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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瀚，字少海，号忠斋，又称固陵先生，自号五岳山人、无知居士。南充人。明嘉靖八年(1592)进士，历官吏部主事、考功郎中、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因“举动任情，蔑视官守”，被削为民，后“遇赦，复官致仕”。在家乡南充西郊栖乐山 (今西山)“ 静养著书为事 ”。任瀚以博学著称，“百家二氏之书，罔不搜讨。被废，益反求六经，阐明圣学。晚又潜心于‘易’深有所得”。栖乐山东坡有任瀚“读易(栖霞)洞”，洞墙有《读易记》摩崖石刻。读栖霞“洞石刻，微言奥义，直剖河洛之秘”。任瀚也以诗文闻名于世，“工于文，尤善自秘，海内慕其高，征文者踵至”。其著述甚富，有《春坊集》、《钓台集》、《河关留著集》、《任文逸稿》、《任诗逸草》、《海鹤云巢对联》、《少海文集》等，故任瀚与陈束、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李开先、吕高合称“嘉靖八才子”；他又与四川新都杨慎 (升庵)、内江赵贞吉、富顺熊过合称“蜀四大家”。
任瀚作为四川和南充的历史文化名人，由于“绝迹公庭”，优游林下五十余载，渐被时人遗忘，故关于其生卒时间、家世情况等，《明史·任瀚传》语焉不详，其余公私文献阙载，成为难解之迷。近日，在南充市顺庆区新建镇兵马堂村任正华家里( 西山附近 )发现一方刻有任瀚家世的墓志碑。该碑通高 52厘米，宽 46.5厘米、厚6.2厘米，墓志文共 248个字。其文字排列如下(方框内文字漫漶湮灭难识，空缺，标点为笔者所加)：
“明□进士□□、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前吏部考功□吏司郎中任瀚，字少海，系南充人。父讳九鼎，系湖广巴陵二尹，诰封吏部考功郎中。母贾氏，诰封宜人。弘治辛酉年十二月初八日生，万历辛卯年十二月初八日享寿九十有一。娶处士花冈之女，封宜人，合葬于栖乐之阳。生子二：长元康，领嘉靖□□乡荐，宦直隶清丰、□阳两县知县；次元爽，领万□□□□□贡，宦湖广夷陵州司训，署监利、长阳两□□□。□□□射洪县国学生刘与可；次适南部县□□□□□□□□□□。其孙尧相等五人，曾孙任□□□□□□□□□□。凤麟接踵，后裔未可尽纪也。明万历二十一年岁次癸巳九月辛酉初五日丙辰癸巳时上上吉谨志。”
笔者根据所查阅的文献资料，试对该墓志碑文作一考释：
1、“明□进士□□、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前吏部考功□吏司郎中任瀚，字少海，系南充人。”
据《明史·任瀚传》载：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未上，授吏部主事。屡迁考功郎中。十八年，简宫僚，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按明代殿试，每科中试进士分三甲，即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均赐进士出身，三甲均赐同进士出身。嘉靖八年为“乙丑科”，那么，任瀚考中该科的哪一甲呢？据《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说：“赐进士出身第二甲”第三名，“任瀚，四川顺庆府南充县民籍西充县人”。从这条材料可知，任瀚考中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名，故墓志碑文中‘明□进士□□’应补为明赐进士出身”。另，明代科举放榜后，一甲三人，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任瀚也曾考选庶吉士，然“未上”，失去再次深造和官居清要的机会，授予“吏部主事”。吏部主事，“正六品”职。他又经多次升迁，官至吏部“考功郎中”。明朝吏部官属为司务厅，其下分设“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长官为郎中，各一人，“正五品”职。故墓志碑文中“前吏部考功□ 吏司郎中”则应补为“前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
