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家华：《沧桑五十年》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古城的历史。(之六）

大石

       我从小喜好锻炼，特喜欢篮球运动。学校组织了一支教工篮球队，也让我参加，我更感到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压力了。我的政治身份虽然没有改变，但在教职工中，属于有教学工作能力的年轻教师（那年我30岁）。还没有人关心我的婚事，慈祥的母亲非常着急， 眼看兄弟妹组织家庭了，而因为我曾当右派，属于阶级敌人，谁敢给我介绍对象？这时候，大家都感到政治环境不那么紧张了，九大队村小校的曾老师，是个十分关心人的女老师，看见我来红光工作五年，一直表现好，家中只有一位老母亲，兄弟妹子都在工作，本人又没有经济负担，可能有些积蓄，又不嗜烟、酒，便前去为我物色一个对象，不让我孤苦伶仃地过日子。便主动充当月下老人，给我介绍一位她教书大队的一位农村姑娘，小学文化程度，家庭成分是贫农；其兄是生产队长，共产党员；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我自我衡量自己，我这个特殊身份，要找一个有文化同行是万万不可能的，即使找个吃商品粮的女人也不会被人瞧上。因为你曾经戴过右派帽子，城里人更知晓那场反右派斗争的劲仗，他们见到过夫妇一方被打成右派，另一方马上就提出离婚，印证了戏文中所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的情景。当然正在谈恋爱的就更不说了，一但被揪出，即道声“再见”而去。我处农村，还未开除公职，每月还有36元的收入。在教师中，收入可列入中等，和民办小学校教师比，此数字还有吸引力。曾老师向我提及此事，我郑重其事地告诉她，你一定要向对方详细地说明我的政治身份和工资收入，丝毫不能漏掉一项，特别要向她的兄长， 身为共产党员的生产队长，更加讲明白，不要留有后患。至于姑娘的容貌是次要的方面，主要是身体健康，将来仍然能够从事农业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我当然要每月支付我应支付的生活费，我没有权力将她转为居民，住进城里。我今后的打算，仍然要像××× 老师一样在农村安家。我教书她种田，平平淡淡过一辈子，没有任何过高的奢求。我要曾老师不要添盐加醋夸大其词。曾老师当然如实向女方讲了。在安排见面的那天，是个星期天。我早饭后，将那套已洗得十分干净的平纹布蓝色中山装穿上，足穿粉底布鞋，早饭后独自到距中心校约4华里地的九大队小学去相亲。我来得早，姑娘未到，我便在以校为家的曾老师家坐等候。此时曾老师反复讲了姑娘母亲和兄长的意见，说他们都到学校附近暗访过我，周围老百姓都认为很好。也见过我的“长相”，人家没有意见。到时候，你一定不要傲起不干。她又说，你一定要多说话，主动点，农村姑娘，没有多说话的习惯。我一一答应了。不一会，姑娘在一个女同志陪同下跨门而入。我马上从凳子上站起来让坐。她们不客气落坐后，陪同来的女同志，大方主动，便自我介绍说，她是姑娘的姐姐，已结婚，婆家在回龙镇×大队，其丈夫务农。姑娘依她并排坐着低着头，时不时瞧了瞧我一眼，没有开过腔。我也如实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政治身份，母亲大人及兄弟妹妹的工作情况。她姐妹俩静静地听着，我观察姑娘身高有1.6米以上，头发乌黑，梳着一双粗大的辫子，五官端正，身材均匀，发育健全，给我留下“健康美” 的感觉。除了文化不及我外，其他方面都比我强。她能喜欢我这个“摘帽右派”，我打心里感激她，但她始终不愿与我多讲话，我也只好如实地交待了我的历史和经济收入情况。她未置可否，但她却向我介绍了她是一个共青团员，在大队里，是个青年突击手。所谓突击手，即是大跃进时期的铁姑娘，穆桂英班的成员。我目测，她的体重要超过我。她姐姐多了个心眼，问我是否负担母亲情况。我坦言，我每月要负担母亲5元钱的生活费，她也就没有多说什么。按照曾老师安排，见面以后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用布票买了一丈多工农蓝的布料，在曾老师的陪同下，到了姑娘家看望未来的丈母娘。姑娘的哥嫂早已分出去自行独立生活，只有姑娘和母亲在一起，是三间低矮平房，可能是解放前二三十年代修的，显得十分破旧，没有几样家具，全家的生计，靠姑娘一个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养活母亲，我送去布料，又送了我月工资的三分之二的现金25元。丈母娘十分高兴。25元，在当时的自由市场上，可买80斤大米了。因为1964年来临，集市贸易市场开放了。我在困难时期曾经想像过， 要恢复到1958年以前的农村景象可能要10年。特别是人们心灵深处养成的依赖集体，出工不出力的惰性，可能还要更长些。