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安永兴的养路员说他正在寻找国民党败退台湾前的巨额银行支票，一旦找到了支票，...

山水如画

蓬安永兴的养路员说他正在寻找国民党败退台湾前的巨额银行支票，一旦找到了支票，解了封，就可以分到很多很多的钱。我说老张：那是骗人的，不是真的，你千万不要去上当受骗

         乡村更夫

                                    邓四平/文

    也许大家只是在电影电视剧里见过或者听说过这种极其古老的职业吧，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我的家乡海田，我却又实实在在亲眼见过这种极其古老的职业。

    小时候，我在老家海田小学读书，曾经读过一篇课文，是俄国著名短篇小说家契诃夫写的，小说的名字叫做《凡卡》，小说里面凡卡的爷爷就是一个在莫斯科乡下帮财主家当差守夜打更的更夫，凡卡的爷爷名名叫康斯坦丁.玛卡雷奇，有六十五岁左右的年纪，是个瘦小精干的老头儿，喜欢喝酒，成天都喝得醉醺醺的，白天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喜欢跟厨娘们开玩笑，常常爱在厨娘们的身上东摸一把西捏一把揩油吃豆腐，到了夜晚的时候就披上肥大的羊皮袄，围着庄园巡逻走动，手里敲着梆子，有两只狗耷拉着脑袋跟随在他的身后，一只狗叫做喀什坦卡，另一只狗叫泥鳅，那只名叫泥鳅的狗常常爱去偷吃农民的鸡，不只一次被农民抓住打断过后腿，几乎每星期都会被打个半死，但却又总能够死里逃生，保全性命。用我们的中国话说，那只名叫泥鳅的狗真是一个打不死的程咬金。

    这是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外国的更夫，其实，更夫这种职业和制度在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古时候没有精确的计时工具，因此便用打更来报时，用敲锣和喊话来提醒人们注意安全，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叫做更夫。打更是一种夜间报时制度，将一夜分为五更。从晚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段，称为戌时一更，这个时段还有很多人没睡，需要用蜡烛照明或者用火盆取暖，这个时段最容易发生火灾，打更人除了报告时间，还要提醒人们注意防火。更夫就会敲锣和喊话：“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这个时段，叫做亥时二更，这个时段夜已经深了，大多数人已经睡了，在古代，夜晚的治安并不稳定，常常有盗贼出没，因此更夫会敲锣和喊话：“关门关窗，防盗防贼。”第三更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这个时段，叫做子时三更。这个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在古代，夜晚的环境不安全，各种的危险因素常常在晚上出现，瘟疫、水灾、火灾、野兽等等容易在这个时段出现，所以打更的人会在这个时段敲锣和喊话：“平安无事。”第四更是在凌晨一点到三点这个时段，也称作丑时四更，这个时段，天空开始出现一丝曙光，居民们开始苏醒，打更的人就会敲锣或者喊话：“天将明矣”。第五更是在凌晨三点到五点这个时段，叫做寅时五更，这个时段，夜已经完全结束了，天已经亮了，居民们陆续起床开始新的一天，更夫就会祝福大家有着美好的一天，就会敲锣和喊话：“百姓新日，更夫圆满”。打更是一种夜间报时制度，也是一种社会服务和社会治安维护的方式，是一种警醒和保护，是一种催促和劝导，打更这种神秘的职业和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师范毕业，分配到老家海田初中教书，那时候，乡上的治安并不是很好，场镇上有些不学好的家伙常常半夜三更撬门入室偷东西，偷鸡、偷鸭、偷鹅，甚至将人家熏的腊肉也偷得一干二净，甚至连乡政府周围一些人家的鸡鸭鹅和腊肉也常常被盗，老百姓对乡治安室的人意见非常大，说贼娃子都偷到衙门边来了，你们怎么都抓不到贼娃子呢？我们还养起你们干啥呢？

