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节节败退的战事，使得南京国民政府被迫退守重庆。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半壁江山的沦陷燃烧着每一位国人的心。四川安县曲山镇的一位小学教员王建堂，按捺不住心中悲愤，主动请缨，杀敌报国。
王建堂提出请缨杀敌的志愿后，很多志同道合的青年纷纷响应。很快，王建堂就组织了一支170多人的队伍，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
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勋：“当时我的伯父王建堂是一个热血青年，他当时在家乡附近教书。他有一定的知识，所以说他在社会青年当中就有一定的威信。”
就在欢送会的前几天，即将离家的王建堂来跟父亲辞行。此时，年近六旬的父亲王者成才得知，儿要为国尽忠的决心。
川军抗战史研究者 《我是川军》作者 冯小涓：“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淞沪会战已经打响了。淞沪会战的情况四川已经有报道了，因为淞沪会战是最惨烈的，牺牲的人最多，所以老百姓已经了解了，上战场那是必死无疑的。”
1937年，中国在对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外援补给也被日本人切断。此时，孤立无援的中国，物资供应只够维持不到三个月，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艰难的阶段。
由于武器装备落后，以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中国军队的伤亡数量是日军的数倍。对于中国人来说，战场更像是绞肉机，上战场就意味着死亡。
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勋：“哪个父亲愿意把儿子送到战场去送死？都是希望儿子活着回来。但是日本人都打进家门了，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儿子送去送死呢。如果是你也不去，我也不去，大家都这样你看我我看你，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
当这面“死字旗”展开时，在场之人无不为这旗帜上的文字震慑鼓舞：“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在1938年的安县县志上，对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自民国26年冬季，当国难严重时，奉令成立义勇补充队。
而在1985年的安县县志上，对这段历史又进行了更详尽的说明——民国26年(1937年)12月，安县爱国青年响应抗日号召，组成百人抗日壮丁队，公举王建堂为队长，其父从外地邮寄一面旗帜给儿子，勉励其英勇杀敌。
川军抗战史研究者 《我是川军》作者 冯小涓：“一个父亲敢于这个时候送出‘死字旗’，第一，他内心是很悲壮的，很惨烈的，知道儿子上前线，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应该说是生离死别；另外一个，他又觉得儿子不能退缩，你这个时候，哪怕去死，你也必须去，所以悲壮当中有一种果断、果敢，同时也有一份亲情在这个旗帜里面展现，就说你伤了的时候，哪怕你去世的时候，我做父母的，做亲人的不能在你身边，我唯一的就是能用这个旗代表我的一点儿心意，所以你伤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拭血，死的时候可以用它来裹尸，真的是很悲壮，很震撼。”
欢送会后，王建堂带着队伍经成都至重庆，被编入二十九集团军野战补充二团，经数月整训后，奉命调往湖北参战。
从军后的王建堂，没有让父亲失望，他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由于作战勇猛且指挥调度有方，先后两次获得战区长官部授予的甲级勋章。虽屡立战功，但战场的残酷，令他毕生难忘。
当年和他一起请缨抗日的同乡，绝大多数都战死沙场，王建堂也先后四次负伤，每次都是用“死字旗”包裹伤口。
抗战胜利后，王建堂活着回到了家乡和父亲团聚，但那面沾满鲜血的“死字旗”却在战场上丢失了。
安县县志主编 杨永安：“他的‘死字旗’在战场上丢失了，他本来珍藏在军用包挎里面，但因为当时他负伤以后被送到救援队，救援人员只把他抬了下来，却没有把包拿下来，所以遗失了。”
1992年，王建堂在北川病逝，终年80岁。如今，这面珍藏在建川博物馆的“死字旗”，是王建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凭着记忆复制的。虽然只是一件复制品，但它依然在向人们讲述着，中华民族所经历的那段苦难与悲壮的岁月。
建川博物馆馆长 樊建川：“我们有这样敢于战斗的儿子，我们有这样豪迈的父亲，其实他也是我们四川人的缩影，我觉得它也是中国人，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其实，这个‘死’字旗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民族要独立，要自强的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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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25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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