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顺王朝败亡引发的战略思考（历史评论）

作家陶靖

从大顺王朝败亡引发的战略思考（历史评论）----作者：陶  靖
------三百五十多年前（公元1644年），中国大地上诞生了新兴的王朝——大顺朝。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仅40多天就迅速败退了。以山海关大战失败为起点到不战而退出北京城，一直到李自成死亡为止这一段时间，大顺军节节退却。北京成了大顺王朝政治胜利与军事胜利的顶点，又是大顺朝政治失败的转折点；山海关大战则成为大顺朝军事失败的转折点。从此，大顺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1644年4月，李自成率军由山海关败退到北京，又由北京退却到山西、陕西境内，据守山西、陕西达7个月之久。1645年2月；李自成率大顺军向湖北境内败退，流窜到通山县九宫山，这时大顺军还有48部40万之众，在九宫山，一代英豪李自成竟然死于山野，死于地主武装之手。一支有战斗力，深受民众支持的大顺农民军在40多天就丧失了北京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偶然乎？必然乎？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军事大厦需要坚强的政治保障，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正确的思想文化、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来支撑。大顺国败亡，数百年来引发多少英雄豪杰扼腕叹惜，又引起多少有识之士深深思索呵！----笔者依据史料，抛弃单纯军事观点，也抛弃单纯历史观点，从大顺国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人才队伍五个方面进行剖析，从战略高度和历史高度进行综合考察，旨在给各级管理者借鉴和启迪。-------一、政治方面：大顺朝没有提出并实施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纲领李自成农民军在河南时曾经采纳李岩（又名李信）的“均田免粮”主张，提出了“均田免粮、三年不征、一民不杀”的政治口号，从而赢得了在生死线苦苦挣扎的广大贫苦农民响应和支持。在广大农民拥护下，队伍迅速壮大。李自成农民军也曾以军纪严明、仁义之师的形象赢得各阶层民众广泛支持，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支持，一路上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官军望风而降。由河南、湖北迅速打入陕西，又由陕西迅速打入山西，又由山西迅速打入河北，并迅速攻占了北京城，明王朝中央政权被推翻。值得注意的是农民队伍壮大到推翻明朝中央政权是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可以说李闯王速胜了。然而，李闯王也和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一样带有浓厚的“流寇意识”——轻视战略根据地建设和根据地内各级政权建设，尤其是乡村农民政权建设。虽然在占领的大中城市留有零星军队把守并委派了州府县地方官，许多地方官数人上任，甚至还有单骑上任现象，这就为地主阶级反攻倒算，推翻农民政权创造了条件。但大顺军主力仍然具有“流寇”色彩，深深打上了历史烙印。在农民军占领区内，由于“均田免粮”等口号并未得到施行，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广大乡村农民政治上依然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压榨，农民在政治上并未翻身，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并没有得到体现和保障，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在满汉联合入侵，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转折时刻，广大农民无力在政治上支持不断败退的大顺军。在满清王朝进入山海关并纠集满族骑兵和蒙古族骑兵、地主武装、明朝残余军队联合进攻的空前严峻形势下，此时民族矛盾已居主要地位，没有建立稳固战略大后方的大顺王朝没有能够团结广大民众抗清、抗明朝残余势力，却坚持孤军奋战，失利后又千里大流窜。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如果李自成及其集团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头脑，加上卓越的外交手段联合张献忠的40万大西农民军联合作战，清军断不会如此迅速地占据山西、陕西两省，致使大顺朝丧失立脚之基；如果雄才大略的李岩的正确主张得到采纳和及时施行，李自成完全可能在河南立足，割据河南并建立农民政权长期抗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顺军占据一省或数省建立地方割据政权，长期抗清是可行的。