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老师对我
老师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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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入学，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过来，依然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野菜充饥占八成的日子，正在长身体的我们那些学生，个个长得很像：大脑袋，菜色脸，无神的眼，露在外面的肋条象手风琴键盘。在学校，老师也是饥馑中度日，对我们不甚严格苛求。我平时少言寡语，也没劲嬉戏打闹，攒着些力气还要回家干活呢。
学习我自然是投入了全部心思的，多时把不甚了解或是写不好的字，在地下用木条写很多遍。记得写那个“摔”的时候，在地下写了不下四十遍，依然挨了两教鞭。因为老师对待好学生就像好师父对待有武德和悟性的徒弟，格外下心、严厉。
学校里有时搞搞劳动，我们的衣服不经划、挂，经常划破不敢回家，老师常常上课时带着针线，时不时给同学襻两针。
我受到的老师的关爱呵护比其他同学多，天气很不好的时候给我拿一顶草帽，或者留下吃本来他自己也不够吃的饭。我把感激全部用在学习上，他把心思用在呵护培养我上。鼓励我要大胆，要和其他人善于交谈、玩耍，这是天性，不要三棒槌打不出个响屁。
美国人六十年代侵入越南，中国大地呼声一片，声援越南，声讨美国，全民皆兵。我们也不例外，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做一杆红缨枪，参加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给美国佬一点颜色瞧瞧。我们家一时半会找不到一根像样的木棒做枪杆，毕竟是县城里，就在邻居家要了一根麻杆，这种麻杆很粗，实心，就是不像木头那样长得直溜端正。老爸用墨汁和上蛋清、木胶，刷了好多遍，夜里一会儿起来刷一次。天亮了，那根麻杆在阳光下发亮，黢黑滑溜，装上涂了银粉的木头枪头，栓上用红墨水染的大麻丝，真是好看，其实心里很明白，连个银样镴枪头都抵不上，根本不含金属。
在浩浩荡荡去大操场汇集这支势不可挡的队伍的时候，大门口站着几个军官，还有教育界的领导。我们的队伍声势果然浩大，军官笑眯了眼，兴冲冲拉出我来，问：“你这麻杆能杀死美国鬼子？”我一下子涨红了脸，热血迸涌，平时哪里见过和这些人说话？瞬息间，我又心里冷静无波，作出回应：“如果美国鬼子打过来靠我的麻杆抵抗，这个国家还有啥来情？”他气冲冲地放开我，我把麻杆枪立在他身后，低着头回到家，蒙头哭了半天。
就是那几句话，给我的跟班老师带来了很多麻烦和灾难。当时的停职反省就是八九个月，我也被打入反帝的另册。再后来，文革时有时他的一条罪状，“文”攻武打，好几次皮开肉绽。晚上，趁着朦胧的月色，我去偷偷爬上关他的教室后窗台，塞给他我自己在街上卸水泥挣钱买来的馒头和一小碗酸菜。他没有顾及馒头上沾着水泥，就大口吃起来。他哽咽着，月光下看见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还勉励我：“这不是你的错，国家的大形势，你要争气学习，只要有本事，大乱之后必有用处，不要跟着这种革命跑。”他一直没有怪怨我，即使受了这么大罪。不管怎么说，人家就说我说的话是老师教的，是希望美国鬼子打到中国来，**中国。
几十年了，我并没有象他期望的那么有出息，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每次探亲回家，都要去看看坐在轮椅上的他。是文革把它栓在这个玩意儿上的。
真正的爱心就是给予和承担，就是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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