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家华：《沧桑五十年》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古城的历史。(之九）

大石

     1971年底，他、党中央发出了红头文件“12.25”批示， 批示对1967年中央下达的指导四川文化大革命的《红十条》上钦定的革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进行批判。我大吃一惊，不久前他俩在九大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我心里嘀咕着，吃惊之余，我又暗暗庆幸，四川各地为他俩划线的派性斗争，幸好我没有牵连，要不又会成为他俩大红伞庇护下的牛鬼蛇神了。《四川日报》也受到了批判。我时刻不离报纸的人，又出了几身冷汗，我没法解释。
    为此，我便向学校革命领导小组提出：调离中心校到中心校辖区内各大队小学去任教，远离这个整天都在闹革命的地方，追求静静地教书。这下可惹恼了领导，重重地在会上批判我，想当脱离阶级斗争的逍遥派，想生活在真空里，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大暴露，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谁也休想逃避这场革命。我没敢辩护，默默地接受大家的批判。
    大约在1970年初春的一天，早饭后，听见外面有人在说：公社门口出现了反标，围观的人很多。我也挤进去浏览一遍，内容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攻击伟大领袖他的夫人“旗手”江青的。说她是苏妲己，破坏中国的文化，扼杀百花齐放的方针等，文字长达300多字，是用两张万能稿纸横写的，墨水是蓝色，钢笔书写。大约在中午时分，县上人保组就来人将它撕下，用以侦破此案。可恶的是，这两张反标贴在两大张四川省人保组判处近30名现行反革命死刑的布告下端，内容还有对这些恶毒攻击他，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为刘少奇、邓小平鸣冤叫屈的反革命分子鸣不平。
    反标事件出现两天后，学校领导就要我交出备课本给人保组的刑侦人员查笔迹。记得有五、六个男教师，其中凡是议论过台湾广播的都列入了嫌疑案犯。又组织全校学生到公社礼堂集中，人保组刑侦人员将反标装进玻璃框里，学生坐好后，依次传阅，让学生判断这是那个教师的笔迹，下来后告诉人保组刑侦人员。
   街上也弄得人心惶惶。听说一个姓郑的老婆，是假疯子，说她窝藏有电台，晚上在竹林里发报，刑侦人员对她进行调查。又有人说……。不几日，备课本被退回来，我翻看后无缺页，也没有被损坏。后我了解被查备课本的老师，都与我的感受一样，如释重负。我们只能公开议论，这个张贴反标的反革命份子，狗胆包天，他的最后下场，就是布告上罪犯的下场，没有其他出路。但反标案未破，我们的心也难安稳，因为我们都有这样那样问题，在革命者认为都是问题。最后又深入查了某老师的父亲在反标前来看过他。他父亲是个刑满释放人员，有前科，反标案发生后，离开他回了成都。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我心不安稳，但我的工作仍然努力，我将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是清白的，与反标无关。
   这段时间，我的日子还算平静，母亲见她儿媳结婚一年多了， 未怀孕，又为我担心起来。我俩利用短暂的假期到成都作了检查， 我这是尊重母亲的愿望。在内心里，我真不想要孩子，因为我亲眼见到我身边的孩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或者父母亲有历史问题， 而不能当选“三好学生”和学生干部，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来自长辈的伤害，弄得来父子、母女都痛苦。我若有了孩子，孩子长大不是一样受到歧视和排斥吗？我在教育孩子，孩子美好的憧憬，我不能帮助他们去实现，难道这不是我的罪过吗？虽然作为女人的她， 长大为人母，是女人的天性，不生孩子却是女人最大的不幸，在辱骂人群中，最残酷的咒骂是“死儿绝女”。她已30多岁了，要有一个孩子在身边，生活可能有一些乐趣。我们双方都作了检查，结果都属正常人范畴，母亲也放下心了。她老人家多么想抱孙子啊！但她老人家却不理解儿子为何不要孩子。
