亭末代知县中最优秀者。先后于同治十一年、光绪五年、光绪八年三次出任盐亭知县。晚清时期世道乱纷纷，提高GDP、维稳都是空了吹。唯有文化上有政绩可为。刑锡缙重文倡学，鼓励教育，发扬地方文化，同光绪元年任江西会昌知县的盐亭人赵宗藩合修《盐亭县志续编》四卷，为盐亭文化传承与资料整理作出贡献。
有同样文化贡献的还有康熙三十六（1651）年知县吴宏；乾隆十二（1747）年知县胡华训；乾隆二十七年（1762）知县董梦曾；乾隆四十九年（1784）知县胡光琦。
7、
以维护社会稳定公平为主要政绩而位列盐亭名宦者，有李匡远、张雍、赵希著、胡进律、张宽、李绍先、吴宏、刘瑢、赵朝栋、王文、袁凤孙、孙濂。维护社会稳定，当今简称“维稳”。
维稳官员的手段有二，一堵一疏，说通俗点就是一硬一软。团体性的兵灾、匪乱或刑事案件，唯有硬性对抗，动用军队或警察这样的国家机器镇压、追揖、捉拿。对于社会纠纷讼诉、权益受损、不合理不公平的社公现象，只有用文软的办法来疏通。十八大某领导谈起今年什邡与启东的群体性事件，都总结认为：当事县令降职，就是因预见性不够，非“疏”而“堵”，情急之下，开错了方子。
提高GDP的难度最大，文化次之，若前二者都不具备。就得在维稳上下功夫了。其实这维稳的范畴很宽泛，战乱时的城防、平日的安保，算是维稳的首要职责；民间的刑事案件、民事纠纷讼诉算是维稳的主要内容；甚至保障生民百姓，呵护弱势群体，彰显正义道德，申扬社会公平这些也算是维稳的方面与方法。
*
李匡远，唐开元中令。其时“西羌盗贼竞起”，盛世已显乱象，社会治安问题突出。李县令为保一方平安，多方擒捕，贼为之远逃，莫敢有犯我县境。一时号称为：“健令”。与李匡远类似，以捕盗除害闻名的有宋朝的赵希著和清乾隆年间的赵朝栋。赵希著，出身皇族，是宋宗室之贵，以显谟阁（宋神宗私人藏书馆）丞身份出宰盐邑，大力兴利除害。清朝的赵朝栋，更是“严缉匪盗，四方宁谧”。
社会治安抓得好，维稳成绩比较突出，还有一乾隆时把总王文。把总即百总，手下有百十号人，相当于今天驻县城的武警中队长，属基层武官。这里为什么要提把总王文，是因为他成功破获在官方看来“一具邪教性质的黑社会团伙”：“有夏姓者，左道惑众，阴谋不轨”前往擒之。王把总“韬略娴熟”，最有智慧的是他后面的处理方式：“得伪军籍、载绅民甚众，投诸水，免累者以千计。”即说拿到这个团伙的花名册，王把总一翻，惊讶一跳，看很多都是盐亭小圈子里的熟人。实际上这个团体是像“天地会”一般具宗教性质的反清组织，王把总思付之余，并不黑着良心上报去贪军功，而是悄悄把这花名册摔到江里去了，首恶必办，胁从不究，从而救了千余条人命。
*
然而捕盗与打黑这样的维稳任务只是小KS，若逢世道混乱，碰上“兵灾”这样的硬性维稳的县令有：张雍、胡进律、张宽、李绍先、袁凤孙。而且按这个线索也可考查得出盐亭史上有多少次战争与兵乱。
当然，这先得说一个“历史角度”问题。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来看，这些兵灾匪乱称之为：闯贼、献贼、蓝贼与教匪。很多文献甚至还只称“贼”，“流寇”，让你遍查资料也不知其所指。若站在今天来看，则称之为农民起义。本文选站什么角度呢，既不站封建统治阶级角度，也不站今天历史书所倡之角度。而是站在本县本邑民众的角度。凡路过盐亭的军队，摇动统治基础以攻打官府、杀害武装与公职人员为主的，算它是农民起义，正义之师；而部队纪律不严，大量伤害平头百姓甚至直接抢劫民间的，算为非正义的流匪。
张雍，其实是因为他后当梓州知府（今三台）时，成功带兵抵御了王小波、李顺这支农民起义军的攻城而建重大“维稳功勋”。因此他该算梓州名宦，而非盐亭名宦。而他在东关县任主簿时，尚没有详细政绩可言。
胡进律，明正德间令。维稳政绩有“修筑城池”这样的城防建设。果然在正德四年（1509）年，四川保宁人蓝廷瑞等人发动起义，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众至十万。盐亭离保宁这么近，当然要受影响。“率众御敌、人民免害，城池赖以守固”，“鄢蓝大军”硬是就没把盐亭攻打下来，绕城走了。接任的张宽知县有城池保障，“供应得宜，上下称善”，也沾光同列。
李绍先，崇祯时令。他就是闲人多次提到的明未时，有流寇（后考订是李自成部）袭城，百余骑兵就拿下盐亭，被杀死的那位县令。“执缚不屈，死之，赠光禄大夫，祀名宦”。身为一盐之宰，也算因公殉职，死得其所，献身维稳事业。李自成走后，张献忠率部又在盐亭过来过去。
*
盐亭明城墙。以前的老城墙为土墙，胡进律知县不愧名宦，有预见性。上任就把城池修成石墙，高5米余、宽2米多、围城3.5公里。城墙历经明清战乱，清县令史步高、袁凤孙两次重新修筑，因县境曾出李义府、严震两位宰相，城墙美化为玉带环绕，壮观好看，故称“玉带城墙”。惜今天只余“东门城垛”尚实物存在。
