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的十大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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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闻报道;乱象
[提要] 从标题党到媒体审判再到新闻敲诈，近年来，舆论对媒体乱象和新闻伦理的争议越来越多。一方面，媒体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不断推进，加上网络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媒体行业的竞争加剧。为了争夺公众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媒体从业者频频弃守道德底线和职业素养，新闻报道求新、求快、求异，新闻表现故事化、娱乐化、煽情化，新闻内容刺激性、庸俗性、标签性，不断挑拨和误导公众情绪；另一方面，政府对新闻乱象的认识相对不足，新闻行业的管理相对落后，法律条文空缺，对媒体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乱发、抢发、误发行为缺乏有效的管理规范和整治措施，客观上也纵容和助涨了媒体乱象。应该看到，新闻业务的问题早已超出了业内伦理的范畴，成为一类社会公共事件。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和破解这些新问题，是媒体加速发展必须要破的瓶颈。






从标题党到媒体审判再到新闻敲诈，近年来，舆论对媒体乱象和新闻伦理的争议越来越多。一方面，媒体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不断推进，加上网络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媒体行业的竞争加剧。为了争夺公众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媒体从业者频频弃守道德底线和职业素养，新闻报道求新、求快、求异，新闻表现故事化、娱乐化、煽情化，新闻内容刺激性、庸俗性、标签性，不断挑拨和误导公众情绪；另一方面，政府对新闻乱象的认识相对不足，新闻行业的管理相对落后，法律条文空缺，对媒体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乱发、抢发、误发行为缺乏有效的管理规范和整治措施，客观上也纵容和助涨了媒体乱象。应该看到，新闻业务的问题早已超出了业内伦理的范畴，成为一类社会公共事件。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和破解这些新问题，是媒体加速发展必须要破的瓶颈。

小编通过梳理近年来被舆论争议较大的新闻舆情事件，总结出全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的十大乱象，以便读者研究参考。

1. 时效性抢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的建立，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为了抢头条，抢点击率，新闻从业者展开了“秒争”，“快”逐渐成为媒体竞争的关键因素。因此为了提高新闻发布时效，很多新闻工作者都热衷于缩短新闻流程，减少求证和把关环节，以抢占发布先机，比如记者从社交媒体直接取材发布；再比如编辑从网络平台直接转发搬运等。不过这种不加求证和核实的时效抢发，实际上却给谣言和虚假新闻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也引发了舆论对新闻真实与时效的巨大争议。

案例：

2020年夏季运动会举办地乌龙

2013年9月8日凌晨4时，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地揭晓，日本东京最终获得主办权。不过在投票刚一结束，新华社就抢先发布快讯“伊斯坦布尔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而央视主持人则直接口播东京首轮出局，甚至还打出了东京出局的字幕。这一乌龙直接引发了连锁反应，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多家媒体第一时间转发。待确切消息发出后，舆论一边倒地痛斥央媒不专业。

李光耀“被去世”乌龙

3月18日晚21时56分左右，国内媒体在手机客户端和官微账号上争先推送一条来自社交网站推特上的“新加坡总理公署网站通告”截图，称李光耀病逝，享年91岁。10多分钟后，新加坡总理公署出面澄清，声称未发布这一信息，并就相关事件向警方报案。随后，原本抢发转发的媒体又纷纷致歉撤稿，声称消息有误，上演了一场乌龙闹剧。

2. 盲从化转发

新闻盲从化是指媒体在转发新闻时，不加考证而完全照搬，其与时效性相辅相成，构成了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最大安全隐患。在网络媒体发展初期，多数网站没有采编权，只能依靠转发、搬运传统媒体生产的新闻以实现自身效益。此后，随着全媒体的发展，两微一端的崛起，新闻转发盲从化现象愈演愈烈。虽然这种复制黏贴的信手转发能实现效能优化，提高资源使用率，但同时它也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新闻版权的侵权问题；二是一些权威性媒体的示范，一旦出错就会加速下游媒体的扩散，形成巨大的负面效应。

