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特殊的宗教因素或政治因素的情况下,生育率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群体对自身未来发展的乐观程度。如果从纯功利的角度来看,生育本质上是一笔超长期的投资,而且回报期望并不好。假如你将养育孩子的所有资金加起来,拿去购买黄金或者其他比较稳定的投资产品,等你35岁被优化或者五六十岁退休的时候,你取得的收益在99%的情况下都会大于抚养一个孩子的收益。
而且,假如你在孩子的成长期疏忽了对他的教育,那么你得到的很可能会是负收益。既然抚养孩子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只会导致利益受损,那么为什么近代以来人们还要生育孩子,乃至形成男女之间的经济同盟——家庭?这只能是因为人们一方面受到传统与感情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确信自己未来的发展能够撑得起养育一个孩子的花费。并乐于为了从孩子身上得到的情感价值给出现实利益。(当然,在一些地方与时间,多子多孙能增强自己家族的力量,在抢水乃至抢田的特殊情况下有奇效,因而人们愿意多生。但这不能代表城市中无产阶级的普遍情况)。但如果人们普遍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感到悲观,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余裕去为了孩子带来的情感价值付出现实利益,那么他们自然就会自我节育。
长远来看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威胁是巨大的。而黄细花代表的建议其实并不只这一句话。她做出的方案与卫计委对东北地区请求放开生育的回应出奇一致: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而卫计委也指出,东北如今的人口问题不是一个放开就能解决的。那么,千绕万绕,最后也绕回了分配问题。
如果不解决无产阶级对未来的期望问题,再放开生育政策也是无用的。韩国、日本的人均gdp并不低,但他们的生育率却依然惨淡。目前生育率较为可观的,除了北欧国家,也就是受宗教与政治因素影响的中东国家——那个地方的人们对未来的期许也就是一张大饼,因而更容易满足。
所以,中国应该走哪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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