历史有时惊人的相似。嘉庆县令袁凤孙把胡进律的政绩复制了一遍，袁凤孙再次修葺了城墙，其时“教匪”犯境（白莲教），“募乡勇、请官兵以守之，贼临富村驿，闻盐有备，从间至涪”。意思是白莲教见盐亭城池新修，人员齐整，有准备，直接从小路去打绵阳了。呵呵，这让盐亭县城又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战争。
8、
盐亭历史上有没有狄仁杰和包黑子这样“公正无私、断案如神”的青天呢。
答案是：有的。以吴宏、孙濂为代表。吴宏字月芬，浙江举人，康熙二十八（1689）年；康熙三十六（1697）年令。干了两届。其实盐亭史上干了两届甚至三届（如刑锡晋）的县令不乏其人，有的是一气连任。有的任满调到别处，中间换人后又调盐亭再回锅的。
吴宏是具综合政绩的官员，教养兼备：对盐亭有GDP的贡献：安置湖广新移民，开垦田地；也有文化教育的贡献：修学宫，撰志稿；还有维稳的贡献：侦案神速。吴宏的个性特点是：仁恕明敏。字面意思理解为：仁爱宽容，聪明机敏。刚上任时，即解决了任前盐亭长期存在的冤狱。这么优秀，所以直接从盐亭知县升调潼川府地委书记（迁州牧）。
孙濂，道光时解元，辛丑进士，贵州人。解元为乡试第一名，今天称为某某地区状元，故孙濂是一个才学兼优的人，学者型官员，对易学与阳明心学很有研究，是贵州明清仕林的杰出代表之一。人说“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知县到任时，本县各级官员、文书、差役按“本行业潜规则”都得给孝敬费、沟通费与见面礼。孙濂一一拒绝，均不取。同时严整吏治，规定办事人员不许苛求，不许“吃拿卡要”。 这一另类做官方法，顿时让孙知县“下车数日，廉名达于四境”，颇与当今陈书记类似，任期不到三月，颂声鹊起。人们纷纷感觉，这次来的与前任有点儿不一样。孙知县的办案水平，达到“听断如神”，让民冤得申，恶人受罚，时日一长，“几于无讼，有讼庭花落之趣”。意思是几年以后，盐亭县社会风气得到净化，坏人不敢作恶，便没人去打官司了，弄得审判厅都闲静听花落。
故去盐时，全县自发来送行的百姓依依不舍，里三层外三层“送者塞道”。 孙濂临别感喟，挥毫泼墨，有“渺茫天意催迁客，醇厚民风爱腐官”之诗句留存。孙濂后来升为四川很重要的成绵道台，道台相当于今天副省长的级别，为从三品或正四品，这对他的政绩是一个绝对的肯定。
当官当到这个境界，还用得着再说什么呢？
*
闲人在本文从“政绩类型”三分法阐述官员类型。其实历史上对好官一般是二分法：一为循吏；二为清流。区别在于史上二分法首重官员个性与行政风格，是在分人；闲人三分法着重官员政绩类别，是在分事。
张居正说：“这当官呀，有多种当法。有的人冲虚淡薄、谦谦有礼，遇事三省其身，虽不肯与邪恶沆瀣一气，却也不敢革故鼎新、勇创新局，此种人是清流，眼中的第一要务是个人名器，其次才是朝廷社稷；还有一种人，大瑜小庇，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让人家一揪一个准，但是他们心存朝廷，做事不畏权贵、不必祸咎，不阿谀奉上，不饰伪欺君，这种官员叫循吏。”一句话，循吏多做，清流多说。故张居正说“宁为循史，不做清流”。并不是说清流就不好，清流一般人品好，往往骨骼清奇,思想灿烂，文化修养高，为人所钦佩。用得好者，常为谏臣，监督帝王大臣的行为，有树立纲常，拨乱反正之效，例如魏征。而行政长官就要用循吏，我们看到一部份官员，个人也并不贪腐，好人一个，却也不敢做事，终其一职，平平淡淡混日子。这就是清流官员占了循吏的位置。
循吏敢于做事与治吏，治吏当然就要得罪人，特别是得罪同仁。但治吏的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形象，最终有益于百姓。循吏必须是有政绩的，其政绩与努力方向主要就是为闲人本贴所倡之：GDP、文化、维稳这三种类型。
假若当官为宦，你，是循吏吗？
2012-11-20
------------------------------本文终结，感谢临贴，谢谢鉴赏！-------------------------------------------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客户端下载
发表于 2012-11-21 11:54
楼主
发表于 2012-12-4 1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