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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天刚亮，牢洞外在说“开饭了”。大家感到愕然，一翻起来趿拉着鞋涌过去，果然是，每人得到一个馒头。一会送来一勺开水。约7点30分，牢门哗拉开了，肖所长出现在门口，他叫道：除×××、×××外，全部出来。他后面跟着荷枪的武警战士，大家不知为什么，便穿戴好衣服走出去了。在看守所的空坝上站两行，每行的行距约1米，约有60多人。站好后一队武警战士过来，他们每人手中都拿一条法绳，分别站在囚犯后面，开始五花大绑，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面对这些阶级敌人，是无情的。个别囚犯顿时发出难以忍受的叫声，个别马上蹲了下去，其中一个年岁大的公然当场倒下了。这时候看守干部，才一个个检查捆绑的情况，一个姓唐的干部在我的法绳上提了提，可能是太紧了，他仁慈地给我松了一些，我感激地点了点头。干部门火速地将早已备好的胸牌分别挂在囚犯的胸前，如盗窃犯×××、强奸犯×××、现行反革命犯×××，我是这些罪犯中唯一的反革命分子。
外面这时有嘲杂声音和汽车的马达声，武警战士便排成火巷， 押着我们出了看守所。他们将一个个囚犯提上汽车，每辆汽车10 人，各向外站立在两边，每个囚犯后面站着一个民兵，他们挎着一支步枪，每辆车上站一个戴圆盘帽、身着白衣蓝裤的公安局干部。车下围满了好奇看热闹的群众。他们向车上指指戳戳，可能也有家属。不一会，这支载着囚犯游街示众的车队启动了。出东门途经前进、固驿、高埂、战斗、回龙、羊安、冉义、傅庵，过大邑县城后，驶进桑园回城，历时一天。在羊安，由民兵松绑，每人吃了一个馒头。车进入大邑县城，满街上都挂满了内容是揭批“四人帮”，保卫华主席，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的横标。因有些过街横标低垂，刮去了我们车上那个公安干部的圆盘帽，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车驶进邛崃境内，天空突降大雨，胸前的纸牌，忽然淋得模糊不清，一个带着雨衣的民兵，毅然将雨衣披在我身上，我感到了温暖，回过头来，用感激的目光看着他，他头偏下用手抹去头上流下的雨水，他这一刻的举动，让我终生难忘。如今我仍然感谢他，但也无从找到他的踪影。
如此游街示众，持续了三天。第二天是南路各乡镇，第三天是西路各乡镇。
大约在关押5天时，牢房突然打开了，肖所长提着一个被盖卷，向我丢来，说是我爱人送来的。然后关上牢门走了。我急速地打开被盖卷，里里面面翻看，又用手在棉絮里摸了又摸，侧边一囚犯问我摸啥子嘛。家属送来的东西，在肖所长那儿早就反复清查过了，吃的送不来，什么纸条之内也得查，你是才关进来的未决犯， 更查得严。他在这儿已关押几个月了，了解不少监规纪律。但我多么希望能知道她们孤儿寡母在外面的情况啊！我几度都在做恶梦： 泽芬带着两个孩子跳河自尽了。我在牢房里呆了半个月，才被所长叫出去，跟着他到了一间提审室，接受一个叫陈福金的干部提审笔录。我像在被捕前那样如实交待口误的事实经过，他记下来，并念给我听，然后要在这张审讯笔录上签字。我签上自己的姓名，按上箕斗（手指纹），并写了年月日。他又反复看了两遍，让我在漏字处补上的地方按箕斗。他带走了那不满两张的文字离开后，肖所长又将我带回牢房关起来。
一个傍晚，我又被叫了出去，到肖所长的办公室，他那里已经站了五个囚犯。他叫大家认真听他交待。他向大家讲，你们要去帮助一个带了伤的囚犯，帮助穿衣，喂饭，不能让他有生命危险。两个人一班，每次值班2小时，不能打盹。夜晚更要加强戒备，监护更严。说完后又补充一句，这是给你们立功的机会，要珍惜。然后将我们带到一间屋子里。我们进去一看，灯光下一个30多岁的男人躺在一张单人床上，他的双手被手铐铐在床的两边木头上，双脚的足镣也固定锁在床的档头上，他动弹不得。但他不断地向在场的公安人员吼叫道：把房家烈给我叫来！我要见他！这样反复多次的吼叫，有一公安人员便离开了。我听后，感到有些吃惊，房家烈不是公安局长吗？此人随意直呼其名，十分狂妄，局长大名是你随便叫的吗？我正在想时，房局长就来到了屋子，不等那人说话，房就问他：“冉志全，我们不会没有证据就把你抓来的！你那天晚上在干什么？”躺着的冉志全回答：“我在家读毛选五卷！”“哪篇文章？”“每篇我都读了！”“胡扯，你是县委、县革委常委，我能随便抓吗？好好交待才是出路。”“我相信科学！”“我们也尊重科学！”说完这句话后，便离去了。
