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考古发掘古张若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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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考古发掘古张若城遗址
                                                                                       凡丁
       在西河西边、西桥以北约1500米的西江村和喻坎村交界处，有一道宽阔的黄泥埂子形成的土坡，由西向东直至西河中心，如悬崖峭壁般直插水中，稍上的回龙潭河水瀑布般哗啦啦地落入西河中，形成一汪碧绿的水潭，此即回龙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尚是年青人进行跳水比赛的天然跳台。此道黄泥埂子，被当地人称为：王墩子 或 黄泥巴墩墩。
     《直插河中的黄泥粘土夹石北城墙》（拍摄：唐文栋）          
       查阅
       邛崃水利专家王文彬《邛崃境内河道的变迁及其防治》一文：“明末清初，东河从‘王沱’处决口，故西河的形成，是因䢺江洪水将右岸尖山子山伸出的一条黄泥粘土夹石埂冲断，才使得䢺江水流到石灰包入南河。现在，右岸毛堰（现君平广场），左岸王墩子（即黄泥巴墩）两岸对称，均有此岩层裸露，才使得䢺江水流到石灰包入南河。”
       根据该文说：“两岸对称，均有此岩层裸露”分析，过去，人们将“黄泥巴墩墩”视为山的余脉。虽然建国以来修路，多次将此墩削平拓宽，仍显高垠突出。
       当地人老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个“墩墩”上是黄泥巴，“墩礅”两边却是灰黑色的沙壤土？为什么“黄泥巴墩墩”和以西的黄泥台地同样是黄土，但“墩墩”上的黄土初垦时异常坚实而干硬？又为什么所种同类农作物，与两边沙地和西边黄泥台地比较，其长势和产量明显悬殊？以至政府对这部分土地实行免征公粮？

       以上困扰当地村民的疑问，总算有了合理的解释。
       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2011年前后，有挖沙船在此段西河中进行挖沙作业，接踵而至地出现奇怪的现象：河床上断断续续地出现了经人工夯实成带状的黄泥层，上游抵达“黄泥巴墩”切入河心之处，下游则正对“尖山子”邛窑遗址。再往下因近西桥为禁采区，挖沙作业被迫停止。
       当时我正在写《古临邛城位置变迁探析》一文，凭所收集到历代对“卓王孙宅”和“文君井”与临邛城之间距离的纪录看，其年代越早，文君井距离越远，年代越靠后，文君井距离越近，乃至最早在“城南五里”的文君井，逐渐缩短至“城南二里”，清代又“走”到了“南正街左”推测，历史上的临邛城共有三座，即秦筑张若城、西汉筑公孙述城、明代筑临邛城。而秦筑张若城，位置应当靠进山边。
       于是我去西江村和喻坎村实地调查，当了解到不久前挖沙船在此段西河进行挖沙作业出现的情况后，我将张若城位置的推论联系起来，认为“黄泥巴墩”应当是秦筑临邛城的北城墙遗迹，而且当时保存较为完整，悬在河中的部分，还被当地人视为一道奇观。
       我又在河坎之下观察到南城墙的地下部分，但未见地面有凸起，最大的可能是早年间被“尖山子”处的邛窑作为陶瓷原料取用。而西城墙靠近取土后开出的台地，经历代开发，已被垦为农田或建为房屋。
       至于王文彬当年考查：“右岸毛堰（现君平广场南），左岸王墩子（即黄泥巴墩）两岸对称，均有此岩层裸露”的记载，笔者推论：秦筑张若城北城墙，与西汉所筑公孙城南城墙平齐，两城间距仅隔一道护城河，筑城墙使用的材料，均为“黄泥粘土夹石”，而且两座城池都是方城。

       关于张若城的护城河
     “城池”一词中的“城”指城墙，“池”指城门前的护城河，由于水深而称池，合称城池，具有军事防御功能。如果城墙修得不高，池较浅的话，当发生战争时可能发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连带后果。故先秦时期所筑的张若城“高五丈（秦制，约合12米），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栏。”
       张若城北护城河，在“黄泥巴墩”北侧的喻坎，小地名：回龙潭。清代地图标注为回龙潭河，此河水近年枯竭。早年水源引自茶园乡的䢺江段，绕过张若城东边后，在石灰包的两河口合南河。此护城河在明末清初东河淤塞后改道经此，成为今称的西河。西护城河则是石河子，在青石桥处入南河。
       回龙潭河水面宽阔且深，北城墙一段护城河，民国时期仍然宽达十余丈，水最深处达两篙竿以上，鱼有板凳长。当地人将这段河流和西河中的潭，共称为：回龙潭。源自一个与“龙拱山”和“定觉寺”有关的民间传说。
       相传
       从桑园到石坡路旁的“定觉寺”大殿柱上，盘绕着一对木雕的龙，由于雕刻生动，在和尚们每日的颂经声中渐渐有了灵性。有一次小和尚打扫卫生时，挥动的扫帚惊跑了一条柱上的龙，逃跑的龙在途中翻滚出一段山体，后被叫作“龙拱山”；寺中长老追赶到喻坎，方才用拂尘将龙挡回，原本是秦筑临邛城北之护城河，遂被叫做：回龙潭。
       逃跑的龙被长老赶回后，用钉子将两条龙的四脚钉住，于是“定觉寺”便称为“钉脚寺”了。
     “龙拱山”上后来建起一座庙，取名：龙拱山庙，附近还有一座龙伏寺。
       龙拱山庙建制像城隍庙，占地面积十余亩，两侧粉壁上各有四幅面积约4乘3米（12平米）的墨画，画面简练，有佛像、菩萨、神仙、人物、飞天、云朵，具有敦煌莫高窟风格。另外有《西游记》题材的壁画，还有像唐卡的。
       十殿两边塑有比真人略高的人物，有手持哨棒的皂隶、怀抱笏板的大臣，中间地面是地狱中各种刑罚的恐怖场景，后殿是阎王、判官及诸鬼神形象，俨然一座城隍庙。
       山门前有戏台一座，庙会时上演川戏。该庙毁于土改时期，今庙在原址复建，山门前尚存残破石獅一对。
      《此残存北城墙曾经当成跳水跳台》（拍摄：董伟）
          

      《被筑进城墙内的陶片》（拍摄：董伟）
      

       笔者认为
       张若城建于公元前235年，是历史明确记载“巴蜀地区最早的四大古城”之一，（另三座在今重庆市、成都市和郫都区。）其古老建城年代，在全国范围内亦为数不多，况且秦筑张若城乃成都城的拱卫，其历史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为了体现邛崃历史的厚重，并防止古张若城遗址彻底消失在迅猛发展的当今市政建设中，利用其为文化旅游服务，建议邛崃市文物局对张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保存！！！
                                                                                                                                           2021/6/13

