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征文】一张照片的故事
兰州晚报记者 穆珺 陈相霖在北川救援 新华社记者李刚摄
这张照片是新华社记者李刚,在5·12大地震中拍摄“军人在北川救灾组图”的最早照片之一,并于2008年5月14日刊发在新华网上。照片上这个面容清瘦、浑身泥水抬着伤者的武警是我的儿子陈相霖,他是武警成都指挥学院06级的学员。但我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时,我并不敢确定就是他。
地震发生的当天晚上11点,我接到儿子从学院发来的信息:“妈妈:我们已从学院出发,去救援了,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随后的三天,我和他失去了联系。正如当时人们无法知道地震灾区的情况一样,我也不知道儿子到哪里去救援了,他哪儿是个什么情况。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没有关掉电视,这也是我当时能获得有关地震灾区消息的唯一途径。
随着电视传出越来越多令人惊魂的灾难场面,让我更加牵挂在一线救援的儿子。5月14日早上,当我在办公室里打开电脑,想看看灾区最新动态时,新华网“军人在北川救灾组图”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张一张地翻阅着,翻到第五张时,总觉得照片正中脸上、身上都是泥水的军人就是我的儿子。但是过于消瘦的他,让我不敢确定。我记下了网址,晚上回家再次打开这张照片,想让丈夫再仔细辨认一下。
“这哪里是儿子,你儿子有这么大的眼睛吗?我看你是想儿子都快想疯了!”丈夫的话更加让我不敢确认自己的儿子。“儿子的眼睛是没有这么大,但是他那高高的英俊鼻梁还真有点儿像。而且,你看他的服装也是武警的服装,我看就是他。”虽然心里没有底,但嘴上还是和丈夫辩论着,心里期望着就是他。然后,整个一个晚上,我都将电视的遥控板握在手上,查找每一个播有地震消息的电视台,仔细搜索着儿子的身影,好多次我似乎都看到了他,但画面一闪又不见了。每天下班回到家,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看着电视,一边伤心、难过,一边牵挂着正在灾区救援的儿子相霖。
5月16日中午,电话响了。听筒里传来儿子低沉、沙哑的声音,他告诉我,他在北川,前几天因为通讯中断,没法和家里联系。我急切地想知道他哪儿的情况,但他只简短地
说:“灾区情况非常严重,死了很多人,我现在在北川一中参加救援,一切还好。妈,你不要担心,我先挂了,有空再和你联系。”
紧张、短促的通话间,我早已忘了告诉他在网上看到的那张像他的照片。后来在我们多次的通话中,我都忘记给他说这事。每次他都简单说几句类似报平安的话,很少再提及其它的事,我也不敢多问。因为,我每天从电视上获悉的北川消息,足以能够判断他所面临的困难和考验。后来,我才知道,在北川救援的前半个月,相霖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吃过一顿热饭。饿了、渴了,他们就在地上捡拾一些空投下来的方便食品;他们冒着余震抢救伤者,掩埋逝者,安慰生者。有些尸体被挖出时,已经腐烂,无法收敛,他们只能用工具扎破,让水流掉,才能抬起;为了救出一位老奶奶,在泥石流追逐的脚步中,他们和死神赛跑,但始终没有放下门板上的老人。惨烈、悲伤的场面并没有让他们却步,这些在我这个妈妈眼中还是些大男孩的军人们,在灾难中,用自己还不怎么健壮成熟的身体在努力地分担的多一些,更多一些。
一直到他们部队撤到雷鼓镇时,我才想起了那张照片的事。无论我怎样描述,他都说,这样的场景很多,也许是吧!作为记者,职业的敏感促使我想要知道灾区和他们救援更多的情况,编辑部也想通过在一线的他,得到更为直观的新闻。我刚一开口,他立刻拒绝:“千万别写我,没什么值得写的,这里有十万大军在救援呢!”
5·12地震发生前的前一个月,相霖和他的同学们刚刚从川北高原执行任务回来,还没来得及休整,所以,照片上的他显得又黑又瘦。他们是最先到达灾区参加救援的部队,也是最后一批撤回来的。在灾区一百多天里,他们参与救援、设卡防控,守水库、守电站、当警卫,最后还参加了在灾区奥云火炬的安保任务。
9月1日,他回到学校后,才确定了网上的那张照片就是他。我赶忙将它下载下来,但因为网上照片像素低,洗出来太小了。后来,我的同事王洪山知道,我非常想得到儿子的这张珍贵照片,他通过在新华社工作的姐夫,找到了拍摄这张照片的李刚,将这一事情告诉了他。随后,李刚给我传来了这张照片。5·12虽然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伤痛,但是,看到在这痛彻心骨磨砺之下渐渐长大、成熟的儿子,看到经受了严峻考验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军人,我心中涌动起一股温流,一股新的力量。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将这张照片放大,洗了一张,摆放在家里。我知道,这是儿子成长中值得记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