但是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的这几年，由于贯彻了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在抽象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性的舆论下，中央在各个方面出台了各项政策，经济复苏了。农村出现了卖肉的下村吆喝送货，布票发放也多了，有些针织品还取消要布票购买的决定。一个吃商品粮，每月又拿工资的教师，也被农民羡慕，曾老师介绍的姑娘，在其母亲压力下，同意和我这个大她10岁的单身汉结婚。我们没有举行过婚礼，只是到公社民政助理员那儿登记结了婚。我没有任何家具，住的是学校房，睡的是学校床，我只给她制一套衣服，样式也和农村姑娘一样的，没有特别显著的区别。学校工会对我的结婚十分冷漠。只有几个同情我的老师悄悄地来我室内祝福， 也没有礼品，只是吉庆的“四言八句”。那年那月，我也就满足了。母亲见我结了婚，也从城里来看看她的二儿媳妇。见到我住的屋子的寒碜景象，她老人家差点流了泪。但见儿媳妇的长相，与她的大儿媳、三儿媳比起来也不逊色，她也感到高兴，30岁时终于成家了，也了结她的心愿。她的孝顺儿子终于结了婚，结婚，我没有休过一天假。她家也只请了一桌人，吃了一顿有肉的饭菜就结束了。我们的夫妻生活只能在周末那天，我上完下午课后，便独自步行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田间小路到她家。看看丈母娘，买了些糕点。然后等她从田里收工回来，吃了晚饭后，收拾停当，才陪着我，又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返回学校那间“陋室”。可能是文化层次的差异，我们没有什么龙门阵要摆，我习惯性地看看书报，这时她已甜甜地进入了梦乡。我知道她太累，也不敢惊动她。一觉睡到天明，她便慌荒张张地到厨房打来一盆洗脸水，三下两下，在脸上揉搓几下，便与我告辞，她忙着到生产队挣劳动工分去了。我没有跟她一道去，因为今天是星期天，我上午要洗衣服， 下午要准备明天的课。我俩的婚姻关系就是这么单调。
       春节来临了，我已经是摘帽右派，不像1958年时那样，不让回家过年。我便先买了一些肉、糕点之类的礼品，提前给丈母娘及妻兄嫂拜了早年。按照学校放假安排，我陪她一道回家，她表示支持，心想要实地“考察”我的家境。我家住房，当时只有三间房。大哥、三弟结婚后，就一间约20平米的房间隔成了两间，供兄弟俩住。母亲住一间，与最小的弟弟住在一起。用竹篦笆栏起一间，给我俩住。回家前一周，我回去就作了安排。没有床，只好用“平柜”做床。我拟了一幅对联，贴在篦笆门上。上联是：陋室深深藏苦士；下联是：竹门紧紧锁佳人。横批是“苦中求乐”。
      我俩按时回家了。因为在这之前，除母亲见过她的芳容外，家里人全都没有见过未来的二嫂。我家大院里住着五、六户人家，大家临近春节都在家，我俩一进门，大家就像瞧西洋镜蜂踊而至，顿时满屋子都是人，把她弄得十分尴尬，连手往何处放都不知所措， 便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坐在床边上。看热闹的人，不无快人快语者，说什么“侯家华是孝子儿，所以讨个像模像样的农村姑娘！” 又有人说：“侯家华1957年犯了错误，不能不结老婆嘛，其实侯家华是好人，好人有好报！”
     是晚，她问我：“1957年你犯了错误？”我便问她：“曾老师没有给你说明白吗？”她问我：“说什么明白？”我说曾老师在介绍我的情况时没有说1957年反右派的事吗？她又说：“57年反右派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你那时只有十二、三岁，农村又不开展这运动，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一场政治运动。曾老师应该向你说明白，我曾反复向她说过，一定要向你讲明白，不要让人家后悔， 跟一个右派分子结婚，是要受苦的。既然她没有说这项事，那我就向你摊牌吧……”她不懂政治，从生下来就只晓得劳动挣工分。春节期间，大哥及四妹五弟都回家了，我们到东街国营像馆合了一张影。取回照片时，我一看，个个都绽开笑容，唯独她沉着那张脸， 显得不高兴的样子，其实兄弟妹各自都有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家庭日子过得十分平和快乐。除她这个儿媳是农民外，其它的都是居民户口。但没有一个不尊重她的，因为母亲十分疼我，所以对她也十分偏爱。