大西农民军余部建立云南贵州为中心的割据政权14年就是明证。大顺朝将领政治素质低劣也是导致大顺军不断失败的重要原因。在退出北京，千里转战的日子里，大顺军将士降的降、散的散，队伍严重分裂，也在客观上体现了农民军低劣的政治素质。冤杀有政治远见和战略头脑的李岩及其兄弟李牟；无辜杀害农民联军领袖、大将罗汝才及其手下高级将领，政治上倚重牛金星这样一位缺乏政治头脑的丞相。这些史实，一方面客观地说明统帅李自成本人多疑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客观地显示出李自成本人在“用人问题”上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在大敌当前，内政不稳的时期，内部残杀的政治短视行为动摇了军心和士气，为大顺军分裂埋下了极大的隐患。李过（又名李锦），这位李自成的侄儿，继承大顺军余部40万人后，在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思想上采取“归降”腐败透顶的南明王朝的方针，从而使大顺军余部在政治上失去广大民众支持，经济上失去坚强后盾，为军事上最终失败开辟了道路。大顺军余部由湖北退到湖南、广西北部山区，再退至四川巴东一带山区组成“夔东13家”，于1664年最终覆亡（被优势清兵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大顺王朝建立后，各阶层民众拭目以待，大顺国在政治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沿袭封建王朝呢？还是一个广大农民占统治地位的农民王朝?李自成集团没有用鲜明的事实作出回答，也没有提出具体明确的政治纲领。由于大顺朝没有提出并实施代表广大农民、城市贫民、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根本利益的政治纲领，这又在客观上无法赢得各阶层民众长期支持和拥护。在满清王朝纠集蒙古骑兵、满族骑兵和明朝残余势力联合进攻的历史时刻，为大顺国政治上彻底失败开辟了道路，也是大顺国政治上必然失败的历史必然。假如大顺军占据北京的日子里能继续赢得北京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假如大顺军退守山西、陕西的7个月中能继续赢得山西、陕西各阶层民众广泛支持和拥护，大顺朝迅速败亡的历史就可能重写，假如大顺朝赢得官僚地主阶级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农民起义就演变为官僚和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政治工具；假如大顺朝赢得广大贫苦农民、城市贫民、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它将成为农民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农民王朝。不管大顺朝演变成农民王朝也罢，演变成封建王朝也罢，它都将在政治上长期存在下去，长期坚持抗清斗争。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成功地建立封建明王朝就是例证。事实上，面对强敌的联合进攻，大顺朝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二、军事方面：大顺朝领导集团长期轻视战略后方建设，抛弃了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正确军事方针大顺军以农民为主体，在长期流动作战中发展壮大。在当时交通、通讯极其落后的客观历史条件下，力量薄弱、军事素质低下的农民军以流动作战保存自己、壮大自己，也是现实允许的，但在农民军占领河南，势力大振的大好时机下，仍然轻视战略根据地建设和政权稳固建设。不能不说，是李自成集团在军事战略上的短视。在没有建立稳固的战略大后方的现实下，急燥冒进，实施无后方作战，并迅速攻占了北京城，这不仅是大顺朝政治上的极大冒险，也是军事上的极大冒险。因为无视了广大乡村政权仍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全国大部分地方政权仍掌握在明朝残余势力手中；还有相当强大的明朝残余武装存在（官军、地主武装、土匪，总人数超过100万人），山海关外强大的满清政权正虎视眈眈。在如此复杂严峻的局势下，实施战略冒险，不能不说，李自成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缺乏战略眼光。战术上的冒险往往带来一次或数次败仗；而战略上的冒险往往带来一败涂地。假如大顺军占领河南、湖北、陕西三省后不再急于冒进，而是停下来一心一意地从事政权稳固建设和军事整训工作（包括平均田地和建立地方武装），建立以河南、湖北、陕西为基地的农民政权，三、五年后，在战略时机成熟时再派刘宗敏这样的大将攻占北京，那样的话，整个局面就会大不一样。假如大顺国在占据北京的最初日子里趁着军威壮、士气旺、民心拥护的大好时机，乘胜派出数十万大顺军一举攻占山海关；假如谋略家李岩在北京时提出的四条谋略能被李自成采纳并及时施行（一、主上退居公厂；二、文官追赃；三、各营兵马退居城外，听候调遣出征，军兵不宜住民房，恐失民望；四、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主上不必兴师，可以封侯吴氏父子，以大国封明太子）。