房局长走后，肖所长叫我们连人带床一齐抬出来，到了另一间牢房里，然后叫大家随他去取各自的行李，到这间牢房里。他的床放在中间，每边地铺各睡三个囚犯。安排停当后，肖所长又从医务室拿来一个搪瓷的大小便盆，供他大小便使用。谁值班，谁就去帮助他大小便。他显得很高傲，不与我们言谈，他认为我们是为他服务的，低他一等。三四天也不与我们言语，我们只好默默地给他喂饭。到第七天时，牢里的王医生（狱医）陪同一个外面医院的医生来给他的腹部拆线，我们才知道为何要把他的双手死死铐在床沿上，是怕他再寻自杀，用手去狠抓伤口，造成感染而丢命。拆线一周他就“解放”了双手，慢慢使用筷子吃饭，我们也就减轻了喂他三餐饭的负担。
一日三餐，有人送饭，吃的是皇粮，是供给制，但整天关在屋子里实在无聊至极，便在管理人员不在场的时候，也就在里面胡侃闲聊。我们监管的这个重刑囚犯，原是我县新安乡的党委书记，抓他进来是他杀了乡的妇女干部而不承认这一事实。我恨死了他，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胆敢杀害自己的同志，这与国民党无异。一天他被叫出去接受审讯，中午也没有回来，晚上也没有回来，一直到第二天早饭后，所长才叫两个囚犯去审讯室抬他回来。抬的囚犯向我们讲：“见‘杀人犯’躺在一柜子下面，昏迷不醒，满地都是烟头。可能审了一天一夜。”他们将“杀人犯”放回他的铺位后， “杀人犯”仍未醒来。直到抬回的第二天中午，他才苏醒，他告诉我们，那天是三堂会审，审判有省高院、地区中院和县法院的法官。来自中院的法官他也认识。我十分鄙视他的人品和为人，他简直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他是戴脚镣手铐的重刑犯，我认真履行了所长给我的职责，严格监视他种种反常情绪的语言，梦呓，及时向所长汇报。同牢室几天后，冉志全知道我名字时就说：在固驿镇开会时，你们公社的牟洪彬书记建议要判你20年。那时是无法无天的年代，一个公社书记可以定犯人的刑期，真是荒唐之极。
我们这间牢房可能只有7平方米，关押了7个人。大家躺下时，前面只有40厘米的空间放鞋子，要活动筋骨，只能在铺上，每天上午10点左右，邛崃一中的广播体操乐曲响时，我便起身，在自己的铺上做起广播操。就这样坚持做了两个多月，法院也没有对我判决。整天过着“囚徒”生活，牢房里有个老干部，他是山西人，据他讲，抗战时，他是宋时伦部下的宣传员，随军说说唱唱，打打快板。他没有文化，是别人言传，他记下就行，那时只有10多岁，还是个小孩，因为其嫂虐待他而到抗日队伍的。抗战胜利后，他被裁减回家种地，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他又被解放军吸收到部队，随十八兵团到了四川，接管了新区。先在蒲江县任职，后调到名山县任副县长，因犯男女关系错误，1953年调邛崃县任粮食局长，又因犯男女关系错误，贬至邛崃煤建公司任经理，在燃煤紧俏难买的时候，他又利用手中的职权奸污妇女，引起了极大民愤，便在“严打”声中，以流氓罪抓进监狱。他在狱中以老革命自居，不食大米，要吃面食，监狱也给予照顾。一天，他被提审归来，拿回纸笔，请我帮助他写交待材料。审讯人说他强奸妇女，他不服。他说他与女性发生男女关系，都是双方愿意的，不少女性有求于他， 或由乡镇调进城，或要他批条子购点煤什么的，怎能给定“流氓”、“强奸”罪呢。听了他的交待后，我觉得他是无耻之极。披着共产党员、老干部外衣，干着卑鄙龌龊的丑事，还恬不知耻说自己无罪。我虽然如他口述记录在案，但从内心深处却十分瞧不起他。他还要我教他做广播操，我十分不愿意，就叫他随我的动作跟着做。
