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葵 / 我想天堂的母亲

大石

                                                              我想天堂的母亲
                                                                    李旭葵                                 
     每当听到《沒了爹妈沒了家》的歌，“沒有爸没有妈，沒了一个家。我像只风筝，飘落在天涯。没人疼没人爱，没人再牵挂。满脸的泪水，只有自己擦。” 句句戳心，就会想起在天堂的母亲。
     母亲已经走了三十多年了，但她慈祥的音容，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里。在晚上的睡梦中，常常见到母亲亲切的笑脸。心里总觉得母亲还活着，感到她没有走。在大街上，看见像我母亲个儿差不多的瘦削老太婆踉跄的背影，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母亲，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瞧一眼，仿佛母亲是出了趟远门，她仍然还活着。
      母亲出生在民国初年的离县城有五十多华里的边远乡下，她的一双脚，从小被外婆强行用布条紧紧地包缠来变了型的“三寸金莲”。走起路来，战战兢兢地摇晃。在我们的面前，母亲从来不谈外婆家的事。后来，我渐渐地长大了，从母亲和亲戚在一起聊天的谈话中，才断断续续地知道了一些关于母亲在外婆家的辛酸往事。
      外婆先后共生了四个孩子，母亲为老大。在母亲的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就是我的大舅、幺舅和幺姨。母亲和大舅是双胞胎，母亲是老大。生下来不到一岁，重男轻女的外婆就把母亲，抱给了离家有十来里路远乡下外婆的妹妹寄养。长到了十来岁，外婆才把母亲接回家。女儿迟早要嫁人，是“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因此，没有让母亲念过书，一生只能认识她自已的名字。
     母亲在外婆家，放牛、喂猪、煮饭和种地，成天是干不完的活。母亲去世前，对我专门作了交待，要我在她死后，一定下乡去看茂堂老表。茂堂老表，就是外婆妹妹的孙子。在他家里，生话了十多年，茂堂老表对母亲很好。就在母亲死后的那年春节，专门下乡去看了茂堂老表，了结了母亲生前的一个心愿。
    记得是在读初中时暑假的一天，十多岁的我，第一次和母亲走了五十多里路，下乡去外婆家。外公、外婆和大舅早已去世，家里只有幺舅、舅妈和表兄表妹。在乡下只住了两天，其中就有一天母亲去了十多里外的茂堂老表家。在从外婆家回县城的路上，路过高埂时，母亲指着路边远处一座竹木遮掩的瓦房对我说,“路过这里, 只要看见那房子, 就忍不住想哭。”当时，听不懂母亲说的话, 只感到有些闷纳。后来从母亲断断续续的话语, 才隐隐约约地知道了多年来憋在母亲心里的怨恨。
     到了出嫁的年龄,父母包办的婚姻,在一阵阵的鞭炮声中, 母亲经人作媒,嫁给了县城里比她大七、八来岁的穷光棍, 那就是憨厚老实的我父亲。辛酸的童年, 生活的折磨, 使母亲有一个忠厚, 刚烈, 耿直,待人诚恳热心的性格。这些性格,后来也传染给了我,影响了我的一生。
    父亲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穷得响叮当的乡下人。刚满十二岁,父亲就被爷爷用独轮鸡公车,在“吱呀,吱呀”声中，推进了县城高水井街一家铜匠铺当学徒。父亲凭着聪明刻苦好学, 学会了制作铜水烟袋之类的铜制品的过硬枝术。是苦命把父亲和母亲连在一起，有了手艺,父亲就自己开铜匠铺，勉强能生活。从我的记忆里, 几十年来,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日子虽然过得艰难, 但穷人也有穷人家的天伦之乐。
    母亲先后生了五个孩子, 最后只剩下我和姐姐二人。为了减少一个人吃饭,姐姐刚到结婚年龄,就出嫁了。家里只剩下父亲、母亲和我三人。我曾经还有一个姐姐, 病了两三年. 就像来家里收账似的, 不仅把家里所有值钱的都花得精光了, 还欠了一屁股乱帐。最后不到十岁就死了, 但却把家里弄来债台高筑,一贫如洗。
      铜工铸造, 离不开火炉子。长时间火炉子的高温薰烤, 使父亲患了严重的眼疾, 视力一天天下降，铜匠铺不能再开了。迫于生计，只好改行加工制作梳篾生意。视力不好的父亲,在家里加工制作梳篾, 出外串乡赶集做梳篾生意，就全靠母亲。
     每天母亲背着装有梳篾竹编制的背篼,翻山越岭,走乡窜户。风里来雨里去 从这个乡场走到另一个乡镇。一个被缠了致残的小脚女人, 长年累月地每天要走几十里路, 那是多么的艰难啊！
    常常深夜母亲才回家, 用盐热水泡脚。 在昏淡的菜油灯下,母亲紧蹙眉头,咬着牙, 用鱼油擦那开裂的脚。看见开裂的脚后跟一道道血口和磨起的血泡, 实在不忍心看了，转头鼻子发酸,泪水情不自禁地滚了出来, 浸湿了我的双颊。但我强忍着，怕母亲发现了我脸上的泪水。