附录
临邛古城位置变迁探析
凡 丁  唐文栋
无论是古临邛土著先民的后裔，还是来至五湖四海的移民后代们，无不热爱和依恋这片土地，但是当我们追本溯源发思古之幽情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对脚下这片土地却既感到熟悉，同时又感到陌生。
热衷研究文君文化的人，可能会对以下记载产生困惑：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卓王孙宅在州南五里。”
宋.《太平环宇记》说得更具体：“卓王孙宅在州南五里，基方十里，耕者往往得铜钱。”
清康熙《邛州志》补记：“在州南旧县中有卓氏钱瓮。明初城中掘出，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宏腹，脚有籀文（注），明时掘地得二瓮，皆贮五铢钱，乃卓氏宅址。州人因建亭以藏之，名瓮亭。”
清.嘉庆《邛州直隶州》又说：“瓮亭（卓王孙宅）在州西。”
《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二《嘉定州•文君井》载：文君井“在临邛县南二里，即卓文君当垆，司马相如涤器处。”
《大清一统志》卷三一零《邛州》“文君井”注：“在州东街左，相传卓文君当垆处。”
清.康熙《直隶邛州府志》街巷条目记载：“文君巷，南正街左，横通文君井至新贤街。”
民国《邛崃县志》疆土志又载：“（宁）缃案：（邛崃）县治即秦时蜀守张若城临邛城故地也。临邛者，南临邛崍大山也。此时郡县未定，临邛疆土奄有（包括）今崇（庆）新（津）灌（县）及大邑之地，与汉晋临邛县殊。”
……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按说文君井与卓王孙宅，本应是临邛镇的坐标性园林遗址，但以上那些记载，乍一看却令人摸不着头脑，读者如果不想刻意回避的话，又很容易走进一条死胡同。
到底是古人记错了？还是因城市的变迁使我们的理解错乱？抑或我们的认知有局限性？现代的临邛城，仍然在秦汉时期临邛城的老地方吗？
笔者带着这些困惑，参阅了能得到的从秦汉到新中国时期相关记载和文献资料，并结合初步实地考查，推测历史上的临邛城有过两次东迁，现今的临邛城已是第三代。第一代：秦筑张若城；第二代：西汉公孙述筑公孙城；第三代：明清筑临邛城，即原临邛镇。（笔者为了叙述方便，权且这样分别称谓）而且这三座不同时期的临邛城，各在各自的位置上。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司马错伐蜀灭巴，待巴蜀初定后，秦惠文王又在更元十四年（公元前311年）派张若修筑临邛城，之后临邛城在二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频遭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这座古城几度空废，有些重要的历史缺乏完整的记载，以至这座曾经向东、向南移动了两次的古城，让先来后到的广大移民及其后裔们，因失却一些邛崃城市发展史上珍贵的片段而无法连接，如再不及时发掘整理，恐怕将永远消失在人们的回顾之中。