嘉靖十八年(1539)，选拔太子东宫官属，任瀚被改任“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考《明史·职官表》詹事府，下属左、右春坊与司经局，“以辅导太子”。左春坊设左司直郎二人，“从六品”职。又规定，“ 凡(詹事)府僚暨(左、右春)坊、(司经)局与翰林院职互相兼，试(进)士，修(史)书皆与焉”。任瀚之官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其翰林院检讨，“从七品”，其职为史官，由一甲进士除授及庶吉士馆授职，往往溢额，初无定员。嘉靖八年，定“检讨各六人，皆从吏部推补，如诸司例”。可知，任瀚由吏部考功郎中推补为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是符合上述体制的。故从墓志碑文任瀚履历来看，是与《明史·任瀚传》记载相吻合。此外，墓志碑文中任瀚“系南充人”
，与上文《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四川顺庆府南充县民籍西充人”并不矛盾，后者则指明了其籍贯和居住地。
2、“父讳九鼎，系湖广巴陵二尹，诰封吏部考功郎中。母贾氏，诰封宜人。”
关于任瀚父母的名讳、诰封，官私史籍不载，为人所不晓。墓志碑文中，任瀚父亲姓名为任九鼎，其官职为“湖广巴陵二尹”。按《明史·地理志》湖广即明朝湖广布政使司，辖今湖南、湖北等地。巴陵为岳州府附郭县。“二尹”，二即贰，次、副之意，尹为县长官之别称。二尹则是县丞，“典文书及仓狱，为县令辅佐”，正八品衔。因此，可知任瀚父亲任九鼎官职为湖广布政使司岳州府巴陵县县丞。
明朝继承前代，实行“封赠”之制，生为封，死为赠。规定“五品以上授诰命，六品以下授敕命”，“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孙官”，“外内命妇视夫若子之品”。任瀚任官最高至吏部考功郎中，正五品，依据上述规定，其父任九鼎诰封之官职即为吏部考功郎中。任瀚母亲贾氏，诰封品级从其丈夫或儿子，均为正五品，明代对命妇之诰封，“五品曰宜人”。因此从上述墓志碑文所载任瀚父母的诰封来看，也是符合明朝制度的。
3、“弘治辛酉年十二月初八日生，万历辛卯年十二月初八日享寿九十有一。娶处士花冈之女，封宜人，合葬于栖乐之阳。”
任瀚生卒年月日各书不载。关于其享年，《明史》、《南充县志》则作“卒年九十三”，墓志碑文作“享寿九十有一”，何者为是？须进一步推考。任瀚生日，墓志碑文记“弘治辛酉年十二月初八日”，弘治辛酉年即弘治十四年，为 1501年。任瀚“ 乞休杜门”是在嘉靖十九年，据《明史》云：“十八年，简宫僚，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明年，拜疏引疾，出郭戒行，疏再上，不报，复自引还。”是年，他辞官归乡，“年甫四十”。嘉靖十九年为公元 1540年，距其生年，刚四十岁。另， 顺庆府知府王九德在万历庚寅即十八年(1590)季夏所撰刻《任少海稿序》中说：“时先生年九十”，由此逆推任瀚生年也当 1540年。 故墓志碑文载任瀚的生年月日是正确的。其卒年，墓志碑文作“万历辛卯年十二月初八日”，万历辛卯年为万历十九年(1591)，则距其生年为虚岁九十一。《南充县志》说任瀚绝迹公庭，“竟不出，家居五十余年”。四十岁加五十余年，其享年为九十余岁。上文王九德序文中有万历十八年任瀚九十岁之说，那么，死于万历十九年应为九十一岁。故笔者以为任瀚享年九十一岁符合事实，而以卒年九十三不确，下文将进一步解说。任瀚妻为花冈之女，其妻姓氏和妻族由此而知。花氏，从夫诰封五品宜人。其夫妇合葬于“栖乐之阳”，即栖乐山南城。按合葬礼俗，古已有之，《诗经》有“彀则异室，死则同穴”。西汉以后，盛行夫妇合葬，一般是妇从夫，属“同坟而异藏”，以便灵魂相通。按妇从夫原则，任瀚之墓应有一椁两棺，甚为痛惜的是该墓已毁于文革之中，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4、“ 生子二：长元康，领嘉靖□□乡荐，宦直隶清丰、□阳两县知县；次元爽，领万□□□□□贡，宦湖广夷陵州司训，署监利、长阳两□□□。”
从墓志碑文这两句可知，任瀚有两个儿子长子任元康，次子任元爽。“乡荐”，唐制，由州县地方官推举赴京师应礼部试，后称乡试中试举人为“领乡荐”。按明代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 (包括京城)，逢子、午、卯、酉年举行。中试者为举人，可参加次年的京城会试，不参加会试的举人和会试下第举人可直接为官，“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查阅《四川通志》，任元康考中嘉靖十六年(1537)丁酉科举人。那么，墓志碑文中任元康“领嘉靖□□乡荐”则可补为“领嘉靖丁酉乡荐”。他“宦直隶清丰、□阳两县知县”，直隶为明朝北直隶京师，清丰为北直隶大名属县，在该府东南。又北直隶辖县县名中第二字为“阳”字的有三个：即保定府安州高阳县，在该州南；真定府定州曲阳县，在该州西北；晋州饶阳县，在该州东北。故“宦直隶清丰、□阳两县知县”可补为“宦直隶清丰、高(或曲、饶)阳两县知县”。由于资料缺乏，特别是关于上述地区的府州县志奇缺，给我们进一步推考带来困难，故暂采用并列的方式，以便今后搜寻到更详实的材料再作修正。同时，抛砖引玉，提供线索，请求专家学者、史学同道为之弥缝补苴。任元康后又升任陕西布政使司“巩昌府知府”。任瀚次子元爽，因“学行端庄，文理优长”，被选取为万历某年的岁贡生员，具体年份无考。故“领万□□□□□贡”可补为“领万历□□岁岁贡”。其居官，先为“湖广夷陵州司训”，夷陵州为湖广布政使司荆州府属，司训，即州儒学训导之别称，符合上述举人、贡生授教职的规定。任元爽后又升迁，费秘有关任瀚传记载：“次元爽，别驾”，别驾为佐吏之他称。据墓志碑文可推，任元爽是署 (代)理监利、长阳两县县丞。监利直辖荆州府，在府东少南，而长阳为荆州府夷陵州属县，在州西南。故“署监利、长阳两□□□”可补为“署理监利、长阳两县县丞”。