        短暂的春节很快结束了。我俩也告别了篦笆门，踏上返校的归途。自从春节回家一趟后，她对我就有些疏远，从不主动搭话，她是一个共青团员，其兄是共产党员。我分析，她回家可能询问过57年那场“阳谋运动”，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跟一个曾经开除了党籍、团籍的人结婚呢？每到星期六，我照例走弯弯曲曲的田坎路去看她时，她总是吱吱唔唔地告诉我，她不能回学校。同时也找了一些借口，不能同我在一起，如要我在她生产队里建房子，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的故事，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就是吃公家饭、住公家房，我哪有能力建房啊！我又从介绍人处了解到，她未向她说明我的政治身份。因为她认为摘了“帽子”，就是与其他教师一样了。1963年升工资，她不但没有升，还在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时，她就已经精简出了“公办教师”行列，而成了“民办教师”。我当然比她强多了，她认为我有积蓄，可能为了做成好事，便添油加醋地夸我。我思前想后，为了不影响姑娘的前程，又幸好我们没有小孩拖累，我便主动提出分手要求。她欣然接受我的要求。在一个赶场天，她和她姐一道，在学校找我。待我下课后，便到近在咫尺的公社，请民政助理员同志办理离婚手续。我们没有争吵过，我祝贺她解脱了“右派”分子老婆的包袱。我也解脱了长久下去我将在农村呆一辈子的生活命运。
      事隔三月，听人说，她经她姐姐介绍，已经与回龙乡的一个青年农民结婚了。我祝她幸福。
     我仍然过着单身汉的生活。母亲对我的离婚虽然痛苦，但也理解我的苦衷。在农村安家修房置屋，对一个每月拿36元工资的儿子，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同时在西街小学教书的妹妹也开导她， 如今凡是处理任何事情都要划分阶级界线，以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姑娘出身贫农，又是共青团员，又是青年积极分子，其兄又是共产党员、生产队长，二哥除了文化程度高于她外，其他政治条件都不如姑娘，这不是有缘或无缘的问题。母亲生活在城里， 也知晓居委会常开大会批判、斗争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情景。他们的子女除极少数外都抬不起头，说不起话。农村地富子女打光棍的比比皆是，我慈爱的母亲也就不再像先前那样痛苦了。她在我名下抱不上孙子，而在大哥、三弟、四妹名下，也有家孙和外孙了，日子过得也不寂寥。
    这段时间，不知为什么，我校徐惠英同志的工会主席，突然被一个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导下，从大队小学调入中心校的×××担任。解放前，她住过“孤儿院”，因为她成份好，调入中心校后就被领导任命为工会主席。她觉悟高，苦大仇深。记得她从不吃稀粥，说是孤儿院时吃够了。她视我们出身不好、有政历问题的为眼中钉。原因是这些人的业务水平都比她强， 学历也比她高。她主持了工会工作后，我这个保留会籍的摘帽右派，在她看来，我的会籍是不该保留的，更不该留在学校里继续教书，而应该去劳改、服刑。我对她的任职，一直抱敬而远之的态度。她在只有五个女教师中也处境孤立。她只是以“成份”特殊而取得领导信任和依靠。
      1964年，暑假过后，秋季开学时，文教科调来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他是邛崃师范60级毕业的高材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 父亲在解放后被镇压，全家扫地出门，而他却十分聪颖好学，表现很好，15岁初中毕业后，被蒲江县聘为代课教师，1957年考入师范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邛崃最边远的三坝乡教书。被文教科分管教学的张炯明科长发现后，觉得是个好苗子，待三坝乡划归大邑县管辖后，因出于本位主义，征得科长的同意，将他调来我校。到校后， 在全校教师会上，大家作了自我介绍后，他便认识我了。散会后， 已是晚饭时间。饭后他便问我学校的情况，他主动地向我说：“我读书时就知道你的‘大名’，那是58年我在校的一个大会上，新来的校长×××同志作了一个报告，就点了你的名。教育我们年轻人，不要向你这个曾经入朝参加过战争，入过团，又入党，当过校长的右派分子学习。说你是个人主义，骄傲自大的典型。今日相见没有这个感觉。”我对他的突然发问感到惊愕，我为什么作为×××同志的口头教材呢？当初他介绍我入党，为什么又向我泼污水呢？我对自己被别人误解而感到悲哀和不理解。我听后便简略向他介绍了我自己并不骄傲，也没有个人主义，只是对某些同志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风看不惯罢了。但他很真诚地向我了解学校情况，我只好如实告诉他，学校的基本概况，教职员工的工作态度。同时对他说，我已经是一个“摘帽右派”，今后我俩是同事，请你多多从严监督我的改造。他听我这么一说，反倒感到不自在了。便表示我也是需要改造的。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又被人民镇压，对他的“暴行”，我年幼无知，但我认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要在工作中努力工作，永远和他划清界线。他的妻子与我妹妹同班， 是邛崃师范61级的毕业生。
