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队上前后共下过三批知青。第一批知青是成都来的,他们60年代下到西昌袁家山农场,农场垮台后,这些知青就分到了红旗公社,其中有七人分到了红卫五队。我下乡时只剩下两人,其他人都以各种原因、各种办法跑回成都或其他地方了。剩下两人中,一个叫黄祖群,家庭出身是小商人,已经和队上的村姑刘能美结婚,这时已经有了一个一岁多大的小女孩,算是正儿八经扎根农村。后来知青大返城时,据说是招到了西昌市五金公司,这个五金公司也在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中垮台了。另一个叫汪老五(本名记不起了),父亲是国民党小军官。小个子,络腮胡,长相敦笃,他正在和红旗公社焦家八队的一个名叫陈明凤的成都女知青在耍朋友,也在想尽各种办法回成都,已经不参加队上的劳动了,最后在75年3月以病残处理为名双双回了成都。1976年10月我因招工问题与家里赌气和兴胜公社江管大队的成都知青周明镜跑到成都,还曾在猛追湾体育场看八一篮球队比赛散场时见过他一面。
老知青们说当时动员他们到西昌、下农村,报告人的动听词句是“拖拉机烂在田里面没有人开”,每当这两个老知青说这话,队上的农民就不高兴,认为是在贬低农民,农民们对人、事、话都很敏感,很爱正话反听,正事反想。讲起在农场时的艰苦事情,黄祖群说起一则笑话:一天中午吃饭时,一个知青对炊事员打的饭菜少不满时,汪老五(当时是伙食团事务长)就来教育他说‘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树皮,比起红军来,你已经幸福得很了’。当时这个知青就反唇相讥,说‘红军长征时,哪有你这么胖的事务长呢’?在场的知青哄堂大笑,整得汪老五很不自在。汪老五还自学了木匠手艺,曾经用以工换木料的办法,给我家做了一个平柜和一个碗柜,做得还挺精致、艺术。在这件事情上,农民又不得不佩服,说汪老五是“天木匠”,意思是没有拜任何师傅,自学成才。
第二批知青是1973年8月下放的是三个西昌最牛比的央企四一零厂(后来叫西昌新钢业公司)男知青马骋、向金海、徐先秋,加我哥共四人,我哥1975年8月招到岔河林场当工人。三个四一零男知青则在1976年底招到本厂靠海河边的水泥厂当工人。
1974年8月下放的是第三批,都是自己联系下来的,两个女知青马华(其母是西昌搬运社会计)、彭雪峰,加我共三人。我们是在1976年底招工(我是到西昌地区建筑公司第一公司,当然最后我没去报到,这是后话。马华是到五冶)、招生(彭雪峰招到了四川医学院)而最后离开了农村。
农民对知青的态度有一个先热后冷的过程。成都知青来时农民说当时各队都抢到要,我队专门修了七间房子,每人一间。(我们下来时就是住的这个房子,原来的成都知青已经离开腾空了)。把他们当亲人看待,又送菜,又帮着种田。有一个善良的徐姓“小芳”式姑娘爱上了其中一个知青,又为他煮饭、洗衣,做了很多事,但最后他还是跑得无影踪,我下乡时都没有见到过。而这个徐姑娘是在1976年约23、24岁才出嫁到太和路西昌农职中(今航天学校)旁的那个生产队,这在当年农村来说已经是妥妥的老姑娘了。汪老五一走,农民说他“不出天良,坏求的”,意思是说没有报答农民就跑了。第二批下来,我哥和向金海比较肯劳动,又和农民打得拢堆,也帮农民做了不少好事,影响要好些。我哥由于和队上的大姓同姓,俨然一家,队长曾请我们吃过一次饭,而现在还没有返还“人情”(比如帮忙搞点木料之类的),就要走了,于是认为“白啦啦的划不来”。所以对知青就逐渐冷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