5、“□□□射洪县国学生刘与可；次适南部县□□□□□□□□□□。”
从墓志碑文这部分可推知，任瀚至少还有两个女儿。在古代，女子出嫁称为“适”。长女出嫁给射洪县国学生刘与可，射洪县为四川布政使司直辖潼川州 ( 今遂宁市)属县，在州南；国学生即国子监生员，因为国子监简称“国学”。故墓志碑文“□□□射洪县国学生刘与可”可补为“长女适射洪县国学生刘与可”。次女出嫁给南部县某人，南部县为保宁府(今阆中市)属县，在府南少东。其它无考。
6、“其孙尧相等五人，曾孙任□□□□□□□□□□。凤麟接踵，后裔未可尽纪也。”
从这部分墓志碑文推知，任瀚有孙辈任尧相等五人。另外，还有曾孙辈任某若干，玄孙辈若干，“凤麟接踵”，意指女性孙辈和男性孙辈的繁衍发展，但因为墓志碑版面有限，以及后裔众多，不能完全列出记载。由墓志碑文可看出，至任瀚死前，其家已是四世、甚至五世同堂。应该说，任瀚一门是个人丁众多的典型大家族。
7、“明万历二十一年岁次癸巳九月辛酉初五日丙辰癸巳时上上吉谨志。”
万历二十一年 (1593)， 干支纪年为癸巳，九月辛酉初五日丙辰，据查阅《明神宗实录》干支纪时与月日对应是正确的。此时距任瀚之死将近三年。按明代礼制规定，凡品官卒后，“乃择地，三月而葬。告后土，遂穿圹。刻志石”，下葬之时“施铭旌志石于圹中，掩圹复土”。即墓志碑应于品官葬后三月下葬时刻制掩埋于墓穴中。为什么任瀚的墓志碑要在三年之后才刻制掩埋呢？有明之时，死丧之家“及有惑于风水，停柩经车，不行安葬”。即由于风水不利、死日恰是凶忌，不宜安葬。须三年之后才可行葬，这种情况在明代是极为普遍的。笔者以为，任瀚死日，极有可能是黑道凶辰，不宜举行葬礼故先行“草葬”，三年之后，即择定黄道吉日正式安葬，并刻制墓志碑入圹。从墓
志碑文中“癸巳时上上吉谨志”即透露出上述信息。因此，清初费秘撰写有关任瀚的传记时，误把任瀚的卒年定为九十三，清修《明史》亦袭此错误，故“九十三岁”之说遂行于世。
总之，任瀚墓志碑的发现，文物价值甚大。首先，它提供了任瀚的生卒年月日准确时间。极有说服力地纠正了《明史》、《南充县志》等书的错误。其次，对研究任瀚的家族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关于任瀚的父母、妻子、子孙的姓氏、名号、诰封、历官、迁徙、婚姻等情况，在《任瀚墓志碑》中都有记载，是中国古代家庭史的一个缩影。再次，还可纠正世俗的错误。其一是当地媒体在报道中，以及旅游名胜区西山新修栖乐寨寨门上联“西隐洞中任翰学易参天地”，都将“任瀚”作“任翰”这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其二是民间把“任瀚墓”称为“太师坟”。按明制，“太师”是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生前加官、死后赠官；“太子太师”亦是虚衔，也为官员兼官、加官及赠官。考任瀚生前死后均未得太师、太子太师的兼官、加官和赠官，故称“太师坟”不确。而他作过翰林院检讨，该职为史官，在明代，翰林院亦有“太史”之称，故任瀚墓称作“太史坟”才确切。这极有可能是“太师”与“太史”读音相近，且“太师”更为民众熟悉，故久而久之，民间把任瀚墓“太史坟”转讹为“太师坟”。最后，可定任瀚墓的原址所在地。《任瀚墓志碑》文中记载任瀚夫妇“合葬于栖乐之阳”，即南坡，文革中该墓被毁，墓志碑等文物散失，至今才仅有其墓志碑被发现。而今之任瀚墓在东坡，“读易洞”附近，据 1992 年南充市人民政府《重修任瀚墓题记》中说“于原址重建”，此说有违事实，应为异地重建。因而，《任瀚墓志碑》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上述问题是极有重要意义的。（文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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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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