秦筑张若城在西河西边
推测张若城的位置在西桥西头以北，包括半边西河在内靠近山边的平坦地带，推理有三：
1、两千三百年前张若修筑临邛城时并无西河，现在俗称的西河，是发源于大邑境内的䢺江流入邛崃境内的一段。有史料显示：“县城之北，有䢺水由䢺坝流来，即《汉志》三仆干水也，水源仆布，故又名布仆。”
民国《邛崃县志》载：历史上的䢺江“正流南至邛崃王沱东拐，经泉水河，在灌溪堰处注入南河，别为县之东河。明末清初东河淤塞，此水遂由石灰包入南河，是为西河。”
“经考，东河故道，地层砂砾，地下水丰富，水位较高，自然流出地表，原来桑园、拱辰、东安、宝林有近3万亩农田基本上靠司马堰、马蹄堰、蜚虹堰等15道泉函堰灌溉。1977年桑园、拱辰、东安在桑园故道挖沉井，曾发现有地下水流劲，并挖出鱼虾和螃蟹……”
而“西河的形成，是因䢺江洪水将右岸尖山子山伸出的一条黄泥粘土夹石埂（按：应是土城墙）冲断，现在，右岸毛堰，左岸王墩子（按：即黄泥巴墩墩）两岸对称，均有此岩层裸露，才使得䢺江水流到石灰包入南河”
（以上引自水利专家王文彬：《邛崃境内河道的变迁及其防治》一文）
这段补记虽然清楚，但因明末清初有近半个世纪的战乱，根据清康熙《邛州志》第3卷乡里条目记载：邛州“惨遭逆贼张献忠屠戮，人民死蓰，仅存遗孑数十人家。”所以东河改道西河究竟发生在哪年哪月哪日，邛州史料无考，后来的大多数移民多知西河而鲜知东河也不奇怪。
笔者2013年6月11日采访到拱辰乡三好社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也说“祖祖辈辈相传，很久以前，这儿原本没有西河，只是有一条沟，跳都跳得过去。”
从以上资料推断：秦时并无西河，张若要筑的临邛城是在东河以西、南河以北、西北面是山的一处扇形的平原上。
2、秦筑临邛城的目的，是为了镇慑当时的邛、笮、䢺等少数民族方国，而张若需要筑城防卫的地方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地理上并无天堑可凭，这样的地形要防卫好，城池的选址应当越靠近山边隘口越好，退一步则四面受敌。
3、据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18年）意欲伐楚时，司马错力主：“蜀有杰、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供兵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
可见秦筑临邛城还有一个目的：即利用离楚僻远的川西临邛（当时的临邛县包括现在的蒲江、大邑、崇州、新津）境内当时宽阔的水域秘密训练水军伺机伐楚。
而西边的马湖和北边的王泗，是众多水军基地中的两个，与临邛城之间恰好可以形成互相呼应的犄角之势。
但是
临邛城守军需要抵挡住西北方的䢺国 和 西向山地的邛都国两个方国势力。所以当时临邛城的位置，也应当在靠近山边隘口的地方。
4、晋.常璩《华阳国志》载：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栏。”不难想象这座城池当时的宏伟规模和特殊功能。
从城墙“上皆有屋”可知，张若城应是半土半木结构，下半裁为土城，内城墙下有“下仓”，土城墙之上建有“上屋、观楼、射栏”，总高度是5丈。（以上皆为秦制，而秦制1尺约合23.1cm，下同。）
有了以上思维和推理后，为了找寻佐证和依据，笔者特地分别于2013年5月16日、20日、24日，以及后来多次前往西河乡西江村和白鹤乡鹤鸣村，走访了数位村民并进行实地查考，发现了疑似的张若城重要迹象，继而推测张若城城墙的大体位置在：距西桥约500米处以北，包括西江村3、4、5组及喻坎村1组（部分）的区域内。
东西两侧的护城河至南河石灰包处交汇范围包括：华夏景园、邛崃水务公司和白鹤乡鹤呜村15组（部分）。
城墙基础呈长方形，东线在西河中心，南起距西桥约500米处，北至“黄泥巴墩”（地名，城墙遗址）止，南北长约2里；西线靠山边台地，从尖山子（注）起至“黄泥巴墩”止，南北亦长约2里；南线从西河心至尖山子，东西长约1里；北线为“黄泥巴墩”至河心，东西长约1里。（以上均为目测）用现今长度标准和未统一前的秦制长度（注）比，与“城周六里”的记载大体相符合。
此推论有以下根据：
（1、）5月16日那天正值西河枯水，经村民指点，河中心有前两年因挖取沙石后裸露出来呈带状分布的黄泥层，宽处达十余丈，深不知底，与砂石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当地村民皆不知其所以然。
经实地勘查后发现，其黄泥质地纯净紧密、粘性很强，明显经过人工夯实，裸露部分经过数年的河水浸泡，有的地方仍像壁立的岩石深插水中未垮塌，特别是“黄泥巴墩”悬河崖壁上明显经过规律砌筑的“黄泥夹石”现象，连当地人也视为奇观。（见彩照）
（2、）令当地人不解的还有：“黄泥巴墩”上的田地都是黄泥巴，而两旁的田地却是当地特有的灰褐色沙壤土，两种土质迥然不同。
南线未见有隆起的黄泥土埂，但河岸边的表土层下亦有经夯实的、宽数丈的黄泥墙基裸露。
一位村民无意中说：“西面山边有一处叫‘尖山子’（注）的蛮碗山”。所谓蛮碗山，正是邛窑一处遗址——尖山子遗址。那一道优质黄泥的城墙，可能被窑工们用作陶瓷原料使用了上千年后从地表上消失了。从残破的陶器件发现，有的已近瓷而非陶，说明这不仅是烧结温度高、而且还有泥质优良的原因。
（3、）黄泥巴墩一线的北侧，有一条被当地人称作“回龙潭”（不远处原先有一座龙潭寺）的河道从大邑县新场地界迤逦而来，注入西河后往南流去。此河流在清.嘉庆邛州《州境全图》有标注。
此河道现已严重淤积成沟，宽不足两米，但当地人听老一辈人传说，回龙潭原先的宽度起码五、六十米，深达两篙杆，河中的鱼有板凳长。
此河顺着山边，分析系人工开凿作为东、北面护城河（池）和城内守军的生活水源；
黄泥巴墩到尖山子一线以西为台地，应为人工取土后形成，此台地北高南低，遍插水稻，虽未见西护城河痕迹，但青石桥河及以上的石河子，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护城河。
而东、西护城河下游到石灰包与南河交汇后，又使整条南河形成一道天堑。
（4、）清.嘉庆《州境全图》绘有西河和南河，但当时的西河和南河都无桥梁，但是有渡口。标示的交通要道有北、东、南三条线：
北线从大邑方向至北城门；
东线从前进方向进入东城门之后出北城门，与北线一齐顺城墙根往西绕过黄泥巴墩，经梁机坊以西的山岗至葫芦湾……
北线和东线皆可穿城至南河码头。
南线从名山以及蒲江（顺文笔山脚）方向而来，往北经大通街（土地坡到南河坎之旧街道名）过南河码头后右路进南城门，左路经黄坝村沿西城墙根至城西北角，与北城墙根到“黄泥巴墩”的路相交形成路口。
（5、）笔者2013年调查时，在黄泥埂子内的河坝中捡到一块烧结过的“陶团”，此“陶团”原本完整，重约5斤，疑似人造冷兵器—擂石。
可能有人早于我发现了这块外表奇特的“石头”，检起它研究过又没有结论，便随手一丢以致摔成两块，笔者奇怪于它的外表似石头，内部却是低温烧结的陶土，故特意将它捡回，不小心又摔成数块，现存家中。
笔者怀疑此系人造擂石的依据是：黄泥土经过人工团捏，然后低温烧结似石块，有一定的强度！（见附图）
（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临邛县南二里有铜官山，为邓通所封，后卓王孙将铜官山麓买为陶铸之所。”这条记载证明笔者的推测站得住脚：
因为邛名高速路黄坝大桥收费站处的山，距石灰包正好二里。而张若城的东、西护城河与石灰包交汇点以内，笔者认为理应视作张若城的区域。
笔者还认为：西汉时期地广人稀，汉文帝赏给邓通的“县南二里”的“铜官山”是一道山脉而非指某一座山头。此山脉的边沿东至五面山以远，以南包括蒲江、乃至整个雅安地区，都应当是广义的铜官山范围，只是收费站处的山在张若城南，距离张若城刚好两里而矣。
史载秦灭六国以后，在今邛崃境内建制临邛县和蒲阳县，西汉时期撤销蒲阳县，只存临邛县，归蜀郡管辖。
“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公孙述称帝，国号‘成家’，割据蜀郡十二年，临邛归其统治。直至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蜀郡（包括临邛）始正式纳入东汉版图。”（见张永春《邛崃建制沿革概略》文）说明在秦至西汉时期，当时的汉人并没有对这一大片山地具体命名，笼统的提法是“岷山之下”。见《史记》“卓氏之先……吾闻岷山之下……”
又因为这一大片山地中居住的是邛、羌等少数民族，临邛城名也有紧挨着邛人地界的意思，所以汉文帝的策略是慷邛、羌人之慨，让邓通去少数民族地区挖掘铜矿，同时又能体现皇恩之浩荡。
清康熙《邛州志》载：“铜官山，州治东南二里，《华阳国志》云，临邛县有石山（指天宫庙等地煤、铁矿），中有石矿，形如蒜子，火炼成铁，甚钢，因制铁官。《史记》卓氏之先，赵人，秦破赵，卓氏夫妻推辇而行……遂家临邛，即山铸铁；
又汉文帝当尝（曾经）梦欲升天，有黄帽郎推之甚力，时邓通棹船为黄帽郎也，有相者曰：‘通当饿死’。帝曰：‘富贵在朕。’乃赐铜山，令自铸（铜钱），即此山也。今无矿。”
笔者据此认为：秦汉时期，这一大片山中既有铁矿，也有铜矿，还有煤矿等，但铜矿是国家管控资源，故只称为铜官山而不被称作铁官山。
诚然，笔者至今没有发现“铜官山”的确切地名和地点，但在当今邛崃地图上却标注有“官山子”地名，地点恰好就在清康熙《邛州志》所记：“铜官山，州治东南二里……”的地方。
虽然卓氏早就在此片土地上开采铁矿炼铁了，但是汉文帝赐给邓通的是同一片土地上国家需要管控的铜矿资源，于是以“后卓王孙买为陶铸之所，”与邓通合作铸钱。
按《现代汉语词典》对“陶铸”的释义是：“烧制陶器和铸造金属器物。”
照此理解，南河边上不是有十方堂和大鱼村以及固驿瓦窑山邛窑遗址分布吗？而且十方堂南河岸边的“铁牛”、金牛、金银坎、铁祖祠，好似在证明当地当年曾经铸过铁或钱呢！推而广之，平落的阎镇子（冶铁）、蒲江的临溪漕（冶铁），今大邑的天宫庙（煤、铁、铜矿）、还有今名荥经的严道铜矿、芦山县铜厂河等，卓王孙都可能在那些地方“陶铸”过。
话说回来，唐人李吉甫可能是指张若城与“铜官山”距离两里。即便李吉甫指的是公孙述城，而公孙述城是与张若城紧挨着的，公孙城东西两侧护城河与南河的交汇点重合，仍然在石灰包。
既然这一大片山都可泛称为铜官山，李吉甫为什么不说城西的山是“铜官山”呢？因为张若城紧靠西边山地，作为军事要塞，张若筑城时压根就不会考虑开设西城门！而且这一大片区域，笼统地说是在张若城之南。

