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她都是知青子女,结了婚,生了女儿,后来离婚了。离婚的原因很偶然,发生了一点矛盾,吵着吵着就当了真,偏偏他又是个极内向的人,不会哄也不会骗,就这样一直别扭,直到办了离婚手续。离婚后她带着女儿住父母留给她的一套一居室里。这期间,她在一家超市做营业员,他开出租车。每个周末,他都来看一次女儿,捎带着帮她做点粗重活。离婚3年,他和她都没有再找另一半,亲戚朋友都说,好好的离什么婚呢。 那个星期六,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来看女儿,她有点奇怪,女儿吵着要爸爸,她便往他家打了个电话,结果却是晴天霹雳,他肝坏死,已经昏迷住院。她一下懵了,深一脚浅一脚往医院赶。医生的话简单得像一根冰条直戳人心:必须进行肝移植,否则就没救了。手术费要20万元。他和她的父母都是返城的上海知青,家底很薄,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一切从简。20万,无疑是天文数字。她眼看着他父母含着泪在医院的通知单签下了“放弃”的字样。 她睁了一夜的眼,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医院,找到医生说,她卖房子筹手术费,赶紧帮他联系肝源。接着到房产中介所将房子挂牌出售。消息一传出去,大家都呆了,要好的小姐妹纷纷来劝她:“卖了房子你住哪里?”“他要是救不过来,你岂不是人财两空?”“他父母都放弃了,你还出什么头?”房子卖了。因为卖得急,比市价低了好几万,她唯一的要求是要现金,一次付清。拿到钱她就往医院赶。他躺在病床上,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轻轻拍着他的手:“我们复婚。”有人说,女人真傻,都快死的人了,能出钱救他,已经仁至义尽,还复什么婚呢? 婚也复了。因为情况特殊,民政局的人来医院帮他们现场办理了复婚手续。没有鲜花也没有仪式,他还是躺在病床上,唯一有点喜气的,是床头柜上几包婚礼奶糖。肝源在最后期限前找到了,一切都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做完手术医生说,再晚两天,即使有肝源,也救不活他了。为了多挣钱,除了他动手术那天她请了一次假,其余时间都照常上班,一天也不曾落下。好在上海的商场都是做一天歇一天,她也没耽误去医院照顾他。 手术一个星期后,他脱离了危险。得知这个消息,她松了口气,腿一软就坐到了地上。医院的病友们捐了点款,派了代表送到她家去。她正在收拾东西,因为家境本来就不太好,再加上他的病,小小的房子里简直四壁空空,地上摆着几只装电器的大纸箱,她就往箱子里一一放被褥、衣物、日用品。大家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这几天光顾着忙他的事,都忘记新房主快要来收拾房子了,这不,收拾收拾准备搬家呢。有人问她:没了房子,以后怎么办呢?她笑笑:先租房子,只要人好了,总会有办法的。有人试探着问:你想过没有,万一他救不过来,怎么办呢?她沉默了半天,才答:看到他父母都放弃他了,我心疼得受不了,我再不管他,谁来管?他才35岁啊! 有人在门边发现了一个鞋架,原木的颜色,四层高,还有个放雨伞的托子,既实用又拙朴有趣,就问她:是在哪儿买的,蛮合用。说着指点着家里的东西,女儿的小自行车是他买的,钉在墙上的杂物架也是他做的,桌子上漆成彩色的储蓄罐,也是他亲手做的。鞋架上放着三双拖鞋,一双男式的,一大一小两双女式的。他们明明是离了婚的,然而他的影子在她家里,却无处不在。 挺过复杂的排异反应,他慢慢好起来了。住院的时间久了,病房里的几个病友熟悉得像好朋友一样。趁她不在,大家开他的玩笑:“你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福气,有这样的老婆。”有人问他:“她带着个孩子,找对象不容易,你却不一样,离婚三年多,你怎么就没想到再找一个?”他不擅言辞,好久才憨笑着挤出一句话来:“我当时就想,等她找了,我再找。”有个外地病友感叹:“都说上海女人精明,会算计,我看不全是。这样实心眼的女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呢。” 她来的时候,总是捧着一个大号的保温桶,母鸡汤是补身体的,黑鱼汤是收刀口的,汤里漂几粒红艳艳的枸杞,煞是好看。她舀一匙送到他嘴边:“快,趁热喝。”他抚着她的手:“你也喝,看你,瘦了多少了。”她拗不过他,便喝了一口。每到这时,满病房的人都放轻了动作,那些琐碎的喁喁细语,像月光泻地,把整个病房都照得温馨起来。每个人对爱都有不同的诠释,她的最简单,因为她心疼他。她和他是同林鸟,所以,大难来的时候,她拽住了他的手,没有独自飞。 朋友住院,我去看望她,这个故事,是在上海华山医院里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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