     上初中暑假的一天, 十二岁的我和母亲走路，到离家一百二十里的名山县城赶集。天刚亮, 我们就各自背上竹背篼上路了。走了将近一百多里的路, 天已经黑了. 但离名山县城还有十多里路。实在走不动了. 路边又没有旅店。就是有旅店, 也没有钱去住旅馆，我和母亲就睡在路边的一个农户房檐下的麦草堆上。笫二天，天微微发亮,从草堆里爬起来，拍掉头和身上衣服沾的草，在路边用手浇田沟的水擦了擦脸, 再用手捧喝了几口小沟里的水, 啃咽着家里带的又硬又冷的麦面饼,又继续上路了。
       在这个时侯, 才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饥寒交迫。一路上，瞧着母亲瘦削的身影, 花白的头发，迈着战战兢兢踉跄的小脚,心如刀割, 想哭又哭不出来。心里暗暗发誓, 待我长大了, 一定要让我的父亲母亲不再劳累奔波，要让他们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
      为了不让我误学业,专心读书,母亲干过临工,给人洗衣服,当过保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年代里, 为了让我不挨饿，母亲和父亲常常睡五更起半夜,下乡去捡谷子,拾麦子,刨红苕,挖野菜,掘树根来充饥填肚子。使我这个十几岁正吃长饭的孩子, 好不容易地死里逃生, 才从大灾荒年里活了下来。
      父亲七十五岁去世,是用棺材土葬的。母亲已经七十来岁，年老多病。我专门从山上卖了木料偷运回家,为制作寿木备用。不久,县上建起了火葬场,大张旗鼓地宣传并发公告文件,规定推行土葬,不准土葬。当时我在党政机关上班, 怕丢了饭碗，因此不敢违犯规定。我给母亲作思想工作, 现在不准土葬,考虑把做寿木的木料卖了,放在家里也没有什么用处。母亲听了很生气，对我气愤地说:“我不连累你，死后我才不火化！”还赌气说，“在要死的时候, 我自已爬到河里去死！”
      话已说绝了,我也无话可说,看来思想根本做不通。谁知隔了几个月后的一天,母亲却主动对我说：“找人把我那木料卖了！”开始还认为自已听错了，难道是太阳从西边出来？是不是母亲在说气活。她见我疑惑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说道,她约人专门去火葬场看了.“人都死了,一了百了,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还管什么土葬火葬？还有什么想不通呢？”
     噢！母亲就是不让儿子受影响，只要是为了儿子，她什么都心甘情愿为儿子去付出。后来母亲去世,也就是按照她的意愿火葬后，丧事从简。
      别小看我母亲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 但正直而讲义气她只要认准了的理,敢作敢为。在1969年”文革”武斗期间，县城里发生了大型武斗,还打死了人，也就是被称为县上的“五七”流血事件。县公安局已瘫痪，另成立了县革委人保组通缉捉拿白合乡一个姓余的农民,说他是武斗杀人凶手。我的母亲清楚这个农民根本没有参加武斗, 也没有杀过人。在武斗发生那天和晚上,这个农民就住在县委的一个干部家里.是出于派性需要而编造出来的”杀人犯”。
     二话不说,母亲就把这农民藏在我家里，一藏就是四、五个月,直到后来通告撤销。在那个年代, 冒险窝藏”反革命杀人犯”,这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量！假如被人举报了,那可不得了！
      后来, 我参加了工作成了家,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母亲不再为生活而劳累奔波。她那布满皱纹的脸，终于绽开了笑容, 一年四季紧蹙的眉头舒开了。母亲信佛，相信有因果报应,一生善做好事. 她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一天天长大了, 母亲却一天天变老。想让母亲能多享几年清福, 尽儿子感恩尽孝的回报。自从我的妻子，也就是母亲的儿媳妇从乡下单位调        进城后，在家里十多年来就沒有再让母亲做过洗衣、煮饭、扫地的事，就连母亲的全部衣服都是媳妇洗的，就是想让母亲尽量开心。承诺兑现了，不仅吃上了饱饭，还让母亲享受了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结婚了，她和我的妻子，也是她的儿媳妇关系相处相当好。从外人的眼里，她们就像母女俩那样亲密。从母亲的嘴里，都夸她的儿媳妇对她很好。有一次母亲在家不小心，头撞在柜子上出了血。妻子下班回家发现急坏了，一人急忙送医院，跑上跑下。我下班回家时，妻子已把母亲从医院接回了家。难怪重病的母亲在临终前，把平时舍不得花藏着的钱，全部放心地交给了妻子而不交给儿子的我。
     在家闲着没有事, 母亲常常和几个街邻老人相邀去附近的寺庙烧香拜佛。母亲去世后,在几个寺庙里，看见挂着香客捐赠的功德红布上，都写有我和妻子及子女的名字。那是母亲用我给她的零花钱，舍不得花，却用我们的名字向寺庙捐的。求菩萨保佑她的儿子全家平安. 但是在那功德红布上面,唯独没有我母亲她自己的名字。
     后来，母亲应验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八十四岁无疾善终的母亲，是在儿子和她的熄妇护伴下安祥走的，沒有痛苦，没有遗憾，就像和她的老邻居一道又去游山玩水。
     母亲已经走了. 但心里一直还认为母亲仍然活着, 好像是外出远行后还是要回家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