西汉公孙述城在大小西河河床上
据《大明一统志》载：“公孙述城在邛县，即古邛州。西汉末，公孙述为导江卒正，驻临邛，即此城也。”
“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公元9—23年）临邛县属导江郡（因古人视岷江为长江的源头，故导江郡指今称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天凤年间（14-19年）公孙述任导江卒正（首脑）治所设在临邛，期间新筑临邛城，即史称的：西汉公孙述城。
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四月，公孙述称帝，国号‘成家’，割据蜀郡十二年，临邛归其统治，直至光武帝建武十二（公元36）年。”
（以上摘自张永春《邛崃建制沿革概略》）
清康熙《邛州志》41p载：“公孙述旧城，即古邛州，西汉公孙述所筑，在今城隍庙（指明隆庆始建于善恶坝的城隍庙）右侧，高垠直下路口，土城是也。”
清嘉庆《邛州志》216p载：“城隍庙，在州治西，明隆庆三年（1569）建，康熙二十九年重建，乾隆二十六年增修。”
另据民国《邛崃县志》古迹存亡考：“公孙城，今邛崃县即前邛州。西汉末导江卒正公孙述旧居也，故名公孙城。旧志：在今城之西。”
分析
原来管理都江堰流域的公孙述早就打算称帝，但根据卓王孙作为邛崃首富也只能住在城南五里的地方说明，张若城只是一座军事要塞，他想要筑的可能是皇城。再说公元前311年张若所筑的临邛城，到公元14至19年时，这座古城已有三百多年了，可能旧城年久失修，军事设施损毁严重，抑或受到兵燹、洪水灾害，总之，改造旧的，不如筑一座新的；
更可能是公孙述认为，自秦统一六国后，汉朝继续开疆拓土，已然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因而忽视了邛人等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很显然，他筑公孙城是为了称帝。
基于以上原因，公孙述新筑了一座临邛城，此城《大明一统志》有载：“公孙述城在邛县，即古邛州城。”
康熙《邛州志》41p载：“公孙述旧城……在今（指康熙时期的）城隍庙（在原善恶坝）右侧，高垠直下路口，土城是也。”
民国《邛崃县志》古迹存亡考：“公孙城……旧志：在今城之西。”
笔者根据史料理解其意是：在秦至西汉时期的临邛县境内，公孙述新筑了一座公孙城，此座城不在原先的张若城位置上，后来成为“古邛州城”，元末，红巾军首领明玉珍在公孙城称帝，改元天统。明洪武九（1376）年，被明将汤和灭亡并“夷其（公孙城）城堡”，还将“邛州降为邛县，附属嘉州（今乐山市）。”故曰“公孙述城在邛县，即古邛州城。”
此外，古人所说的：“县”、“县治”、“县南”、“州”，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县——指县的境内；
县治——指县的治所所在地；
县南——指县城之南；
州——特指州城，比如“卓王孙宅在州西”，是说卓王孙宅在邛州城西边。
话说回来，笔者认为公孙城在张若城东边，除利用回龙潭河水作北和西护城河水源外，还在地名“五墩子”（王沱）处，引东河水作为东护城河水源。并将张若城之东护城河作为公孙城之西护城河，北、东面的护城河则是新开，东西护城河向南交汇处仍然是石灰包，这是由地理地势所决定的。
唐代诗人唐逑常从青城县来邛，其中有一段水路乘船可直抵公孙述城北，有诗为证：
《发邛州寄友人》
茫茫驱一马，自叹又何之。
出郭见山处，待船逢雨时。
晓鸡鸣野店，寒叶堕秋枝。
寂寞前程去，闲吟欲共谁。
按：诗中的“出郭”应指公孙城北门，此处因有可行船的码头，故“待船逢雨时”。
正因为公孙述引导东河水作为东护城河水源，才留下了“五墩子”控水水利设施的地名，及至明末清初，由于发生了数十年的战乱，因邛崃“人民死蓰”而失修，致使东河改道成为西河。
公孙城的城池坐落在现今西河河床和原西郊工业区，东南角城墙离明清临邛城墙西北角不到300米。
清康熙《邛州志》明确地指出：“西汉公孙述所筑（的公孙城）在今城隍庙右侧，高垠直上（的）路口土城是也。”
所谓“路口”即：北城墙根至黄泥巴墩，与南河渡口和石灰包渡口经黄坝村至西北角城墙脚交叉的十字路口。（参见清.嘉庆《州境全图》）
“路口土城是也”，说明公孙城是土城墙，而且这个记载可信。
从故宫博物馆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可知，北宋京城开封也是土城墙，文物专家们正是根据城墙鉴定出真伪的——伪品《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墙是石头，而石头城墙到明代才出现，真品《清明上河图》的城墙则是土城墙。
旧时的衙门都是座北向南开的，清早中期时，邛崃衙门西侧是今学道街，学道街尽头以西隔几座庙宇才是城隍庙，位置即原善恶坝。（详见清.嘉庆《州城图》）而清末复建的城隍庙，在学道街的尽头，（1951年被拆建为城关粮站）但总体地说，城隍庙西侧是善恶坝（方言讹为常绿坝），善恶坝之西北角城墙外即“土城是也”的“路口”。
路口向东至北城门；向西至张若城遗址“黄泥巴墩”；向南至南河码头和石灰包码头；路口以北应是公孙城东边城墙外沿。（原拱辰乡三好社）（详见清.嘉庆《州境全图》）
路口以西原有一条“明嘉靖十九（1541）年（筑）堰西河（公孙城护城河）以灌南亩”的“张公（张纪）堰”（见清.嘉庆《邛州志》）增加公孙城护城河之水入明清城之西、南护城河，至小南门“以灌南亩”。
而在明宏治间（1488至1505）知州董杰即己引东河（现黑虎滩五墩子处）之水为明临邛城作护城河水源，并命名为：文脉堰。
张公堰之西侧即现在的西郊工业区，西郊工业区原本是小西河故河道。
正是这个错误的决策，公孙述把新筑的临邛城置于平原靠腹心的地方，使其成为一座四面受敌、易攻难守的孤堡，以致在后来的年代中，临邛城几番落入夷人之手，从西晋永嘉五年（311）至西魏废帝二年（552），临邛治所不得不迁至崇庆县三江镇和依政县（现牟礼镇永丰村）成为侨县总共长达241年之久，没奈何“团鱼孵蛋老远哨”，名义上保留着邛州（或临邛县）的称号。
公孙城其城市的中轴线应在今西桥东头。南城墙应在北环路与啤酒厂一线的西段；北城墙应在“黄泥巴墩”与64队以北约200米一线；西城墙在西河中心；东城墙在西环路延伸线的北段。南北长约2.5里，东西宽约1.5里，（均为目测）城池应是长方形。
为了求证公孙城北城墙在“黄泥巴墩”与64队以北约200米一线，笔者特地于2013年5月11、13日前往查访，在距64队以北约200米的西河堤边，发现有一处工地，此工地暂停无人值守，但见挖掘过的沙卵石地基上遍布五色土之大小不等土块，土块异常坚实，明显经人工夯实过，其中，还混杂有黑色的原木朽木，挖掘过的地面上隐约呈现带状分布的黄泥。
笔者在地面上抠出两块陶团，在黄泥巴中取出两块陶片，黑土中取出一点朽木。
堆积的五色土块经多方打听，了解到是十多天前从君威广场（现名君平广场）旁的在建房产工地—古川上苑2期和白兰地工地运送到此丢弃的，系工地挖掘地下室时挖出。
据说古川工地还挖出了一根十多米长，一人不能合抱的树干，（有人说是乌木）由于两个工地挖出的深坑周边已用水泥砂浆糊了一遍，看不出地层关系。只知道是由表土、黄泥、黑土、砂卵石分层分区位构成，如果再细问，皆讳莫如深。因为管理部门要求施工方在开工前要作地况调查，并提交地况报告，施工中若有考古价值的发现应立即停工，并主动向文管部门报告等待确认。
无论以上堆积物出自本方，还是来自君平广场附近的哪一个工地，均可佐证笔者的推测—公孙城在大小西河的河床上，五色土应为公孙城内建筑物基土。因本地表土层均为浅褐色沙壤，以下均为沙卵石，再下层可能是黑壤土。
笔者又认为：公孙城南城墙在北环路与啤酒厂一线以西，下列两点中所包含的几个记载可佐证这个推论成立：
1、在清康熙《邛州志》所载“西汉公孙述所筑……高垠直下、路口土城是也”以西的地方，曾经有过一座久负盛名的唐龙兴寺，这座寺庙坐落在今啤酒厂东北方。
啤酒厂在原先的小西河上，小西河故河道即现今的西郊工业区。
小西河的形成，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农历八月三、四、八及十九日，先后四次大洪水，各河同时暴涨，几至全县成灾……䢺江的李染房冲成正流，同时冲成了小西河。”（摘自王文彬先生《邛崃境内河道的变迁及其防治》文）
1947年6月，䢺江突发大水，在小西河东侧张公堰旁（啤酒厂东北，离西北角城墙约300米）冲出了唐代龙兴寺石刻佛造像和其它珍贵文物共278件，其中大部分收藏于现四川大学博物馆。
据参与发掘的成恩元教授在1981年所写的《邛崃龙兴寺遗址遗物的发现和研究》论文论证：该寺最迟创建于唐初，极盛于中唐、晚唐，彻底毁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的张献忠农民起义。根据其中一件铁制云板刻有“至元 正十口年口月口口”（至元、至正为元世祖、元顺帝先后同用的年号）说明龙兴寺在元代还存在。（见骆其南与徐学成先生：《龙兴寺初探》文）
2、笔者之所以认为龙兴寺在公孙述城的东南方，是根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卓王孙宅在州南五里”，再根据瓮亭公园“乃卓氏宅址”的结论反推出来的。
这里有必要叙说瓮亭公园的来历，并以此来确定卓王孙宅址的位置：
据清.康熙《邛州志》载：“在州南旧县中有卓氏钱瓮。明初城中掘出，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宏腹，脚有籀文，明时掘地得二瓮，皆贮五铢钱，乃卓氏宅址，州人因建亭以藏之，名瓮亭。”
这是明初重大考古发掘成果的记载，清楚说明此“乃卓氏宅址”，正好互为映证“公孙城”和“卓王孙宅”的准确位置和距离，还能证实此“卓王孙宅”确实曾经在史称的公孙城之“州南五里”的地方。
试为设想：
从现今西街上段的瓮亭公园南侧门出发，经西街至西桥头，再折北行至啤酒厂一线设想中的公孙城南门，进城后再到城中心的衙门口，这一段距离不是有秦制五里（今制约3.5里）吗？
小时候父母就这样告诉笔者：“从衙门口到（老）南桥两个点的距离是五里。”
当然这是一条直角线两端的距离，古道可能不是这么直，而且唐代的一里长度也不是如今国际规定的500米！
再说县南这个概念不应理解为正南，泛指的是县城位置的南边。比如邛崃人说邛崃在川南，而实际上邛崃在四川（原先四川省包括重庆地区）的西南。又四川属于南方，实际上四川在中国的西南，但是四川在秦岭之南，中国的南北分界是以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的。
至于宋《太平环宇记》载：“卓王孙宅，在州南五里，基方十里。”笔者是这样理解的：在县城南边方圆十里的地盘上，基本上都是卓家的产业，包括房产、商铺、田地、山林、码头、船只、矿山、冶铁、铸造、制陶等作坊。
只怪古人惜墨如金，用词过于精练，害得现代人为此争论研讨。还应怪明末清初那场特大洪水将东河改道，大小西河先后湮没了被朱元璋一度夷平过的公孙述城，进而使这座近一千四百年历史的古城荡然无存。更应怪频仍发生的战乱，让我们失去许多珍贵的史料，留下一些无考的历史谜题。
还好，已经发掘出的唐初龙兴寺遗物和公孙城的零星记载，为以上推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提示。
3、清.嘉庆《州境全图》标示的丝绸古道是从临邛城东门进，北门出，顺城墙根经“高垠直下，路口土城是也”的地方，西行至“黄泥巴墩”以北的喻坎，经长腰山、金龟山至葫芦湾、孔明、平落、夹关、太和至芦山县以南；或从喻坎经葫芦湾、马湖、油榨、火井、高何、镇西山，通往芦山县太平场以西；还可从喻坎经金龟山、蔫坡子、花置寺、保胜场、袁龙门子、水口、彭家营、木梯栳、冒石子至芦山县大川镇以北；又可从喻坎经桑园至大邑、崇州、都江堰以远。间接说明“公孙述城”在今“君平广场”为中心一带。
4、北宋文同在任邛州通判时，曾有诗描述临邛城夜景：“向晚无公事，身如太古闲。县楼明月照，樽酒对南山。……”笔者试想：在西河坝处的“县楼”上“樽酒”对两里路外的南山，不是更比在今临邛城中的鼓楼上“樽酒”，对五里路外土地坡一带的“南山”要更贴近、更现实吗？
文同作为画家，观察事物不会舍近求远，明明是晚上，县楼近处又没有南山，却偏要说对南山，不可能吧？（特别说明：这仅是笔者的思考，无意于批驳他人观点。）
以上观点，只是笔者的思路并提供的线索，尚待考古发掘后下结论。

