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片子你看了一定会痛骂一万个fuck

那一年灬终究

这部片子你看了一定会痛骂一万个fuck

假张

1965年到1966年期间，印尼华人曾经遭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具体有多少人遇害已经很难统计，有人估计在几十万，有人则估计100多万乃至400万。

当时军方发动政变，随后清洗共产分子。但由于雇佣流氓组织执行屠杀，很多和共产党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人，包括普通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共产分子的帽子而被残忍杀害，而华人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50多年来，这段黑暗血腥的历史被深深埋藏，不但外界了解甚少，就连印尼人自己也不太清楚。

美国纪录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印尼拍摄十多年，把当年这段历史拍成了两部纪录片。

其中的第一部叫《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获得了2014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而第二部《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又在今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这两部片子第一次让外界广泛而系统地了解到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也在印尼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今天想先介绍下第一部《杀戮演绎》。2013年，我在纽约一家艺术影院里第一次看了这部片子。放映完毕，全场静默片刻，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那天天气晴朗，可是走出电影院我感到一阵恶心，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辈子都不想踏上印尼这个国家的土地一步。

那一年灬终究

真正让我感到震撼和诧异的，不是当年的血腥和残暴，而是今天的印尼人对那场惨剧的麻木。

刽子手不但逍遥法外，而且继续处在社会食物链的顶层，贪污、贿选、勒索、敲诈，无恶不作；纪录片里呈现的印尼，腐败无处不在，流氓被奉为英雄，华人继续逆来顺受备受剥削，整个社会似乎都深陷在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所形成的泥淖里无法挣脱。

奥本海默早在10多年前就决心揭开印尼屠杀的真相。一开始，他把重点放在受害者身上，但是很多接受采访的人很快受到了人身威胁。后来，其中一个幸存者对他说，应该去拍那些施暴者。

于是，他辗转联系上了几个当年的刽子手。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些杀人者非常热衷于讲述他们自己杀人的故事，乐于吹嘘当年的“英勇”事迹，一点都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奥本海默提出要帮他们拍一部讲述屠杀的电影，请他们在电影里详细地重现当年自己杀人的场景。这些刽子手一口答应，沉浸在自己即将成为“电影明星”的幻想和喜悦之中。在他们的眼里，这样一部片子将会为他们树碑立传，成为他们的光荣传记。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讲的就是这些“刽子手”如何以巨大的热情投入这部影片拍摄的故事；而他们绘声绘色得意忘形地描述的杀人细节，恰恰成为了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的铁一样的证据。

片子的主角是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他当年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刽子手，曾经亲手杀害了1000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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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主要角色是安瓦尔的好友赫曼·科托(Herman Koto)，当年是行刑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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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镜头，安瓦尔讲起了自己杀人的经过。

他说，一开始抓到人都是毒打至死，可是因为血溅得到处都是，就算清理干净，仍然留下腥臭的气味。也恒因为如此，他那时从来不穿白色的裤子，甚至不穿白色的衣服，总是穿深色的衣服，“就像是去野餐一样”。

后来，他从美国黑帮电影里受到启发，发明的一种新的杀人方法，就是用铁丝勒住对方脖子，这样杀人很快，因为对方根本没办法抓住铁丝挣扎，铁丝勒进了肉里，根本抓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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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这些，他没有一丝愧疚。他甚至怀念起自己的年轻时代，叹息“人老了就稳重多了，年轻时要暴虐很多”。

镜头一转，他蹲在地上，教育两个年幼的孙子要对小动物有爱心，不要伤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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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照，多么讽刺。

他们还找来群众演员，配合自己表演当年残暴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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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行刑队员，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谈起自己杀人的情景也十分自得。他说自己在路上见到华人就杀，见一个杀一个，具体多少已经记不清了，但“肯定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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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有次在往亚洲街那边走的时候，遇到了女朋友的爸爸。我的女朋友是华人，于是，‘镇压华人’运动就变成了‘镇压女友爸爸’运动。所以我也杀了他，因为他也是华人嘛。他摔进阴沟里，我用石头使劲砸他，然后他就沉下去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笑了，车里其他几个人也笑了，仿佛都在夸奖他的幽默。杀了成百上千人，对他们来说，仿佛不过是踩死了几只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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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很多当年的幸存者，对于亲人和自己的遭遇也非常麻木，仍然小心翼翼地迎合当年的刽子手。

在电影的其中一幕里，安瓦尔的邻居苏约诺(Suryono)扮演受害者被拷问，他回忆说，自己的继父是个华人，是杂货店的老板，自己刚生下来不久就和继父一起生活了。在他11、12岁那年，有天凌晨三点有人敲门，继父去开门就被带走了，第二天在油桶下发现了他的尸体，“从头到脚被麻木包着，就像死去的羊一样”。那之后，他和家人被流放到了贫民窟。

