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王孙的祖上在秦破赵国后，被移民于蜀地。当时，卓氏、程郑之所以“俱居临邛”而致富,除了赵、蜀两地相似相融的文化“属性”,蜀地良好的商业土壤与营商环境之外，主要还是得益于秦在蜀地实行设置铁官，鼓励民间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政策，“私营冶铁业者可以开采铁矿，冶铸铁器与倾销铁器，但需要向官府纳税。《史记·食货志》记载秦‘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而这样高的税收，一般民户是无法承担的，秦政府就将冶铁与开采铁矿的权力交予大承包商，如蜀郡卓氏、程郑。”
到了西汉初期，面临战乱之后凋敝的社会经济，汉王朝为了恢复国力，积极推行道家“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废除各种关口和桥梁的通过税，“驰山泽之禁”，大力发展工商业，放任民间经济自由生长，甚至还允许私人铸造货币。正是这种宽松的社会政治与政策环境，最终成就了卓氏的二次创业。
到了汉武帝登基以后，已然强盛的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面逐渐发生调整与变化。一是在建元五年(前136年)前后，立足于强化“大一统”的国家管理体系，削弱外戚与权贵富商对政治经济的操控，大力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思想逐渐退出社会文化主流，“无为而治”的国家治理政策被“外儒内法”所取代。这一变革直接影响了中国以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走向。
二是元狩四年(前119年)，扩大算缗令，对商人征收额外的税费，限制商人的发展与对田地的豪取；元鼎二年(前115年)，朝廷在各地设立均输官，以抑制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实质上是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回归。
三是元狩五年(前118年)推行五铢钱，元鼎四年(前113年)，全面停止使用郡国所铸之钱即“私钱”，把货币的发行权统一收归中央朝廷。
四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实行盐铁专营，不再允许私人贩盐冶铁；元封元年(前110年)又设立平准官，实行贱收贵抛，遏制商人牟取暴利，这种官营国有的商业政策在始元六年(前81年)的“盐铁会议”后得到了一定收缩，但是，以盐铁国营均输平准为主的政策却得以承续。在汉武帝政治经济的改革之下，卓王孙的冶铁、贸易，特别是冶铜铸币产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根据《汉书·货殖传》“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的记载，卓王孙家族大概在汉成帝、汉哀帝之前就逐渐衰落了。
不过，卓氏尤其是卓王孙的创业与富埒王侯及影响之下，众多士农工商的精英与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蜀地，又加快推动着临邛、成都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经济中心城市。
而冶铸及其拉动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又培养了大批优秀工匠、手工业者和商贸从业人员，加之蜀地相对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孕育了两百年后邛窑的出现以及商贸的持续繁荣，也有了后来“临邛自古称繁庶”和“扬一益二”的美誉。
卓氏与卓王孙独到的商业智慧和敢为人先、不怕艰辛、大胆求新、开放兼容、顺势而为的精神成为了邛商乃至蜀商文化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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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22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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