明清时期的临邛城
明初筑的临邛城，即当今临邛市围城路内的老城区，这座城池经过明清两个朝代数次扩修后，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城墙仍基本完好。
史料记载公孙述城只存在到明.洪武四年（亦说洪武九年）。
《邛崃文史选集》中胡承志先生〈邛崃的城墙〉文：“据史料载，元朝末年（1361），明玉珍（红巾军统军元帅）入川占据成都，自号‘陇蜀王’，（接着成立夏政权即位称帝，改元天统。1365年其子明昇继位）明洪武九年（1376）被明将汤和灭亡（在邛崃，同时）‘夷其（公孙城）城堡’，（还将邛州）‘降县附嘉。’（按：嘉定州，即现今乐山市。）”
清康熙《直隶邛州志公署》载：“明初邛州治，在城南街近北，为古邛县，洪武九年建，隶嘉定州。”这样看来，龙兴寺应是在汤和“夷其城堡”时被毁掉的。此后的四十年，临邛县没有城墙，到明.永乐十四（1416）年，县官门仲昌方才“率民立栅御敌”。
笔者认为：门仲昌用木竹栅栏围临邛城时，因限于财力，采取分步走的办法，暂将新的临邛城往东南方挪移了一步，把原本位于“州南五里”的卓王孙宅址，包括现西街一线以北的地方圈作新的临邛城址，并且西城墙根紧挨着从南河码头过来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所以清.康熙《邛州志》补记：“在州南旧县中有卓氏钱瓮。明初城中掘出，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宏腹，脚有籀文，明时掘地得二瓮，皆贮五铢钱，乃卓王孙宅址。”
“州南旧县”和“明初城中”的记述，其实已经告诉我们“明初”的“城”已经不是原来的邛州城，而是在旧时的县境内新圈起来的城，这座新城把“卓王孙宅”圈了进来，因而在明初的城中掘出了卓氏钱瓮。
此说恰好符合《大明一统志》卷七十二《嘉定州•文君井》记载：文君井“在临邛县南二里，即卓文君当垆，司马相如涤器处。”（按：指当时从木栅栏的城中心出南门至文君井之间的距离）
又过67年后的明成化十七年（1481）冬，县官姚垲（言旁）发动民工将栅栏改筑成土城墙时，又大规模向南向东扩张，将现今东西街一线以南，以及东街以北地区筑进土城墙内，延伸部分的西城墙，仍然紧挨着从南河和石灰包码头方向过来的古丝绸之路。（参见清.嘉庆《州境全图》）
至此临邛城规模基本定型。
所以清.康熙《直隶邛州府志》街巷条目这样记载：“文君巷，南正街左，横通文君井至新贤街。”
至于《大清一统志》卷三一零《邛州》“文君井”注：文君井“在州东街左，相传卓文君当垆处。”也是正确的，因为明清时白鹤驿的大门大约在今东街粮食局位置。
白鹤驿又名白鹤馆，本是后人仰慕卓文君和司马相如而修建的纪念性园林景观，园林内靠北是司马琴台，靠南是文君井。因东街原为驿道，唐宋时期曾一度将这座供游览的园林改作驿站，园林内多松树和白鹤，故称为白鹤驿或白鹤馆。其范围约在：火巷以西、南街以东，东街以南、建设路以北。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百货大楼挖地基时，发现有旧时园林内的“小桥流水”遗迹。
以上记载既不同年代，更不同朝代，说明明清时期的临邛城是逐步向东向南扩展的。
门仲昌和姚垲（言旁）为什么不修复公孙城，大约是公孙城被朱元璋下令夷为平地后没有恢复价值，再说战乱后的地方政府也没有财力去恢复。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公孙述城的“龙脉”太好，出过公孙述、明玉珍、明昇三位皇帝，这是当朝皇帝朱元璋所忌讳的。
而旧城之东南原城乡结合部的“州南旧县”地方则相对保存较好，这一带不仅有卓王孙宅和文君井古迹园林，而且卓王孙宅和文君井园林位处通往成都的通衢要道两侧，从汉唐时期起，这一带包括兴贤街在内，早就形成为繁华的商贸集市。
这个结论依据：一、西汉时期卓文君就在此处当垆卖过酒；二、现东街菜市场下叠压有经考古发掘出的汉唐至宋古街道遗址；三、兴贤街步行街段的中央有保存下来的汉、唐、宋、明、清地层关系和汉代排水沟遗迹。
再者，南河坎历来是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因此，文君井园林右侧通往南河坎（玉带街西侧原有一条古街名叫屈巷子）的南线早就形成为繁华街道，所以明洪武九年（1376）临邛县公署就设在原来的南街小学一带。
107年后的明成化十九年（1483）临邛县升为直隶州后，新建大堂（审理案件的地方）始设在原人民政府处（按：旧时州衙）。
［见《邛崍县文物志》宋临邛公署遗址条目：“明洪武九年（1376），临邛县公署在南街。”按即原南街小学处。《邛崍县志》云：成化十九年（1483），临邛县升为直隶州后新建大堂，按其遗址即原邛崍县人民政府。］
明正德十五年（1520）州官李廷诏改筑土城墙为石城墙，墙周长1700余丈（约9里7）墙高2丈，加厚6尺，
李廷诏改筑土城墙为石城墙的原因，据《1993版邛崃县志》城乡建设篇说：“历代培修均用泥土夯填，屡筑屡颓。”
改筑城墙时，以卵石为墙基，“以砂岩石墩垂直包砌，内填泥土，成（约）45度斜坡，坡顶青砖砌垛，路宽1至2米，周长9.3华里，计3700垛口。城门4门，门洞（以条石）卷拱呈半月形，洞深2丈许，双扇木门以铁皮乳钉抱饰。城上建楼，一座三间，匾题：‘东望锦城’、‘西宁番倮’、‘南挹蒙蔡’、‘北跨鹤雾’，东南角建‘聚奎楼’”。
清乾隆29年（1764）冬，因“明末，城楼毁于战火，城墙多处崩塌。邛州知州王采珍主持修补城墙，约一年时间完工，砌石72段，计279.1丈，新增1738座垛口，四城门改建重檐歇山式戍楼：东名“涌泉楼”，匾曰“环江沃野”；西名“鉴湖楼”，匾曰“瑞蔼云吟”；南名“挹翠楼”， 匾曰“崃山拥秀”；北名“跨鹤楼”，匾曰“灵绵雾岭”。城南东南角上竖楼一座，独起三层，八角攒尖，俗称“小南门”。题名：《聚奎》匾曰：《文笔擎天》。
其时临邛“城周长1638丈，计9里1分。”
清嘉庆版《直隶邛州府志》中“州城图”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临邛镇旧城区比较，其格局基本未发生变化，不过清人称东街为正东街，南街为南正街。（见清.嘉庆《邛州城图》）
清咸丰18年（1858），州官许培率民修补被农民起义军攻破的城墙，用石灰加棉花捶打后和糯米浆，用于粘结城墙红砂石条。
清末，诸城楼匾额已不复存在。
民国年间，城楼渐残破，仅雉堞基本完好。
1950年初土匪暴乱时，两百多名解放军仍凭借这道基本完好的红砂石城墙，坚持了七天七夜，抵挡住了数倍于我的围城攻打的土匪，使新生政权得以巩固。
（以上部分参见邛崃文史选集 胡承治：《邛崃的城墙》文）
这道城墙在为邛崃人民的安宁立下最后的功劳之后，从1958年起开始拆除，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彻底消失。
拆下的红砂石条，用于修建西河堤与羊安大桥，以及环城公路。
原先的城墙址，除东北段用作建房地基外，其余改筑成现在的环城路；城周的护城河唯西北一段尚依稀可辨。