至少大顺王朝不会败得那样快。关键人物、关键事件、关键战役，没有抓好这些关键，就会败坏全局。吴三桂、罗汝才、张献忠、李岩是大顺朝历史上的四个关键人物。吴三桂代表明朝残余武装；罗汝才、张献忠代表农民联军，李岩代表知识分子，拥有大智慧和先进正确思想的知识分子。显然，李自成集团没有清醒认识到山海关和吴三桂在军事全局上的关键作用。假如满清和吴三桂联军入山海关后大顺军主力能在河北与敌周旋，客观上也能遏制满汉联军进一步进攻。当时战斗力最强悍的满、蒙八旗兵主力不过10万人，加上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汉军，总人数不过20万人，大顺军在北京还有数十万人马。在满清统帅多尔衮已率大军南下山海关附近，吴三桂已决意降清，此时大顺军内部也起了明显变化：内部不和、士气低迷、军纪败坏、丧失民心。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匆忙出师山海关，不能不说是李自成本人在战略上的鲁莽行为。李自成率军退回北京时，当时北京农民军的总兵力仍超过满汉联合追兵，兵力对比占优势的大顺军却匆忙撤出北京城，满清王朝不费一枪一弹占据了北京城并展开追击。是什么原因导致李自成不敢坚守北京并把满汉联军赶出北京，赶出山海关呢?原来，此时的大顺军在驻守北京的40多天里，由于领导集团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大顺军已丧失北京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军纪严明、仁义之师的形象受到来自内部的严重损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大顺军仍然具有战斗力，仍然能勇猛作战，关于这一点，从山海关大战初期的战斗可以得到证实。假如满汉联军进攻北京时，大顺军依然深得北京人民拥护和支持，依然士气昂扬，众志成城，在北京人民支持下，大顺军不会退出北京，满汉联军也不敢贸然进攻北京，并迅速推进到山西、陕西。在明朝中央政权被推翻以前，广大大顺军将士能够齐心协力，并发挥出了整体战斗力。当时的现实条件是明朝中央政权依然存在，在明王朝残酷统治下，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生存揭杆而起，为了推翻腐败透顶的明王朝而聚集在一起，也证明明王朝确实已完全丧失民心，但明王朝中央政权被推翻后，广大农民军将士出生入死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大顺朝上下是否能够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并齐心协力，客观上面临严峻的考验，因为此时主要矛盾已转化为大顺朝内部矛盾，正因为内部矛盾导致大顺军军心焕散。李自成集团占据北京后没有提出和实施体现广大士兵群众根本利益的纲领，在根本上不能长期调动大顺军将士战场作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出卓越的整体战斗力。大顺军在16年的流动作战中，客观上也没有长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断提高军事素质，以适应新形势。大顺军由北京向山西、陕西撤退途中虽然多次挫败强敌，打退敌人，却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不仅显示了大顺军疲惫应战外，此时大顺军一路上缺乏民众支持，孤军奋战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古人云：“师克在和”。一支丧失民心、军心不稳、疲惫之师怎能发挥出卓越的战斗力呢?怎能保持高昂的士气呢?历史已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在退守山西、陕西的日子里，假如李自成集团能在政治上颁布和实施安抚民心、军心的具体纲领（如“均田免粮”具体纲领）并在政治上团结各阶层民众、组织各阶层民众。军事战略上集中有限的数十万大顺军严格整训，加紧备战，借鉴历史上满清努尔哈赤的“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军事方针，并尽可能团结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联合作战，共抗强敌（不管历史上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位农民领袖之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矛盾），并充分利用山地作战对付强悍的满族、蒙古族骑兵，使满清王朝最强悍的骑兵优势化为乌有，并集中数十万大顺军在陕西境内与敌周旋，两路满蒙汉联军的进攻是可以打破的，大顺朝在陕西就会立住足，就可以避免因军事上的失败直接导致大顺朝迅速败亡，退守山西、陕西的大顺军仍然能奋勇作战，仍然有战斗力，关于这一点，从延安、绥德保卫战、潼关保卫战可以得到证实。