    案例：

今日头条的版权之争

2014年6月，《广州日报》、《新京报》等多家传统媒体向国家版权局投诉国内个性化信息推荐引擎“今日头条”侵权。同年9月，国家版权局对“今日头条”展开立案调查确认，权利人投诉的部分新闻作品及相关图片均由该网站存储和传播，而非链接跳转方式,“今日头条”构成侵权。之后，“今日头条”积极整改，删除了所有侵权内容，并主动与媒体洽谈新闻版权使用问题。这起版权战也被认为是移动互联网领域类似口水战的第一例。

公务员工资增六成误传

1月18日，香港文汇报刊发文章《内地公务员今年加薪超六成 以后每年或调整一次》，此文随即被人民网、凤凰网等权威主流网络媒体转载。在时效性上稍差一些的电视台和传统纸媒在这些权威网络媒体的示范作用下，次日也纷纷加入报道队伍。消息误传了多天后，23日，在人社部的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李忠回应表示，报道并不准确，这次调薪的增长幅度并不大，月人均实际增约 300 元。

3. 碎片化解读

媒体“标题党”行为是当下被舆论吐槽最甚的媒体乱象。一些新闻从业者为了适应网民的碎片化浅阅读方式，能在浩如烟海的新闻报道和同质化的内容转发中吸引眼球、拔得头筹，将功课做在标题上。通过对文章内容的断章取义，创作刺激性、庸俗性题目以吸引关注。这类标题往往是对文章内容的碎片化、极端化、至简化解读，很容易背离文章的初衷和原意，造成公众误解，给被报道方带来巨大的舆情危机。

案例：

济宁市长两会相关发言被断章取义

3月15日，南方都市报网站刊发《济宁市长呼吁理性对待官员：我每天工作超10小时，月入7000元》的访谈性报道，文中济宁市市长结合工作实际，就基层干部待遇、四风问题等谈了认识，意在展现近年来地方政府施政的新气象、新变化。但该报道发出后，各大网站却迅速以《山东济宁市长：县委书记月薪3千 还不如工厂打工的》为题进行转载，将文章主旨置换为官员、打工者两个群体的对立，把发言的正面理性气息转换为官员的叫屈喊冤情绪，引发网民的习惯性不满。

深圳“尿歪罚款”如厕规定被误读

2013年9月，深圳颁布《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规定在“在便器外便溺”的，将被处以100元罚款。这条本意为处罚随地大小便规定随即被媒体提炼为“尿歪罚款”，将原文旨在维护公厕文明的正当性解读为庸俗不堪的雷人性，直接刺激了舆论槽点。事后，深圳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出台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警示，强调市民文明如厕，随地大小便会被处罚，尿歪是不会被处罚的。但依然有多家媒体坚持以“尿歪罚款”的雷人点进行点评，误导舆论。

4. 娱乐化迎合

媒介的变更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自上而下的单一宣传渠道，获得了发言权和主动权的网民猎奇的心理被大大激发。在注意力时代，相对于那些正面传统的宣传报道，网民对负面、怪诞、低俗、煽情等极端性的内容更感兴趣。为了迎合网民的这种心理，媒体记者也着力于从硬新闻中挖掘娱乐性因素，通过炒作渲染以满足公众好奇心，刺激舆论情绪点。这类新闻的娱乐价值常大于新闻价值，容易遮蔽事件原有的议题，冲淡社会聚焦点。

案例：

女官员落马制“通奸地图”

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不断有高官落马，为了满足舆论的窥探欲望和心理刺激，“时政+桃色新闻”式的信息挖掘就成为媒体报道官员落马的重点。去年11月，山西公布两名女官员被查消息时首次提及女官员有通奸情节，这一非常规细节立即引发媒体“性趣”。随后，人民网发布文章《官员通奸地图，给31名通奸官员亮亮相》，以红色标识曾有官员因通奸落马的省市。@大众网朱德泉 对此指出：个别涉案官员岂能代表一个地域？通奸官员个人的节操固然碎了，但这幅通奸地图的制作及发布单位，其媒体品质、品味、公徳、节操则碎得满地！