现代临邛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临邛城更名为邛崃县城关镇，1994年6月6日国务院批准邛崃撤县设市，城关镇更名为邛崃市临邛镇。2008年3月1日以后，新的临邛镇范围包括原白鹤、西河、南河、东安、拱辰五个乡以及前进、宝林和孔明乡共四个村，计有常住人口约15万，而规划中的城市人口近年内将达到55万。
临邛镇西南面有浅山，东北面是平原，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历史上城市规划均受给排水限制，注定了这座城市向东向南发展的态势。
而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座古城的城市中心，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整体向东、向北推移，形成城中有村、村中有田，城中有山、山中有寺，城中有河、河中有岛，既可望山、亦可亲水的田园化城市，让这座古老的城市焕发出历史的新春。
由于古临邛城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变迁，以致“卓王孙宅在州南五里”的记录不断被改写。
如今正确的记载应是：卓王孙的宅址在今临邛镇西街上段瓮亭公园一带；文君井在南街上段左侧文君街之文君井公园内。
为了让千百年后的子孙后代们不再费心去考证，修好并保全好地方志十分重要，但愿世道永远太平，中华民族以史为鉴！
注
尖山子：已知邛崃境内共有四处尖山子地名，此处的尖山子在西河旁边，为邛窑遗址之一。
秦制长度：秦制1尺相当于现制23.1cm。