大约进入冬季，时不时听着有汽车鸣笛声进入监狱，间或就有哗哗下石头的声音。一天，我被点名出来，所长告诉我说：“现在叫你出来劳动，表现好，将来在判刑时，可以减轻刑期，每餐可以给你增加二两的定量。如果晚上要加夜班，还可以多吃二两。”说完他把牢房一关，就领我到监狱的空地中央待命。这个监狱是原来国民党县政府时遗留下来，它位于县衙进门的左侧约30米。记得解放初，监狱犯人都跑得无影无踪，我曾和几个要好的伙伴冒险进去看过。进去的门，很低矮，只有厚厚一扇木门，门中间，有一个 6寸见方的小洞，这是家属给犯人送饭的进出口。听说家属要见犯人，只要贿赂狱吏，便可在门外看见犯人，并允许通话。里面只有几间破旧的平房，四周是围墙，空着的地方，全长满野草，长有膝盖高。解放后，监狱叫看守所，就在原址建了几座平房监舍，四周建了围墙，门洞也新建成了双扇的黑漆大门，门上方铸有“邛崃县公安局看守所”字样，常年有人看守。因为常年有严打斗争，监狱也感到有人满为患趋势，同时也觉得，监狱的建筑结构跟不上关押罪犯的要求，便索性重新就地改造，便抽调在狱中的未决犯人，出来干非技术性的重活，与我同牢的黄木匠却可以干他的木工技术。我们几个年轻点的，其实我当时也不算年轻了，那年已44岁了，但身体尚健壮。就蹲在房檐下等活干。不一会，汽车的马达声响了，随着一辆运鹅卵石的车开进了门，它很快就自动地卸了车上的石头。这时所长就叫我们将他新买的锄头、鸳篼拿上车去，又让我们上车，这时候武警中队派来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也上了车。所长这时才在车下向我们交待任务：你们去西河坝上石料，中午就随车回来吃饭，不准乱跑。所长没有多少文化，讲点法规道理不行， 只能用简单的语言下着命令。
车一出看守所，我们几个便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看看别了半年的城市，武警战士端着枪对着我们，但没有呵斥。我见到了一些曾经认识的朋友，有的投来同情关切的目光，有的则不屑看我一眼， 低着头走去了。车到西河坝，我感情的闸门打开了，这是我儿时玩水的张公堰，宽阔的西河，一泓清澈见底的河水由桑园方向流到这儿，成了许多人散步、游泳的好场所。上完车后，我按照武警战士划定的活动范围，漫步在河坎里，看见不少人在那里捡灰石，不远处正在建工厂，河边上有几个灰窑，冒着淡淡的青烟。在一个灰窑边，我见到一个50多岁躬着背的老者在那儿吸烟，这是原一中的语文教师朱××，他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一直被学校监管劳动。
这样的活计干到第三天上午，突然出现一幕喜剧乎、悲剧乎， 让我流出了眼泪。我们在第二车上料时，我突然见到一位年轻妇女，怀中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慢慢向我们上料的车走来。武警战士用手向她示意，不要靠近我们。但她好像没有看见似的，越走越近，并大声地高喊：“宾宾！宾宾！”这时我见到同我一个监舍的雍世宾突然像触电似停了手中的活，寻声望去，七尺男儿也倏地放声大哭起来。我马上回忆起来，他在监舍里向我说过，他是因为受人欺侮，还击对方，便被有背景的对方趁这次严打斗争，弄进来的。在监舍里，一说到他新婚妻子和才几个月的男婴儿离他而去， 无限的悲苦。武警战士有恻隐之心告诉他的妻子：“待上完石头后，允许雍世宾见见孩子。”真的上完石头，车开出河坝后，他就让宾宾去见孩子。在这上有天、下有地的空旷的河滩石坝上，这一家人短暂地团聚在一起，我们见了无不感动，因为在看守所里的未决犯，是不允许会见家属的。事后我知道爱人几次到看守所看我， 都被拒之门外，给我带来吃的东西也被没收了。
我们几个叫去装石料的“犯人”，大约干一周左右，狱里坝子上的石头堆得像小山似的，可能备料已足，便开始了改建监狱的施工。
为了抢进度，增加夜班。先挖基槽，我们只能去挑石头、泥土填基石。每天晚上灯火齐明，如同白昼，增加了不少武警战士站岗放哨。有天晚上，在挑运土巴的行列里，突然有人呼我：“侯老师。”我惊诧地回头一望，是一个蓬头垢面、肤色黝黑而肮脏的年轻人，他见我盯他，他便自我介绍说：我是固驿小学的谢××。我早先听说，他是政治疯子，早就疯了。自入监后抓屎吃，疯病时好时坏，是间歇性的。他为什么放出来劳动？我正在揣想这个问题时，第二转，我俩相遇了。他说他在监舍里太饿了，要出来劳动， 多吃点饱肚皮，便给所长提出要求，所长便同意了。但一周左右又不见他了，听说他的疯病又犯了。