在16年的农民战争中李自成集团正是依靠集中优势兵力，才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决定命运的山海关大战，李自成没能做到以数倍的优势兵力对抗吴三桂和满清的联军，客观上导致大顺军必然失败（山海关大战大顺军历经2天激战，有疲惫之师近20万人，而吴三桂与满清八旗兵联军约18万人），出师前将领骄傲轻敌，主观上导致失败。山海关大战标志着满汉军事力量实现了联合，李自成农民军由强势转向弱势，也标志着清朝统治由山海关外转移到山海关内（即由东三省的局部统治，转向全国性统治）；在退守山西、陕西的日子里，李自成集团仍然实施战略冒险，大顺朝立脚未稳，一方面派权将军刘体纯率十万大军北伐；派陈永福重兵把守太原；派李过、赫摇旗把守延安、绥德，派刘忠把守河南。分兵把守分散了自己的有生力量，便于优势清兵各个击破，潼关大战之后，李自成率军向湖北省境内退却。假如数十万大顺军向四川撤退，并向张献忠农民军靠拢，大顺朝也不至于败亡得如此迅速。在退守山西、陕西的日子里，大顺朝内部矛盾激化，冤杀了忠心耿耿的李岩、李牟兄弟，丞相牛金星投降；刘宗敏率众赴河南，军师宋献策他往……内部分裂进一步削弱了大顺朝的领导力量，在此重要关头，大顺军仍然坚持孤军奋战。在陕西保卫战中，大顺军面对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采取分兵把守，分散自己兵力与敌人拼消耗的错误方针，徒然消耗了自己的有生力量，无补于大局，犯了兵家大忌。假如李自成集团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头脑，在7个多月退守中，至少在备战方面应该大有作为。例如，重振军威和士气；加强内部团结；加强军事整训；补充有生力量；补充战略物资，寻求联合作战；改进战术等。然而，山西、陕西保卫战的无情史实告诉我们，李自成集团没有大的作为。------三、经济方面：大顺朝没有建立自己的雄厚经济基础李自成大顺朝在长期作战中奉行流动作战方针，东流西窜，没有建立稳固的农村根据地。在农民战争中，决定战争命运的是广大农民，农民是战争的主力军。李自成集团采用“开仓放粮”济民的方式暂时赢得了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欢心和拥护，但起义大军开拔后，广大农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仍然在死亡线挣扎。千百年来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河南时提出的“均田”口号并未施行。在经济上农民无力支援不断败退的大顺军。长期流动作战，大顺军差不多靠夺取官僚地主财富和官库物资暂时满足军需，没有建立自己的战略大本营和支持战争的政治、军事、经济基础。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均无法支持长期战争，以致最后彻底失败，不能不说是李自成集团在战略上的短视。------四、思想文化方面：大顺朝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特思想文化大顺国这样一个新兴王朝，主要领导成份是农民出身的农民将领，军队的主体也是广大目不识丁的农民，在长期转战中没有形成农民队伍独特的思想文化，也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正确的政治、军事思想，主观上与轻视根据地建设和农民政权建设，浓厚的“流寇意识”占统治地位决定的。数千年来，广大农民饱受封建统治残酷压榨，客观上没有条件掌握文化知识，也没有可能形成农民阶级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连李自成这样的统帅也仅是粗通文墨而己。大将刘宗敏、罗汝才、李过、高一功、刘体纯、赫摇旗等均是缺少文化素质的农民将领。农民队伍虽然有李岩、宋献策、牛金星、顾君恩等一批知识分子参加并出谋献策，但李岩、宋献策、顾君恩这些杰出知识分子的正确主张、思想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代表先进思想文化的李岩被杀，也标志着农民队伍和大顺王朝的先进正确思想无法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也不能发挥主导作用。面对强敌联合进攻，一个缺少先进文化、缺少正确思想的集团很难用先进正确的思想文化武装头脑        、指导行动，客观上也没有可能吸收数千年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结晶，并用来指导农民战争走向彻底胜利。农民战争的领袖们由于自身缺乏文化、缺乏正确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受到很大的思想局限和文化局限，也是农民战争领袖们无法提出先进正确的战略思想的根本原因，也是历代农民战争要么被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利用作为改朝换代的政治工具；要么必然失败的历史必然。大顺国刚刚诞生，政局不稳，明朝残余势力还强大的现实下，又面对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联合进攻。假如统帅李自成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兼军事战略家于一身的伟大统帅，大顺朝短暂的政权史就可能重写。