说明：以上仅是笔者观点，摧测尚需考古论证，不妥处敬请方家教正。如果本文的观点和提供的现象、线索能引起有关部门领导重视的话，笔者甚幸、甚兴。
此文经：古元忠先生、张平轼先生悉心指导，并提出多处修改意见，仅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资料：
宋《采兰杂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清康熙《邛州志》、嘉庆《邛州志》、民国《邛崃县志》、清王培荀《听雨楼随笔》、清何宇度《益州谈资》、1983年版《邛崍县文物志》、1987版《邛崃县志》、1992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巴蜀古城邛崃》、1993版《邛崃县志》、1994年版《邛崃城区平面图》、2004版《临邛镇志》、邛崃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纂《邛崍文史资料》、邛崃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纂《邛崍文史选集》、邛崃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邛崃经纬》《辞海》等。
（附图见后）
                                                                                                                                                       2013年5月
                                                                                                                                                       2021/6/9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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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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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张若城建于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即：公元前3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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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筑临邛城
       临邛城始建于公元前311年的秦惠文王时期，为张若所筑，史称：张若城。位置在西河河床以西。南城墙基础在尖山子（注）至西河中，距西桥头约500米；西城墙基础在一片台地边缘；东城墙基础在西河中心；北城墙基址距西桥头约1500米，今称为：黄泥巴墩墩。
       秦筑临邛城为方城，秦制（注）长二里，宽一里。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载：“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栏。”由于临近当地原住民族的邛人方国—邛都国，故名：临邛城。
       筑城原因，据《华阳国志》载：“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公元前318）意欲伐楚（时），司马错力主：‘蜀有杰、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供兵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
       张若所筑的临邛城，仅是一座军事城堡，秦始皇时将移民安置在今称的瓮亭公园和文君井为中心一带，并将临邛县治所设于此，但是没有城墙。此处依托南河水利，逐渐形成集农业、冶铸、陶器生产和商品贸易的生活区。
      《现代汉语词典》对“城市”的释义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为主的地区，通常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汉文帝时期，卓王孙以佞臣邓通的名义私铸铜钱时，将“基方十里”的“铜官山麓买为陶铸之所”，其范围包括土地坡脚下至今临邛城一片，约合秦制十平方里，约等于秦筑临邛城50倍的面积。
       由于这一带区域历代人口集中，虽然没有城墙，但从事工商业的人口超过农业人口，被宋代人认可为古城，明代称为：州南旧县 或 临邛旧县。
       清人罗衡斋在著名的历史画卷《川南第一桥图》中，明确地将“土地坡”一带的山标注为：古城山 和 铜官山。是根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载：“临邛县南二里有铜官山”。
       因秦筑临邛城和西汉筑公孙述城，两城的护城河，皆在今黄坝大桥以上的石灰包合南河，与今称的土地坡一线之山正好二里。
       注
       尖山子：邛窑遗址之一，过去，因地面陶瓷碎片堆积如尖山故名。
       秦制长度：1市尺约等于23.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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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筑公孙述城
       清康熙《邛州志》41p载：“公孙述旧城，即古邛州，西汉公孙述所筑，在今城隍庙（指康熙以前的城隍庙，在善恶坝）右侧，高垠直下路口，土城是也。”
       西汉末年，王莽时期（公元9—23年）之“天凤”年间（14-19年），“导江卒正公孙述”新筑临邛城，并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四月称帝，国号“成家”，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公元36）年止。此即《大明一统志》中：“公孙述城在‘邛县’，即古邛州城。西汉末，公孙述为导江卒正，驻临邛，即此城也”的记载。
     “公孙述城”位置约以“君平广场”为中心，包括唐代龙兴寺（遗址）在内，北至汽车64队，南至啤酒厂一带。
       元朝末年
       红巾军的统军元帅明玉珍从巴地入蜀，占据成都、临邛，初时定都重庆，1361年成立夏政权，自号：陇蜀王。改元：天统。统治今四川以及陇西南，包括陕西西南部及青海、甘肃南部地区。
       由于古临邛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故西汉筑的公孙述城，实际上成为明玉珍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心。从1361年明玉珍称帝，1365年其子明昇继位至1376年，夏政权共长达16年。
       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称帝，国号明，年号洪武。晚于明玉珍称帝时间七年。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亲率大军讨伐明昇，被明将汤和灭亡在公孙述城内，之后，朱元璋下令将出过三个皇帝的“公孙述城夷为平地”，还将“邛州”降为“邛县”附属嘉定州（今乐山市）。
       公孙述城被夷为平地并降为邛县后，成为：临邛废县。故《大明一统志》又记：“临邛废县在邛县，汉置，属蜀郡，隋属雅州，唐、宋为邛州治，元省入州。”
       又
       清康熙《邛州志》41p引〈旧志〉载：“临邛旧县，（在）州南五里，秦时置，元并入邛州，（元代时）州治在公孙述旧城。”
       同《志》48p载：“邛州治明代在南街近北，为古邛县，洪武九年隶嘉定州……兵燹毁，康熙五年重建，州判所在州治东（即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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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筑临邛城
      《明一统志》记：“卓王孙宅在‘邛县’南五里，基方十里，耕者往往得铜钱。”
       这是因为“公孙述城”被夷为平地后的明初四十年（1376-1416）中，“邛县”没有城廓，《一统志》只能根据原先“公孙述城”的方位来记载，本来是再清楚准确不过了，但有史志研究者未详考，认为：“明清临邛城”就是“秦筑临邛城”和“西汉公孙述城”，不仅在研究邛崍城市的变迁上走进死胡同，还认为：“《一统志》舛误甚多，史志学者早已论及，旧志不察，往往收入，谬矣。”（见《邛崍历代文选文史资料第二十二集》265P）
       从明洪武九年（1376）至永乐十四年（1416）的38年中，“邛县”大堂设在今南街。这一带以“文君井”为中心，在汉代即形成为工商业区，因人口集中，从事工商业人口超过农业人口，在宋代便认知为“古城”，但当时无城墙。
       明永乐十四年（1416），县官门仲昌“率民立栅御敌”，因限于财力，暂将原本位于原“州南五里”的卓王孙居宅——即现之西街以北，用木栅栏圈作新的临邛城。
       明成化十七年（1481）冬，县官姚垲（言旁）发动民工将栅栏改筑成土城墙时，大规模向东和向南扩张，形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明清临邛城市格局。
       明成化十九年（1483），即新筑临邛城完工后两年，“邛县”复升为“邛州直隶州”，隶属四川省布政司。
       以上不同时期的三座临邛城，曾分别为县、郡、州、市治所。而明代所筑临邛城在民国时称为：城守镇，后改城厢镇。建国后称为城关镇、临邛镇。

《张若城、公孙城、明清城位置示意图》（拍摄：唐文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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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铜官山和古城山
       清人罗衡斋（注）在《川南第一桥图》中，将今人称的“土地坡”和“云居寺”标注为：古城山 和 铜官山
       铜官山
       为汉文帝赐给佞臣邓通的铜山，铜矿为国家管控资源，故称铜官山。铜官山区域广至现今的汉源、荥经地方。因西汉时人口很少，许多地方没有地名。唯有《史记》载：“卓王孙将铜官山麓买为陶铸之所。”
       汉文帝时，卓王孙与邓通合作，在今称的“十方堂”私铸铜钱，故明代人在“卓王孙宅处”掘得“卓氏钱瓮”两个，此处现称：瓮亭公园。
       古城山
       一、宋代人将秦始皇始置的临邛县治所在地称为古城，故名。
       二、可能临邛城西南部的山中，原先有土著民族—邛都国的都城，邛都国于汉武帝元狩六年（117）被迫迁往今西昌地区，留下“古城山”的地名。

       注
       罗衡斋：名开均，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卒年不详。为清末民初著名画家，擅长山水花鸟画。代表作有石刻白描山水《川南第一桥图》，拓片今收藏于邛崃市文管所。
       —引自《邛崃千年古城的人文遗存》文：杨辉祥
       笔者
       罗衡斋旧居在文脉巷，所作《川南第一桥图》采用写实手法，以“川南第一桥”为中心，除了将回澜塔、幽居寺、文笔山、鹤林寺、铁牛、铁祖祠、金牛庵等著名历史景点囊括其中外，更重要的是准确地在“土地坡”旁标注：古城山；在“幽居寺”旁标注：铜官山。为现代人具有争议的“铜官山”和“古城山”位置给以答案，不失为与《清明上河图》一样，极具研究价值的历史画卷。
       该《清明上河图》原版在邛崃市文物局，李旭奎先生所著《邛崃通史》中有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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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
       张若城
       在西河中心以西，由张若筑于公元前311年的先秦时期。为“秦制基方二里”的长方形土石筑城池，约合0.98平方公里，仅是一座军事城堡。居民区在后来的明清临邛城一带，秦始皇时将县治所设于今南街，西汉时期卓王孙将“铜官山（今称：五面山）山麓买为陶铸之所”，计“秦制基方十里”。
       公孙述城
       筑于公元14-19年的西汉天凤年间，为管理都江堰灌区的“导江卒正”公孙述所筑之长方形土石筑城池，约以今君平广场为中心，明洪武九年（1376），由朱元璋率部“夷为平地。”孑遗：龙兴寺遗址。
       明清临邛城
       明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将“公孙述城夷为平地”以后，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由县官门仲昌，在秦始皇始置的临邛县“移民区”重建，并逐渐扩大呈近椭圆形的红砂石城池，民谚：“穿城三里三，围城九里三。”
       明清临邛城的城墙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城门为2004年复建。
       现代临邛市区 涵盖：张若城、公孙述城、明清临邛城，以及“卓王孙买为陶铸之所”的十方堂一带，全区域超过10平方公里。