上海踩踏事件复旦女学生特写

2014年12月31日晚，上海外滩发生拥挤踩踏事件，造成36死49伤。在事件的后续报道中，一些媒体背离了救援、安抚、追责的主线，将焦点对准了一位不幸罹难的复旦大学女生，就其个人信息及来源于社交媒体的相关信息进行人物特写，引发了复旦方面的不满。在《今夜无眠|复旦学生致部分媒体的公开信》中，作者批评道，“面对这么多失去的生命，媒体却独独抓住了复旦这一名学子，花了大篇幅来报道。新闻报道的工作者们，面对众多失去的宝贵生命，你们是不是已经为了新闻的噱头而分出了高低？”

5. 片面化采访

近年来，“新闻反转剧”不断上演，引发了网民情绪的“过山车”，也让公众对媒体责任和社会公信力产生了质疑。这类问题的出现多由于记者在片面采访当事一方，信息链条不完整，真相不明的情况下而妄下的定论。但因为事件常常聚焦社会矛盾群体，在新闻报道时又对人物进行标签化的挑逗性解读，并利用舆论天然同情弱者的心理而影响恶劣。从影响来看，记者的议程设置和片面化采访，不仅容易扭曲损伤事件真相、伤害舆论情感，也会在无形中激化和扩大社会矛盾。

    案例：

湘潭产妇之死的舆情反转

2014年8月，湖南湘潭县妇幼保健院一产妇在剖腹产时，因术后大出血死亡，其家属称“主治医生、护士全体失踪”。随后，媒体纷纷以《产妇死在手术台上，医生护士全失踪》为题进行报道，引发了舆论对“医生无德”的同仇敌忾。然而院方的回复显示，是患者家属“围攻”在前，医生护士因担心个人安全“失踪”在后。整个生产过程，一直有医生和家属的沟通。舆情随之反转，网民开始指责媒体报道失实煽情。

老外遭大妈讹钱的舆情反转

2013年12月，各大媒体网站纷纷在首页头条位置推出新闻称“扶起摔倒中年大妈，外国小伙疑遭讹诈”，在“扶不起”成为舆论痛点的背景下，这条新闻立即成为公众发泄口，针对“讹人”大妈的抨击高涨。然而事件随即转向，北京警方回应称，外籍男子因存在无证驾驶、驾驶无牌照摩托车及交通肇事行为，将被处罚。事后，新闻发布者表示，“因为中年女子情绪比较激动，但是有点夸张，再加上之前我看到她平躺在地，至少我看到就有两三分钟了，我是下意识就以为想多要点钱。”

6. 标签化引导

社会对一类现象或群体的某个特征传播过多，就容易在舆论中形成思维定势，久而久之就会被标签化。这种“标签”，简单、直接，特别适合信息爆炸时代网民浅阅读的思考惰性。为此，标签传播也常常被媒体记者所采用，其利用舆论“固定的成见”对新闻内容进行主观性暗示，突出事件中的人物或价值标签，有时甚至偷换论题、转移焦点以迎合民粹。但这种不负责的标签化解读，很容易以偏概全，加剧舆论站队，造成对某个群体的误伤，扩大舆论的负面情绪和社会的割裂对立。

    案例：

“女干部”骂保安看门狗事件

2014年11月16日，合肥某小区门口，一名女司机因逆行问题与值班保安发生争吵并辱骂其是“看门狗”，随后保安倒地不起，后抢救无效身亡。从报道来看，这是一个由小矛盾而引发的意外，但媒体却纷纷以“女科长骂死保安”为题进行报道。一时间，女司机的干部身份成为戳中舆论的兴奋点，网络舆情也开始由一起单纯的民事纠纷转向对公务员群体的挞伐，“权利任性”成为事件的核心议题，舆论焦点已然超越了事件本身。