犯人中有几个技工，是城关建筑社的。所以便把他们的技术利用起来。我便跟师傅学习扎拉钢筋，一圈圈，按长度拉直，直的钢筋宰成规定的长度，扳成方形套在4条直的钢筋上绑牢，拉、扳、绑的各道工序，我都虚心求教，干得也有成效。显然改建的监狱是用钢筋水泥建筑的。我们虽然没有见到图纸，但我们干活的项目， 可见一斑。
浇铸钢筋混凝土的活开始了，这是一项环环紧扣的活。各个环节，不能有半点疏忽。分工明确，那时没有搅拌机，是靠4个精强力壮的汉子在两张铁皮上“搅拌”，拌和卵石和水泥，要求快速、均匀，挑的人也要多装快跑，倒进20米长基槽里，不能有半点闪失，迟了槽里的混凝土就凝固，后倒进的不能凝固在一起。白天这活还干得紧凑不乱，晚上就不如白天。灯光下人影晃动，路狭窄， 难免跌倒、绊倒的。我的肩力不行，操盘的“犯人”同情我是老师，晚上只给装半鸳篼，担子轻了，脚下也稳了。谢天谢地，我还没有负过伤。
1978年1月27日的早晨，还没有到起床时间，我在睡梦中，就听见我住的监舍门在响，一会，我就听见所长在叫：侯家华马上起来。我一骨碌翻起来，穿戴好，他叫我去单独吃早饭，一个馒头（2两），半碗粥。吃完，他就将我交给两个武警战士（我们在监狱里称呼管理员），押着出了看守所，上了一部敞篷货车。这时， 我才如梦初醒，我关押已经半年多了，没有判决，今天可能是押去审判。我没有再多想，我口误，伤害了华主席，又有前科，1958年被定为右派，经常闹翻案，但我没有杀人放火啊！这时车已经出了东门，管理员叫我坐在车厢里，他们俩却一直站着，车在太平镇（今高埂镇）拐弯去红光（今牟礼镇），我就知晓，这是押我到红光去公判的。果然不出我所料，车进入红光地界，我就看见路上有不少群众，正向公社方向走去。车到公社门口，管理员押解我下车，进入公社，这时先到的群众顿时沸腾起来了，一下子围了上来，早就布置好的民兵，挡住群众的围困，将我“护送”到一间办公室。约半小时，万人大礼堂内，噪声稍微平息了，主持人讲了开会的内容后，就宣布大会开始。管理员押解我进入会场，会场中间一条巷道，但他们没有推搡我，台子约二米高，押解台前早有几个彪悍的民兵，火速将我托上台子。在没有宣判前，为了教育群众， 震摄敌人，先由闫德全揭发批判我是混入军队、混入党内、混入教育队伍的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是……。我当时也听不清楚，大礼堂里一直闹哄哄的，无法安静，随后就由邛崃县人民法院一个瘦瘦的中等身材，约40多岁的法官罗××对我宣判。判决书如下：
邛崃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法刑（78）字第27号
侯家华，男，44岁，捕前系红光第一中学教员。一九五七年鸣放中攻击我党和政府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五九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一九七二年因闹翻案、偷听敌台罪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九七四年在“四人帮”干扰破坏下被撤销原戴帽通知，解除包解。
本案业经本院审理终结，现查明：
侯犯家华，思想反动，一贯敌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七年五月，竟敢多次在教师中和课堂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竭力为“四人帮”鸣冤叫屈，扬幡招魂。疯狂破坏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本院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卫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依法判处侯犯家华徒刑拾伍年。（刑期从1977年6月19日至1992年6月18日止）。
此判