漆阳春

顶

一针见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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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邛城名称起源
                                                                                       凡丁
       有史学家统计，中国历史上曾有1700余个大小诸侯国和部落方国，战国初期尚有部落方国897个。
       今大邑县䢺江镇便有一个叫“䢺”的少数民族部落方国都城，由一个名“䢺”的人管理着今邛崃西北部与大邑一带地方。当秦始皇发动统一中国之战时，䢺人放弃了国的称号而归顺于秦。
      （参见大邑县官网《䢺江镇》图片 及《烟坡子和包氏来源考》）
        
       （注：䢺坝河原属邛崃光明公社，1962年整体划与大邑县。）

       古蜀时期，在今西河以西、南河以南的西南地方，又有一个邛都国，清罗衡斋历史画卷《川南第一桥图》中，将今称的土地坡标记为“古城山”，但不等于邛都国的都城就在土地坡上，而是在今土地坡一线的西南山区。按民国《邛崃县志》载：“马湖者，古越西郡之废县。”分析古邛都国的国都可能在今马湖地方。
       邛都国人，即古籍中记载的：邛笼、邛人、石盘戎。还说，这个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中的“南夷、南诏异。”
       邛，本部族首领名，其先辈按序列排，分别名濮、笮、孙，建国后各称其为：濮国、笮国、邛都国。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曾建桥孙水。
       此说见民国《邛崃县志》〈山水志〉132p马湖营：“昔司马相如桥孙水，以通西南大道，史册美而称之。”
       同《志》131p载：“郡人宁缃撰（马湖平安桥）碑记，为述火井江源流，并马湖营名义……马湖者，古赿西郡之废县，元时与建昌同称路者也。有马湖水受台登之孙水……昔司马相如桥孙水以通西南大道，史册美而称之……”此“孙水”应是今称的：火井江。
       同时，今称的白沫江及南河，古代分别名：濮水、笮水和邛水。称谓即源于古濮国、笮国和邛都国名。
      （以上观点部分采用“兰花村”的调查）

     “邛都国”延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被灭国，邛人被迫迁至嶲水以南，即今西昌东南设邛都县，属越嶲郡管辖。当时，汉武帝发狠话：“如果邛人越过嶲水，休想再盛。”
       唐《十道志》曰：“越巂郡，本益州西外夷，汉初为邛都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因越过嶲水设郡县，得名越嶲郡，治所在邛都县—今西昌东南。
     《汉志》曰：“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属益州。应劭（意为劝免）曰：‘故邛都国也。有巂水。言越以此水障，休盛也。’”
       又据兰花村调查：邛人的一支当时为了躲避汉军追杀而融入彝人中成为彝族的一支。让人产生联想的是：孟获的出生地—现今雷波县，三国蜀汉时亦名：马湖。也属越嶲郡，即今西昌地区。
       马湖县的马湖中有一小岛，岛上海龙寺内有孟获殿，中座供奉孟获，而邛崃十方堂金牛庵中亦供奉“蛮王孟获”。如此看来，邛崃的十方堂和马湖与雷波县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关联但需考证！
       不管怎样，汉以前邛都国人为了守卫国土，在一些关隘、要道、制高点上，用石头垒筑军事防御设施，类似于现今的战壕、碉堡和碉楼，古称：石盘、邛笼。后羌族人仿效之，又称羌楼。
       三国诸葛亮南征时，利用“邛笼”作哨岗望敌，又称望邛楼 或 望羌楼。今邛崃西部山区尚保留下很多关于石盘、石盘戎，或邛笼、望羌楼的地名如：火井镇的望羌楼、高何镇西山上的石盘戎、油榨相台山之望军顶石盘戎、石坡叶姓人住居处的叶石盘、原西和乡包河碥处的王石盘、水口乡的袁石盘等地名，皆为石头垒筑的军事防御设施之遗迹、遗名。
       如今，四川北部的羌族人，依然保留有石砌羌楼和修筑碉楼的技巧和习俗。
       由于邛都国的存在，先秦时期，秦惠文王于更元十四年（公元前311年）派张若所筑之城，选址在南河和石河子（即清石桥河）相交之处，是为了威慑邛人，因在临近邛都国的地界筑城，故名临邛城。

       关于䢺国
       附
      《烟坡子包氏来源考》（摘录）
       包河碥在竹溪湖北边，竹溪湖的主要水源是雷沟，发源于石坡银台山并纳干沟之水流入竹溪湖，之后经竹溪（小柏树沟）在白鹤桥以下汇入南河。竹溪湖口一带住居有约三十户包姓人氏，称为包河碥。
       ……
       包河碥的包姓先祖为中原地方的河南人氏，后来有一支迁徙至湖北麻城苦竹碥，清顺治、康熙时期，包长依携带幼弟从湖北麻城到今雅安市河北街老车站处落籍，此处后来称为包城坝。接着大哥包长依从军，成为吴三桂部下的将军，其弟则寄养在雅安一座庙中。
       包长依成婚后育有二子。当清军平叛吴三桂军时，包长依战死在泸霍县孔雀河边。包长依约生于1638年的明崇祯年间，战死孔雀河时35岁，约为清康熙十二（1673）年。
       其遗孀李氏携带二子到邛州高水井经商，因当时清政府鼓励移民开垦土地，便到古时属于“䢺国”的地方—现今西和乡（民国时期改为西河乡）包河碥一带圈占了一片山地。李氏亡故后，安厝西河乡盘陀村地方。
       ……
       受访人包启富（2018年6月时九十四岁）年青时见过一方碑刻，因不识“䢺”字，对我们讲：“古时候此处是‘双山耳（邑旁）国’的地方。”当时董伟有录音。

       有读者提问：
     “包长依战死在炉霍县孔雀河边”。炉霍县没有孔雀河哦，即使有孔雀河，吴三桂的军队也没有必要去炉霍县孔雀河啊？
       答：
     “包长依战死炉霍县孔雀河边”，为包姓受访人根据家谱和碑记的说法，看历史问题应用历史的眼光。
       查
       炉霍县建制沿革为：“清置炉霍屯。民国二年（1914年）设县。”再从“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炉霍县总人口39603人”分析，“清初的炉霍屯”人口应当更少，以“炉霍屯的建制”来说，所辖区域应比“现代的炉霍县”宽广得多，故包姓人根据家谱记载，说“包长依战死孔雀河边”是有可能的。再说，战争一旦在某地发生，兵法上没有规定必须在某地结束！
       又
       炉霍与甘肃交界，玛曲县在陇南，位于黄河第一湾，玛曲为藏语，意为“孔雀河”，即黄河的意思，是全国唯一以黄河命名的县，以黄河第一弯而闻名。该地区自古就是战略要地，是游牧民族通向陇南、川西和青海的咽喉要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有“欲得河曲，先占贡赛”之说。
       故包长依战死孔雀河边的说法没有毛病，但此“意为”的“孔雀河”，不是新疆境内的孔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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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见穴 发表于 2021-6-16 11:14

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