“宝马车”拖行交警致其死亡事件

3月11日，上海一辆宝马车不听交警指挥，强行闯关，将民警拖行近十米摔倒在地后继续行驶，随后被截停。而受伤民警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这起事件的焦点本应是谴责违反交规的司机，呼吁公众遵守交通规则，但媒体却将目光放在肇事司机的背景上。“宝马车主”、“网络公司老板”，媒体为肇事者打上了“有背景”、“有钱人”的标签，激化网民仇富情绪，甚至有不少人开始怀疑其有深厚背景，很可能被轻罚等等，造成事件关注点的失焦。

7. 暴力式发难

社会的媒体化与媒体的社会化打破了传统媒体对舆论话语权的垄断。一方面，企业通过建立自己的官网、官微等打开话语权，另一方面媒体“无冕之王”的地位也遭受挑战，不得不接受社会监督。在这种格局下，媒体的不恰当报道就遭到企业越来越多的反击，媒体报道的不专业和监督的暴力式也越来越凸显。这种媒商之间的口水掐架既大大浪费了媒体资源，损害各方声誉，也增加了舆论对媒体公器私用的反感。

    案例：

京华时报与农夫山泉的“华山之争”

2013年4月，农夫山泉的水质问题遭到舆论质疑，随即陷入“三重门”。4月10日，京华时报加入“监督”行列，此后28天，京华时报连续用了67个版面，76篇报道与农夫山泉展开了多个回合的论战，至5月6日，农夫山泉新闻发布会达到高峰。双方从最初的交手逐渐升级为誓把对方公信力打倒，以捍卫自己名誉的决斗，为此不惜投入大量版面、财力，并开创了一家媒体批评一个企业的新闻记录。这场对“标准”问题而非质量问题的拉锯，不仅让农夫山泉声誉受损，退出北京市场，京华时报也因其不专业和蛮横式的报道而饱受质疑。

长江商报与贵州茅台的“长茅之战”

3月17、18日两天，长江商报连续刊文称茅台百年来引以为傲的“巴拿马奖”是假的，指茅台“篡改获奖等级、编造故事”，并呼吁“工商局应该严肃查处假借爱国之名欺诈消费者的行为”。19日，茅台官微回应表示获奖一事“有史可查”，“纠结于对百年前获奖等次的争论，实在没啥意义”。不过话题并未休止，20日，长江商报继续纠缠于获奖之事，在头版头条强调“回应本报报道 茅台不提金牌”，引发了舆论对媒体无理取闹的反感。

8. 审判式介入

随着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加快，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介入越来越深，在对司法公正起到督促作用的同时也对司法活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社会关注和争议最大的就是“媒介审判”。在一些社会影响力大的司法案件中，媒体往往带有预设的立场，在新闻报道中超越正常的法律程序抢先对案件做出判断，使新闻报道情绪化、倾向化较重。这种以媒介话语权代替舆论监督的“未审先判”，很容易干预司法独立，对司法系统产生压力，同时也会激发公众的非理性情绪，诱导舆论产生“情绪审判”。

案例：

复旦投毒事件

2013年4月，“复旦投毒案”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由于官方信息较少，媒体趁机大肆介入。该案件由最早的《复旦大学研究生疑遭室友投毒入院》的报道开始，在网络上关于该案件的各种报道便不断升温，甚至流传出“情杀”、“竞争”、“误杀”和“痛恨医生”等多个版本，部分媒体在尚未获得确切的消息前，依据警方提供的嫌疑人林某的信息，挖出他的QQ空间、微博等信息“佐证”他是凶手，并对其做出投毒认定，贴上“杀人犯”的色彩标签，引发了业内的广泛质疑，被斥为“媒体丧失了最基本的准则”。