他一边说，一边赔着笑，表示自己只是建议把这件事作为电影的素材，“我发誓我没有批评你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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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惨遭杀害的华人其实都是普通人，“共产主义分子”只是被强行扣在他们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

这是一个大出版商，叫易卜拉欣(Ibrahim Sinik)，当年负责收集情报和审问嫌疑犯。导演问他，审问时都问些什么呢？ 他说，“不管问什么，我们把答案改一改，这样人们就会憎恶他们了。作为新闻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憎恨这些共产党。抓到这些共产党后，我们会把他们打得不成人形，然后才会交给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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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组成行刑队、参与镇压和杀戮的，大多数是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的成员。1965年，他们屠杀了甘榜格南村(Kampung Kolum)的大量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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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组”找了今天“五戒青年团”的成员和贫民窟的居民，重现当年甘榜格南村烧杀掳掠的场景。由于暴徒的表演过于逼真，扮演群众的贫民窟居民都被吓住了，拍完以后仍然久久回不过神来，而孩子则被吓得大哭。

当年参与这场屠杀的一个行刑队员说，“如果她们长得漂亮，我会把她们都强奸了。我就是法律。尤其是遇上14岁的少女，实在是太享受了……在你们看来那一切像是地狱，但对我来说就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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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来拍电影纪念“镇压共产党事件”的消息也传了开来，印尼国家电视台专门请了安瓦尔和其他剧组成员来做了一期访谈节目。

面对电视镜头，安瓦尔介绍了自己用铁丝勒人的“发明”，说这种杀人的方法是从美国黑帮电影里学来的，现场响起了掌声。主持人对着镜头微笑地赞扬说，“这种杀人的方法更加人道，避免了死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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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问，“一共有250万共产主义者被清洗，为什么他们的后代不来报复呢？”安瓦尔说：“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不能，我们已经把他们都杀光了。”

现场再度响起热烈的掌声。

请问，这到底是一个怎样变态扭曲的国家？！

时至今日，“五戒青年团”仍然在印尼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300万成员，这些人说白了就是一群无恶不作的流氓恶棍。

在印尼语里，“流氓”这个词是Preman，来源于英语里的“自由人”(freeman)。印尼人对“流氓”这个词，显然有着不同于文明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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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副总统尤瑟夫·卡拉(Jusuf Kalla)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说，“流氓就是自由人，这个国家需要自由人……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会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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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里有一段团长雅培托·苏洛苏马诺(Yapto Soerjosoemarno)的训话，他说，“所有五戒青年团成员都是英雄，铲除共产分子不仅是军队和警察的责任，我们五戒青年团也要承担起这个使命……有人说我们是流氓，如果是流氓的话，那我就是你们的流氓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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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这个团长，在打高尔夫的时候对女工作人员大开污秽不堪的玩笑，“你下面肯定长了颗痣”。

在纪录片里，还有几段五戒青年团的成员收保护费的镜头——不是表现当年的情景，而是现在发生的事。几个被收保护费的华人老板，全都敢怒不敢言，乖乖地送上钱。

“你运气已经很好了，要是别人我都是先揍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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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答腊省议员玛朱吉(Marzuki)，亲口承认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非法捕捞、非法砍伐、收保护费、夺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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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行刑队长赫曼·科托，雄心勃勃地准备参选市议员，他到处走访民众，许诺只要给他投票就能收到礼物。他还说，这样的贿选非常普遍，参加竞选集会的人也都是花钱请来的。

“现在没有人相信政党竞选时宣扬的那一套了，我们都成了肥皂剧里的演员，我们的灵魂早就像肥皂剧演员一样。表面上乐在其中，但其实都很不屑，在心里说去他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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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镜头，他开始畅想当选市议员、成为建设委员会委员的好处，“如果我能成为建设委员会的委员，那我就能从每一个人哪里赚到钱了。比如说一栋楼比设计得少了10厘米，我就可以下令拆掉，然后他们就会说，别上报这件事，这些钱您收下吧。就算房子盖得没问题，我也可以吓唬他们，那他们照样会给我钱。”

然后他开始计算能拿多少钱，“仅仅是在一个小社区就能拿10万美金”。

就连当年杀人如麻的大魔王安瓦尔都评价说，“市议员应该是社会上最高身份地位的象征，但他们根本就是带着领带的强盗”。

纪录片里的几个人，对于自己罪孽深重的过去有着不同的态度。

主角安瓦尔手上沾着上千人的鲜血，大部分时候他看起来无忧无虑，对自己做的事深感自豪。

他喜欢电影，喜欢猫王，“马龙·白兰度、阿尔·帕西奴，都是我最喜欢的演员，再算上演西部片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拍电影是他内心的一个梦，所以他非常起劲地配合电影的拍摄，每次拍戏都非常认真地挑选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他说自己年轻时看了很多暴力片和西部片，但自己比电影里更加残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