1971年春天是明媚的，泽芬怀孕了。虽然我恐惧她腹中的胎儿日后是黑五类的后代，为了满足她当母亲的美好希望，我做到了精心呵护她。我省吃俭用，给她补充营养，让腹中胎儿提早知道，他这个摘帽右派父亲，在他来到这个人世间之前，是做到了准父亲职责的。在孩子临出生前，虽然有同情我这个贱民的同事、家长、亲友，暗暗窃喜，通过不同渠道祝贺我终于要当爸爸了。我以苦笑的面庞表示感谢他们，但我内心的深处，似有小刀在心里轻划一样的难受，因为他一来到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就会背上其父是“摘帽右派”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他将背到一辈子不能舒心畅快地过日子。我后悔了，我不该要这个孩子啊！
    这年的9月，我被告之不能参加全体教师会，认认真真、老老实实教书，这样可用上多余的学习政治的时间。我每日必读报纸， 这是我自解放前就已养成的“癖好”，这次我敏感地感受到，他的接班人，这是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写入党章的林副主席的名字，骤然间在新闻媒体中没有出现了，我再观察能够有资格参加学习会的老师们，也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不几日，就见到凡有赞扬、崇敬林副主席的标语、图片也在慢慢地撕毁、取销。我惶惶不安，见他们这一举动，我也自觉地将我书架上、衣服口袋里放的、装的《他语录》扉页上的林彪题词“读他的书，听他的话，做他的好战士”以及他写的“前言”都撕掉了。
    这时我更纳闷了，认为党的九大已召开，国家的四届人大也召开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混在党内窃取高位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喽啰”们也从各级党、政、军中清除干净了，林彪接他班的位置，也法定地写进了九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和四届人大通过的新的宪法里，这是为什么呢？
    这段时间，公社在贯彻中央有关重要文件时，高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旗，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公社十三大队有革命群众揭发了解放前夕，有一解放军被土匪枪杀，还有一女疯子喜欢拾红的东西，经常往仁和场去，途经波耳寺、陈槽等地。另有一个蒲江复兴公社卢姓解放前被枪杀，丢在一口枯井里。说是已被革命群众打倒的公社书记孙××包庇了枪杀这些革命志士的反革命分子。为此全公社上下沸腾，有公社干部从野坟茔地又挖了两具尸骨回来， 又从枯井里捡回一些尸骨。这两具尸骨确是解放后，我解放军在平息邛崃土匪叛乱时牺牲的，尚未入烈士陵园安息。
    东拼西凑，形成了6具骷髅，装在6个长方形的木匣里，先搭个简易的草房，组织全公社社员及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前往凭吊。横标上写着“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十个大字。凡前往悼念的单位都抬上花圈，缓步进场，有秩序地鞠躬、行礼、致悼词、发表感言。学校师生还得在这六具尸骨前先默哀，后宣誓。
    首先这个陈放尸骨房地，名叫波耳寺，建在一条小路旁，参观凭吊的人多，那片碧绿的麦苗便遭到了无情的践踏。这时公社领导传达了县上指示，要在这儿建一个阶级教育展览馆，和安仁镇阶级教育展览馆齐名。这一消息不胫而走，相邻的公社社员及单位参观来了，他们都是来接受阶级教育的。县上也组织机关单位来了，在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特殊年代，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参观的革命群众、革命团体，由近及远，成都地区的大型工厂132厂、420厂等单位也来了，他们是乘汽车来，因为道路是乡村道路，从来没有经受过穿梭似大小汽车碾压，路基变形了，涵洞压塌了。重庆方面也有工厂派代表来了，就连朱总司令的家乡仪陇也有来参观吊唁的。每天上千人，这也给公社街上的合作食堂，带来了商机，他们在那儿搭了简易的食堂，方便吊唁的革命群众进餐，革命群众也不顾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做起个体的小生意，卖馍馍。当时在那儿当过负责人的回忆：还有陕西、浙江的革命团体前来接受阶级教育。所送花圈，数以吨计。