-----五、大顺朝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古人云：“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得人才者昌盛，失去人才者灭亡）。”这就充分肯定了人才队伍在战略中的核心作用。古今中外，大凡要成就一番宏伟事业都离不开“以人为本”这个宗旨，更离不开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卓越作用。元末明初的农民将领朱元璋之所以成功地建立明朝，与朱元璋重用大批杰出的战略人才有极其重要的关系，例如重用李善长、刘伯温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同时，更可贵的是朱元璋能让先进正确的思想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支持并贯彻李善长、朱升、刘伯温等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大顺朝20多位领导骨干，李自成在政治上过份倚重牛金星；军事上过份倚重刘宗敏，谋略上过份倚重宋献策。政治目光短浅的牛金星丞相，身为文臣之首，他并未提出驾驭全局的政治、军事、经济宏略，一品权将军刘宗敏也提不出远大的军事战略思想，至少在整个大顺朝军事、政治活动中没有显现出他们的远大战略思想。统帅李自成本人也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思想。制将军李岩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但他这位三品武将并未得到李自成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其它农民将领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也并未提出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假如李自成让李岩当丞相，并在政治上倚重李岩，以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上的远见卓识，大顺朝的政治局面可能会大不一样。在长期流动作战中，李自成农民军没有建立自己的学校，没有培养自己的各类人才，在大顺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致使“战略人才”难以为继。李岩被杀后，再也没有“李岩们”涌现了；罗汝才被杀后再也没有“罗汝才第二”涌现了；在千里大退却中，大顺朝各类人才严重缺乏，也为大顺朝彻底败亡开辟了道路。在使用人才问题上李自成严重用人失当、用人失察，使有限的优秀人才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也是导致大顺王朝速败的历史事实。例如，政治上重用牛金星当丞相，压制甚至杀戮杰出的战略人才李岩、杰出的军事人才罗汝才。悠悠大顺朝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里。历史是一面公正而无情的镜子。大顺朝短暂的政权史告诉我们，打天下难，治理好天下更不易；作为领导集团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政治素质、军事素质、经济素质；还必须在先进        、正确        、科学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在高素质人才队伍核心作用下；在广泛的民众支持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大顺王朝短暂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作为领导集团，内部团结且具有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何等重要。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体现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何等重要。也昭示我们：先进正确的思想文化对宏伟大业的主导作用何等重要，领导集体在大事大业中，立足“现实观”、”全局观“、”深远观“，抓好这“三观”何等重要。-----但愿本文能告慰长眠于地下的广大农民军将士；但愿本文能给当代各级管理者更多的借鉴和启迪，使我们强大的祖国在21世纪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初稿于2000年11月22日作于广西十万大山北麓，修改定稿于2020年4月

作家陶靖

史评---三国时期的刘备能够创造三国鼎立的局面，关键在于他能够赞同并且能够深入贯彻大知识分子诸葛亮（孔明）的战略思想，汉朝的刘邦能够赞同并贯彻大战略家张良的先进思想，农民领袖朱元璋能够赞同和贯彻李善长、朱升、刘伯温等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能够坚持用先进正确的思想指导大事大业，并能贯彻先进思想，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