一九七八年元月廿七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声明提出
上诉状，上诉于四川省温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宣判大会结束后，我由管理员押解回邛崃看守所。那儿的大会还在继续进行中。
一回看守所，解了手铐，正赶上午餐。同监犯人便告诉我：你吃趸了，挨了15年。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们说：你被押走后，监狱里张贴了布告，你是头名状员。我默默地走到所长身边，向他报告，我要申诉。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可以”。我向他提出文房四宝。他告诉我，那今天下午，你就不要出工劳动了，我到时给你纸笔。
下午出工时，所长果然给我拿来纸笔。我就在监舍里，坐在铺位上，疾书申诉理由，对判决书上所列罪行，逐条辩解，要求中院，明镜高悬，秉公办案，为民申冤。第二天，我仍参加劳动改造的队伍，脑子不时萦绕着15年这个坐牢的时间，真感有些心悸，但又无可奈何。这时间，监内有些判决的犯人先后离开了，他们是押解到劳改煤矿、农场去改造，未决犯仍关押在看守所里。
记得是2月26日，所长通知我去他办公室。我一进去，就见1956年冬季，我调到中共邛崃县委五人小组办公室工作时，认识的张庆堃同志。他见我进来，有些尴尬，指着桌前一个凳子要我坐下。他语调缓和地说：你以前是校长，又是党员，现在变了，你的申诉现已由中院下达。说完，他从卷宗里取出判决书，向我宣读：
四川省温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未尾两条是（判文重复邛崃法院判词略）： 1、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2、维持邛崃县人民法院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法刑（78） 字第27号判决。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他念完后，嘱咐我好好改造，立功减刑，将判决书递给我，并让我签字，我知道他是办事员，判决与他无关，我签字，折叠好判决书，离开了办公室。所长见我出来，就叫我放好判决书，仍然出去参加劳动。我回牢房，放好判决书，回到劳动的地方，见大家都侧目看我，我低头看了看我的衣着，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一个打架斗殴的罪犯靠近我悄悄地怀疑地问我： “侯老师你是现行反革命吗？”我回答：“这是他们强加在我头上的帽子，让他们随便说吧！”我泰然自若地拿起工具一个铁钩走到扎钢筋的工作台前。江师傅失望地说：“申诉是枉然的，他们是上下相通的。好好劳动，不要悲伤，十五年后，你的身体一定还是健康的，可能还能学到技术呢？听说劳改队要分工劳动。”因为我申诉被驳回，而且判令不得再申诉，这就意味着，除了减刑，得坐牢到1992年6月18日才能出狱。到那时，我已经59岁了。想到这里， 我没有多想了，只想到两个孩子为我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她俩日后读书、升学、就业，都要被人歧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她俩终身都得过着低人一等的日子。妻子背上反革命家属的包袱怎么能上课啊。想到这里，我萌生与妻子离婚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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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 18:15
楼主
发表于 2019-5-3 1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