平度陈宝成事件

2013年8月10日，陈宝成涉嫌非法拘禁被平度警方刑拘，此事迅速引发了陈宝成曾供职媒体的介入。一些媒体在未采访的情况下，通过整合陈宝成的微博和财新网的声明对案件定性为“抗拆被拘”，坚定陈宝成是合法维权，制造“警方设局论”，质疑非法拘禁罪的成立，并将受害司机郭晓刚前去清理垃圾联想为“强拆”的延续，甚至有记者提出郭晓刚是自愿留下。随后南北系媒体大肆渲染陈宝成“维权”的艰辛，抨击平度政府“强拆”的残忍，对舆论情绪进行倾向化诱导，引发了网民的非理性“站队”。

9. 敲诈式报道

随着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化，部分记者的道德底线和职业素养逐渐失守。在利益的诱惑下，有偿新闻屡屡出现。他们以负面报道要挟企业实施敲诈，并为一些无良企业的恶意竞争充当推手，不仅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给被报道方带来巨大的品牌危机和舆情困境，同时也触碰了法律底线，严损了记者声誉和媒体公信力，社会危害极大。十八大以来，国家开始加强对有偿新闻的整治和查处，对净化行业风气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案例：

《新快报》陈永洲事件

2013年10月19日，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刑拘《新快报》记者陈永洲。23日，新快报头版通版报道《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披露中联重科财物问题，被长沙警方跨省刑拘》，“请放人”以及“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一时轰动了舆论及媒体界。26日，陈永洲在央视镜头前认罪，自述收钱发表失实报道，事件发生逆转。27日，《新快报》在头版位置就陈永洲收钱发表失实报道致歉。2014年10月17日，陈永洲一审获刑1年10个月。

21世纪报系涉新闻敲诈被查

2月28日，原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颢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及罪名为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等多宗个人犯罪，涉案金额上亿元。 据警方介绍，21世纪报系利用其在财经界的广泛影响力，与一些公关公司勾结，以发布负面报道为要挟，迫使上市公司、IPO公司与其签订合作协议，收取“保护费”，非法牟利。

10. 策划性炒作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记者不能逾越的职业操守。这条特性适用于所有的新闻报道中，包括“正能量”的新闻策划。在“眼球经济”下，一些媒体从业者利用其掌握的新闻传播规律和新闻资源，通过戏剧化和煽情化的方式包装加工悲情故事，激发社会道义和同情心，即便做出了公益性质的慈善效果，也往往会因其带有欺骗性、策划性的初衷而遭到舆论非议和谴责，透支社会信任，更对社会慈善事业造成伤害，加重舆论对社会和陌生人的不信任。

    案例：

励志儿童杨六斤事件

2014年5月23日，广西卫视《第一书记》节目报道了广西男孩杨六斤的故事，称其“独自生活”、“半夜出去找妈妈，担心给妈妈添负担半路折回来”、“吃野菜捕小鱼”等，激发了社会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一个月内，社会捐款就达到500多万元。然而随着事件的深入，有媒体走访发现，杨六斤的生活并非那般艰苦：他之前一直同堂哥一家住；偶尔吃的野菜是当地的家常菜；生活享有各种补助。广西频道总监随后坦承因为记者在采访时，想帮助他，想让大家更多地同情他，故而造成失实。事后，舆论纷纷指责媒体包装过度，消费公众。

艾滋病男童被驱逐事件

    2014年底，某媒体网站报道称，四川省西充县某村200余位村民，用写“联名信”的方式，欲将村里一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8岁男童驱离出村。这种违背基本人权的行为立即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然而事件高潮未过，就有消息指出，所谓联名信，其实是村民为了配合两名“好心的记者”的策划，希望孩子能够得到社会关注，接受更好的治疗和教育。炒作虽然带有“善意”，但舆论依然不能接受被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