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关于“李少莉”“刘红英”的文章方兴未艾。有人说他们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当代版。当下,经历三年疫情之后,很多人因为失业、病困、偿贷等压力,生活已经惨不忍睹。
然而,作为疫情发言人的李少莉和刘红英,一个因佩戴疑似3万元的耳钉和几千元的丝巾,被称为“豪门官员”;一个因“错过女儿18岁成人礼”而哽咽,被讥讽为“矫情社区主任”。
他们身为公职人员,其言行举止,代表的是官方形象,然而从他们身上,社会大众没有感觉到“人民公仆”的亲切,而是感觉到了“辣眼睛”的对立,而李少莉、刘红英也被网友们称为“朱门式”干部。
“朱门式”干部的“画像”
曾经有这么一个时期,各行各业都是大量的工农干部,他们从战争年代走过来,吃尽了苦,受尽了磨砺,虽然文化不高,有的甚至没念过一天书,但他们无论是工作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都深受百姓的爱戴。他们是这样的一批人,假如老百姓穿粗布衣,干部也跟着穿,假如百姓缺衣少食,他们会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衣食送给百姓。
而如今,一边是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另一边是一些干部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这些人就是当今“朱门式”干部。前一阵子,电影《隐入烟尘》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影片的故事告诉我们,小人物命运的不幸,你都不可想象。很多人由此联想到当今社会的种种现象,联想到自己和亲人。与影片中的主人翁发生了巨大的共情。
社会现实的反差,让网民对干部的行为极为敏感,很多干部也因此而落马。鉴于互联网时代社会舆情的特殊性,很多地方出于爱护干部,对公职人员的形象提出过要求。宁波市就曾出台过21条“微约束”,从“三观”,即“信念关”“言论关”“行为关”,三个方面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约束干部,这“21条”就是给“朱门式”干部的自画像。
一代文儒郭沫若曾经说过:“衣服是文化的象征,衣服是思想的形象。”对于干部的形象,网民们不可能像宁波的“21”那样细微精致的了解,只能“以貌取人”,向来“眼见为实”是普罗大众判断是非的标准,看一个干部是否“人民公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言行举止和穿衣打扮来衡量。
“朱门式”干部为何会越来越多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干部开始讲究起衣食住行来。一部《人民的名义》,道尽了现代干部穿衣精髓,有人将之称为当代的“官场新衣”,因为看似普通的衣裳,其背后的价格往往不菲。还有,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曾经有一段时间,公款吃喝大肆流行。一些当干部与人吃饭,他们会说“今天我签单”,吃过了饭还会说“我派车送”。
中国社会里,向来有同情弱者的传统。当然,物质条件好了,人民的生活极大改善,你也不能让干部还装穷。革命年代的干部,在民众眼里一直是“劳苦大众”的代言人,你那些保留在红色展览馆的旧衣服,哪一个不是补丁补了又补,哪一个不是洗得褪了色。
而现在,比如李少莉,光一对耳钉就值好几万,还有刘红英,没有参加孩子18岁的成人礼,让她伤心动情。你还能说他们代表“劳苦大众”吗?疫情发布会上,面对的是千百万疫情中受苦煎熬的民众。他们发言时的音容举止,简直与民众心中的“劳苦大众”代表截然反向。
其实,李少莉、刘红英也不是个例。你看新闻里,一些干部下乡调研,或者去一线检查视察,要么是身前身后围着一大批穿着讲究的人;要么是一大群穿着讲究的人,围着一个浑身泥水、皮肤粗糙的工人或农民,他们颐指气使,他们指指点点,而那个工人或农民怯生生地看着他们,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媒体报道的当代“焦裕禄式”干部——蒋仁坤的事迹。2014年,时任贵州晴隆县委书记的姜仁坤到农村实地调研扶贫工作时,秘书看到老乡拿出来的凳子上落满了灰尘,想用纸巾擦一擦,被姜仁坤给制止了,然后他一屁股就坐了下去。
事后,他告诫来调研的干部:不擦,我们脏的只是裤子。擦了,伤的是老乡的心。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迅速拉近了与贫困户之间的距离。然而这位好书记,2016年因突发心脏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他们也太累太累,因为他们心里不仅装着老百姓,还要与越来越多的李少莉们为伍,他们成了逆行者。
那么,为何“朱门式”干部越来越多呢?我想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有些干部出身确实好。很多干部,特别是一些年轻干部,要么是官二代,要么是富二代,真正的寒门贵子其实很少。
二是现在干部的待遇确实不错。尽管很多体制内的人抱怨“太累了,要辞职”,但真正付诸行动的很少。究其原因,干部这个行业,比起那些“996”和“007”工作的辛苦,他们可以有正常的节假日,疫情期间,他们隔离在家,照样发工资。他们不用担心因效益不好而失业。
此外,个别干部还有“特殊待遇”,比如现在一些正处级以上干部,甚至县区的个别科局级干部,基本上花不到自己工资卡里的钱。一般干部还有单位大食堂,每天十几元的伙食标准,比社会饭店四五十元的饭菜还要好。
三是随着物资生活的普遍提升,一些干部着意讲究吃穿,我就见过这样的干部,他们穿衣都是量身定做,其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四是有些干部刻意提升“形象”,离“人民公仆”的标准越来越远。干部下基层调研,被基层陪同的人围着,老百姓很难接近。偶尔见了一两个老百姓,也被他们吓得不敢乱说话,更别说得到真实情况了。还有些干部,一见到摄像机或者对着记者的镜头,还故意摆个pose,打起官腔。
“朱门式”干部危害极大
在古代,朝廷为了避免官员在穿衣上,与百姓拉开距离,对官员的穿戴都有要求,比如明代就规定不同的场合要穿不同的衣服。因此古代清明的官员,都有微服私访的习惯。
比起古代官员,早期我们的干部也很注意在群众中的形象。解放战争渡江战役时,上级发动各级指战员到老百姓家里去寻求支援,同时,宣布了三条纪律:(1)不能强求,而且说话要和气。(2)不能穿新衣服去。(3)到了老百姓家里,他们让座时,不准擦凳子。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竟然连这么小的细节都能考虑到,老百姓怎么能不信任他们?
可今天有些人的思想已经变了,他们高高在上,富贵逼人。他们做的、想的,都和普通群众不在一个频道上了。
正如有网友嘲讽刘红英那样:“我在担心明天没米下锅,你却在抱怨不能按时吃燕窝”,“许多人错过了和亲朋好友的生离死别,你却在为错过女儿的成人礼而哽咽”。他们已经让群众觉得和群众不再是一路人了,而是“你悲伤着你的悲伤,我快乐着我的快乐”。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强调要不忘初心,可有的人忘了,他们已经成了“朱门”,完全脱离了人间疾苦,脚下不沾泥土,自然沉淀不下群众的感情。言行举止代表作风,今后,如不及时杀出这股风气,如不注意改变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形象,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网红”官员被曝出,社会矛盾也会越来越激烈。
本文作者李鑫淼,源自公众号“思想者札记”(ID:SXZzh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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