     为了让前来接受阶级教育的知道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严重性，公开展出不久，便在学校里培养几个能说普遍话的解说员，进行现场解说，稿纸是公社提供的。随后他们觉得解说词欠生动，就责成学校组织人修饰。因为当时来参观的人不能留下完整印象，传说离奇，莫衷一是。这时候，靠边站几年的袁校长，已经站出来主持工作了，他要我写那六具骷髅的解说词。我没有接受，原因是我已几次带学生前往参观，了解到这种无辜群众被枪杀，解放前后各公社都有，各公社都可以办这样的“阶级教育展览馆”，何况我根本不知晓这些无辜者的政治身份和他们的死因。一次他又躬着腰，喘着气亲自到我寝室里，颇有“礼贤下士” 之态，劝我写。我十分真诚地向他说：“袁校长，你是知道我的政治身份的，从‘二月镇反’到今天，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经历了几次反复。每次反复， 我都要受到批判，不是刘邓的社会基础，就是林彪的社会基础，我这基础，永远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我确实写不好这个我毫不知情的解说词。请你原谅我吧！”这时他关了门后严正地告诉我，现在四川大局已定，他革命路线端正了，刘张打倒了，今后写这解说词，如果出什么问题，一切由我承担。这也是一个立功的良机， 不要轻易放过啊！我没有立刻表态，他便不快地走出了我那间斗室。第二天学校造反派头头，在教室过道上见到我，严肃地问我： “昨天袁校长是不是找过你写解说词？”我答：“找过，但我没有接受。”他好像很失望地说：“过去造反派喊你干什么，你就傲起不干，现在袁校长是代表党委叫你写，你就不要太孤傲了。告诉你，他对你不感兴趣的，你想想？这是为什么？就知道了。”他说完后，扭头走了。我心里忐忑不安。回想运动初期，学校造走资派反时，大肆揭发他在三年困难时期，常常借口去成都看病，去排队买糖果回家，给他父亲装在一个大型玻璃瓶里，在他家外的桥头上卖高价，牟取暴利。随后又贪污学生捐献拖拉机款、挪用公款，被教师告到文教科，他一直耿耿于怀，误认为与我有关，对我心存不满。特别是1967年8月，学校造反派狠批1966年县委工作组来我校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他当时的表现揭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丑行。我接受大家的委托，整理成一篇题目叫《触目惊心，不寒而慄资反路线在红光一小》大字报，触痛了他的痛处。特别是造反派揭露他这个有了四个孩子的父亲，在借调到公安局时，与东街缝纫社女工杨某某的不正当关系。想到这些后，我后怕了。他知道我动摇后，便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到公社顾某处取材料。顾本是原四大队的民办教师，后来调到公社工作，他给我原始材料，支离破碎，我就如实地疏通文字，交给一个叫牟某某的老师，因为他是编写解说词的召集人，要他呈上级审批，并真实地向上级说这部分是我写的。隔一天，他急匆匆来到我的斗室，拿出稿纸对我说：已经给牟书记（洪彬）看了，同时也给在这儿蹲点的工作组长陈区委（厚福）看了，他们总的意见是：不生动感人，要作艺术加工。我反复问他，他们对我写这个材料，态度如何？他说：“没有反映出什么，大胆干吧！”
    记得展览的尸骨中有一女同志，材料说她是共产党的侦探，以装疯卖傻为掩护，要把她写成为：临刑前，振臂高呼：“他万岁！”“共产党万岁！”杀害她的凶手还在服刑，并没有交待她是假疯子，还高呼口号。这怎么行呢？我过去就曾下决心，不介入派性。编写歌颂他最新指示演唱材料，自认为没有问题。结果他们利用演出，也起到了压倒另一派作用。但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容我选择、取舍。同时党委牟书记和陈区委又来指示，要迅速加工，责任由他们负责，一定要在短时期完成。我按他们的授意，违心地塑造了这几个人，连我也不知道姓氏的英雄形象。随后听说，此稿纸不仅给解说员口头解说用，还要印成小册子散发出售，地区还要拨款，修建新的阶级教育展览馆。