      学校鉴于他的才干，让他就任高年级的课。我俩同教一个年级，互相切磋，相互研究，配合默契，很快他就进入角色。我俩在教学上，互相尊重，可谓忘年交。他博闻强记，深得学生敬重。但毕竟与我妹同学，仍然时刻对我以兄长视之。那时学校一切工作十分顺利，各校都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小学工作四十条》，基本上结束了自大跃进以来的各项工作无章可循的局面。除工会主席×××对我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外，其他教师都与我相处和睦。
     这期间，《解放军报》还可以公开订阅，我因为参过军，对军队有深厚感情，对《解放军报》介绍的有关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颇有兴趣，并把它用到我的班务工作上去，特别是每日报头右上角的条形位置上，都要登载一条语录，统率当天报纸反映、报导的内容。同时我也编写了一些名言警句，张贴在教室里，供学生每天接触到，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他基本上和我同步。我俩常被学校派遣到邛崃县城的省属重点小学，去听当时名噪一时的老师如陈瑞云、羊治明老师的课。学习他人长处，对照检查弥补自己的不足。
     教导主任陈××，下半年即被调到新都县参加了温江地委在那儿组织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听说是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重点解决“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农村基层干部的作风必须整顿。不久在新都县木楠公社参加社教运动的陈主任回校小住三日，便听说她在向学校领导和行政成员中吹风时说，农村学校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有些出身不好，家庭有杀、关、管的和本人有政历问题的，不能担任班主任。即使担任了的也必须取下，这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大权旁落到阶级敌人的手中，这些人当了班主任，几十个孩子就被他们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还说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也严重。我听了后，感到毛骨悚然。因为我1958年调来红光一小工作时就担任了班主任，而且一直当到今天。在1963年还被评为公社一级的优秀班主任。我坚持“德、智、体”要求，让学生们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难道我坚持的方向错了吗？培养的目标错了吗？我从良心上去检查，我不但没有错，而且还以此作“洗雪”我“罪恶”的优秀表现。
    她回校吹风后，很快就回到她整社的新都县木楠公社去了，但我的厄运不久就到了。领导找我谈话，说什么教体育的×老师暂借到县文教科去帮助搞学校修建，学校没有人教体育。你一定要服从大局，去教好这门“三好”中首当第一的“身体好”。好好学习关于体育那篇文章，这是青年时期的关于体育心得。那时此篇文章尚未收入《选集》。这篇文章是用文言文写的， 但并不感艰涩难懂，中心是明确的，只有身体好才能学习好、工作好。即使领导不这样转弯抹角地给我作工作，我也是能接受的。我只好在中途将班务工作交给了另外一个同志，去接下了一至四年级 8个班的体育课，从头学起。晚上我就将少年广播操（第二套）的图解，贴在我那间昏暗、潮湿而仅8平方米的寝室内墙壁上，一节一节的照着做。两手举上举下，侧平举都能在这狭窄的寝室内做， 但踢腿运动这节就难了，微微抬腿就能踢到墙壁，只好认真看图默作。约两个夜晚，我就熟悉了这套8个动作的小学生广播操。
       我上体育课，每节课我都先整队，清点完人数，就要求孩子们两手侧平举，成体操队形散开，指导他们做一遍操。我在他们基本会后，便叫体育委员领操，我则在行间纠正个别做得不规范的孩子，可谓要求一丝不苟。做完广播操后，我即进行队列训练，这是我当兵时的基础。孩子们听到我洪钟般的口令声，也十分有精神地配合，他们在行进间齐声喊着“一二三四！”或“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口号时，我心里也感到一丝安慰。他们没有给我难堪和尴尬。约20分钟后，我即组织他们做只有教师才有的体育教材上登载的游戏，我也融合进去同他们一块玩，十分开心。还有最后5分钟时间，我就集合整队，进行总结。表扬积极、认真参加锻炼的小朋友，并带头给他们鼓掌，予以鼓励。同时也指出这节课中的不足地方，下节课注意纠正。功夫不负有心人。学校因故占去了他们的体育课时间，班主任就会要求我，利用班主任教的语、数课给他们补上。他们喜欢上体育课，就是对我的尊重和认可。我乐此不倦。像我这样的人，人们对我的信任，就是我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