     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并不按照人们的意志所转移。我接受了党委的指示，写了这个解说词，是立功表现。但一周后，我接到三弟从家里传来的消息，邛崃街头的大字报上，公开点了我的名，说什么右派分子侯家华，在为红光的阶级教育展览馆乱写解说词，欺骗革命群众，罪责难逃。并说展出的六具尸骨，没有一具是革命烈士， 都是无辜群众。我听后，诚惶诚恐，不知所措。这时袁校长告诉我，大字报又不是判决书，怕什么。在红光地区就不会有这种大字报，好似安慰我，又好似在警告我，不要乱说乱动，吐露出写解说词的来龙去脉。
    1971年的寒冬悄悄来临了，我妻子怀孕算月份即将分娩。她便告假住在我所在学校，便于我处场镇大，产假期间好购买东西，同时也不过河过水，交通方便，万一发生什么预料之外的事，也有利于快速处理解决。我和妻子都是第一次当准父母的人，没有什么经验，其他同志也不便关照，我仍然白天上课，晚上呵护她。只有十分关心我俩的叶老师，常抽空来和她聊天，她是四个孩子母亲，四个孩子她都经佑成长，临盆分娩有实践经验，她俩聊天时启发，帮助妻子近期临产时心里不要紧张，像平时莫事一样平静，稳定情绪。我妻子怀孕已属高龄。一天深夜，她突然感到肚子疼痛，我马上翻身起床，用热水给她热敷，我要她不呻吟以免影响住校老师的睡梦，她是一个坚强的人，咬着牙，喘着气，虽是数九的寒冬，微弱的灯光下，我见她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上向下流淌。好容易挨到了天明，我即刻向街上的诊所跑去，请来了在公社医院指导工作的县医院妇产科余医生。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时也是已为人母的她，本能地关心产妇的安危，她挎上药箱急匆匆地赶到我那仅能容纳两人空间寝室。她要我在门外等候。我紧张地站在门外，心里像猫抓似的难受。约半小时，她出来，神情沮丧地告诉我：是产妇的羊水破了，很危险，如果保养胎儿的羊水流干了，胎儿有生命危险，24小时之内，想法转入县级医院和县级保健站，她说完并未马上离开寝室。这时学校里几位心底善良，已为人母的女教师都站在我门口，询问情况，并不停地催我去找校长请假。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虽然是摘帽右派，但你爱人是好人，她没有政历问题嘛。校长却不在校，听说去县上开会了。为了抢救她和孩子的生命，我又去找革委会副组长，他一听说我爱人面临难产的危难情况，准备请几天假去县医院抢救，他马上就答应了：我马上安排老师上课。我去找该村大队书记方碧蓉，请求安排几个小伙子帮忙，抬我爱人去县医院抢救。她一听说是难产，表现出十分焦急地说：这是妇女从血盆里抓饭吃，这要抓紧。我一定找一、三中队四个小伙子抬。这个副组长见书记如此通情达理，感激地说：“方书记，你的恩典，我们记住一辈子。”便去徐竹林（地名）买了两根老竹子，砍倒做成了一副“滑杆”。大约在上午11时，一切护送的工具和行李准备就绪。医院派不出护理的接生员随行。因为全公社只有一个接生员，这时她已出诊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几位女老师，便推荐叶老师随行照顾。她的课，未经校长同意，大家便承担下来。当时大家建议去新津医院，那儿外科和妇产科技术精良，同时去新津也近10多里路。很快我就将妻子搀扶上了简易担架。四个小伙子中有三个是我曾教过的学生，他们从感情上觉得这是为老师分担忧患， 是弟子天经地义应该做的。另一个也是打心里自愿服务的。他们一路，就像飞毛腿似直往前冲，我和叶老师在后面小跑才能跟上。走了2里地，他们便轮换。妻子在担架上不停地呻吟，过一个蔡渡口约二里地，就是新津县管辖的永商公社，这是新津的一个大集镇， 那天正逢赶场，街上人头攒动，临街有个联诊所，叶老师建议先在这个诊所歇口气看看能否在此分娩。我同意了，便叫他们抬了进去，医院医生看来的是产妇，立即围上几个医生、护士，询问了症状后，面有难色，最后建议还是火速送新津医院为上策。我就用这约半小时的时间里，我请他们四个小伙子在街上随便吃了点东西， 又上路了。此场离新津还有20华里，他们个个都脱下了外面的棉衣，不知累地以小跑速度往新津县城赶路，叶老师虽然只有30多岁，但毕竟平时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程，她累得跟不上了。我只好叫她跟到新津医院来。
    大约在下午五时许，我将妻子送入了病房。女医生蒋某某，来视察后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为何这样迟才送来？”我只好说明我们住在邛崃境内的红光公社，因为距这儿有五十多里地，她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就告诉我马上动手术，你是她爱人到医生办公室签个字。这时我才想到护送的四个小伙子呢？到外面一看，那简易担架在那儿，而人呢已不知去向了。后来叶老师告诉我，她已经帮我感谢了他们，他们已经走路回家了。
     我签了字。回来见一个小车已将妻子推进了手术室。我十分感激叶老师一路上护送妻子，并不停地给妻子安慰和鼓励，让她能坚持，能挺住。
    时间已经是傍晚，医院各处的电灯已亮了。我和叶老师静候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叶老师不停地说：多亏了那四个小伙子，一路上全是小跑，这是在抢救两条生命啊。回去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他们。我不停地点头回答：是，是，应该的。像我这个有“摘帽子身份”的人，人家不嫌弃，更不怕沾惹是非，完全出于人本能的“恻隐”之心，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事事、处处都在讲，都存在的年月，确实很难找到这样的好人啊！我说这话后，心便静了下来，期盼妻子动手术，不会出现意外，但是心里忐忑不安。我不忘那是1971年12月14日，入夜后，寒气慢慢袭来，叶老师缩坐在那张条凳上，又没有御寒的大衣披上，很让我难过。我却爱莫能助。但她那期盼母子平安的眼光在昏暗的走廊里，我却看得非常清楚。约近12点，手术室的双开门开了，两位护士推着妻子出来。一位慈祥的大夫，抱着满头乌黑的婴儿尾随其后，叶老师马上上前接过婴儿，感激地向大夫致以感谢，大夫说，幸好入院及时， 迟到一小时，可能就有危险发生。我看过妻子苍白的脸庞后，也回过头向大夫致谢。妻子是高龄产妇，医院进行了剖腹手术，母女平安。我拜托叶老师照顾妻子，我顶寒风连夜步行到丈母家报信。新津城离妻子家只有15里地。我抵达时，四周万籁俱寂，我轻轻敲开她家门，70多岁的丈母娘迎出，听我深夜赶到是报她女儿生产平安，十分兴奋。马上就准备一些产妇在月子里需要的食品，天还未亮时，陪我一道又步行于凌晨5时许赶到了医院。为此，我便向为我妻子生产忙碌担心，照顾一天一夜的叶老师说：谢谢你了，你为我担惊受怕，我将铭记在心。我丈母娘来了，你可以抽身回校了。记着向关心我的同志道声谢谢，报声平安。我把她送到新津车站， 乘一短途车，再步行15华里回校。同时按照医生嘱咐，七天后产妇可以拆线回家休息。到时再麻烦那四个小伙子来医院一趟抬人。好在他们抬来的简易担架还搁在医院一个陈放杂物的屋子里。
      送走叶老师后，我回到医院，才仔仔细细地端详我的女儿，因怀孕期是足月，可能她妈妈在怀她时，让她在腹中健康成长，没有少吃营养，所以她个头大，在腹中头发就插耳了，黑得晶亮。一双眼睛也有神韵，四肢没有缺陷。丈母娘见到名下的第一个外孙女， 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也绽放灿烂的阳光。妻子母女俩熟睡时，一种莫名的困扰时时向我袭来，那就是悔恨，孩子不该出身在我家，将来长大后，她将受到没完没了的歧视，她虽然有中国国籍，但她只能列入“可以教育好的后代”这个范畴，在人生旅途上，稍有一点闪失，就会……。为了给孩子取个名字，我首先就考虑到一个“静” 字，让她静静地来，又静静地生活，不要树什么雄心壮志，不要树什么远大理想。雄心壮志，可能被斥之为野心勃勃；远大理想，可批之为痴心妄想。然后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这个家庭、社会。因为我20年来的从教生涯深深体会到：在这个时时处处都要讲求阶级出身、家庭成份的中国国度里，即便你能造卫星，也是不能重用的。记得1954年，中学教师奇缺，在小学教师中抽了几个学历高， 又有教学经验的同志去文教科参加考试，其中一位，解放前就读两所大学，考试成绩第一也未被录用，因为他出身地主家庭。当时一位负责人说：即使能造卫星也不能用。苏联卫星上天，红旗就落地了。这个教训深刻。我妻子虽然出身下中农，但我这个丈夫却是“摘帽右派”啊！我取名侯静（后来改名为侯涛），对这个名字， 妻子接受它是因为“静”是文静，长大不调皮捣蛋好管，女孩取静也好听，文雅。因为落实了名字后，回校就要上户口，粮站要定口粮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