    乡治安室大约有两三个人，都是临时工，没有正式编制，每月工资只有五六十块钱左右，有时候连五六十块钱的工资也兑现不了，因为工资实在太低，所以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应付了事。平时，海田街上当场天，就在街上四处晃悠，遇到街上的二流子打架斗殴，就抓进治安室里进行教育，然后罚款十元二十元，开一张手写的墨条子算是罚款收据，收了钱，就放人。有时候，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也在街上学校周围四处鬼鬼祟祟地巡逻，听到学校教师在寝室里打麻将、打长牌、诈金花，然后，飞起一脚将门陡开，冲进屋里，将桌子上的钱全部收走，说这些都是赌资，必须予以没收充公，说是充公，其实都是这些临时工私下将钱分了揣了荷包。打麻将、打长牌、诈金花被抓了个现行的教师因为害怕传出去名声不好，更害怕挨处分，丢工作，因此，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不敢吱声，更不敢反抗。因为有利可图，长此以往，乡治安室的人竟也把抓赌这种事情当成了一种营生来做，被抓到的人虽然很气愤，但因为自己输了理在先，怕教育局知道了，自己先要挨处分、降级、降工资，甚至被开除公职，因此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哑巴吃黄连，自认倒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永兴老街的场口口那里，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在他家的旁边就是永兴供销社的一间门市部，当时乡上有一个领导的女儿在老街供销社的门市部里当售货员，乡领导的女儿当年大约二十来岁左右，长得亭亭玉立，如花似玉，瓜子脸，丹凤眼，柳条眉，尤其是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一样，顾盼生辉，脉脉含情，她每天就端坐在柜台里面卖点百货，卖些油盐酱醋茶等等，生意好坏都一样，打钟吃饭，盖章拿钱，每个月按时领工资。当年，这个乡领导在飞马桥一个村里去检查指导工作，他把村支部书记支起去下村，自己就和村支书长得丰满性感的老婆上床“啪啪啪”了起来，谁知道被旁边的邻居给发现了，冲进屋里，将在床上赤身裸体的两人给逮了个正着，于是便用一根绳子将乡领导给捆了，反剪了双手给吊在飞马桥下面，吊了个鸭儿扑水。当时，乡上的一个驻村干部刚好往这里过路，便跑上去将绳子解了，将乡领导给放走了。这个驻村的公社干部解救领导有功。后来，公社干部的儿子便和乡领导的女儿耍起了朋友。有一天晚上，公社干部的儿子私自溜到乡领导女儿的门市部里去睡觉，睡到天刚麻麻亮的时候，便悄悄打开门，准备溜走。谁知道，隔壁姓李的老头儿起了个大早，看见门市部的门突然吱嘎一声打开了，就站在自家台阶上大喊有贼啊，有贼啊，供销社里进了贼娃子了啊，大家快来捉贼啊。公社干部的儿子害怕事情败露，情急之下，就顺手抓起柜台上一个称盐巴的秤砣，朝正在大喊大叫的姓李的老头儿一秤砣砸去，只听见“哎哟”一声，姓李的老头儿应声倒地。混乱之中，公社干部的儿子乘机夺门而出，从海田初中操坝下面的竹林里逃回了公社。姓李的老头儿鼻梁被秤砣打断了，流了一大摊血，吃了很多的药，后来还是留下了后遗症，讲话的时候“嗡隆嗡隆”地叫，遇到落雨天，就鼻子不通，呼吸困难。后来，乡治安室的人也来查了，大家都心知肚明拿秤砣砸人的人是谁，但碍于乡领导的面子，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姓李的老头儿最后只好自认倒霉。

    永兴场虽然地方不大，但偷鸡摸狗的人却不少。治安状况一直都不太好。所以，每每进了腊月，乡治安室就要安排人打更，说是为了防火防盗和防贼。

    要打更，就需要经费。于是乡治安室的人便在街上每家每户收取联防费，每家每户出5块钱。学校、乡卫生院、供销社、粮站、食品站是公家单位，凭自己的大方出钱，多多益善，每家单位至少出几百块钱。

    当时，负责打更的是公社一个名叫张志祥的养路员，四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面容清瘦，脸上颧骨很高，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我以前经常看见他推着一辆小推车，推车里面放着铁锹、铁锤、錾子等等，无论天晴落雨，我都常常看见他推着小推车拉着片石，蹲在永兴到和平村的公路上，敲敲打打修补公路。我小时候也常常跑到他住的寝室里面去玩耍，经常看见他的寝室里的地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很多的炸药、雷管和盘成一卷一卷的雪白的引线。家住公社附近的一些村民们经常请他喝酒，喝完了酒就找他要炸药和雷管，然后拿去装进瓶子里，用泥巴塞紧瓶口，做成土炸弹，然后背一个大背篓，沿着永兴河边走，一边走，一边往河里扔自制的土炸弹炸鱼。有时候，进了腊月，我们莫得钱去买鞭炮，就将从张志祥那里要来的雷管接上引线，划燃火柴点燃引线，摔到空地上，像放鞭炮一样将雷管放起耍。

    后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乡上裁员，八大员基本上都在裁撤之列，养路员张志祥因此也被裁撤回家了。但是，乡政府的领导觉得张志祥这个人精明，而且做事踏实，因此又将他返聘到乡政府里来当临时工。当时，给张志祥安排的一项工作就是打更。

    当时，我在海田初中教书，我家住在永兴大桥附近公路边的一栋楼房里，每天晚上睡到深夜一两多钟的时候，屋外就会准时传来张志祥打更的声音，他从乡政府出发，走过大桥，经过我家门前的公路，然后向学校操场方向走去。张志祥手里提着一面铜锣，一边走，一边大声吆喝：“小心火烛，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小心火烛哟！”同时，张志祥一边走，还一边用一根木棍不断地敲打铜锣，铜锣在漆黑的夜里发出十分清脆响亮的声音，将每个睡梦中的人惊醒。张志祥每天深更半夜都会按时绕着整个乡场一边走一边敲打着铜锣打更。有人好奇地问他：“你打更的时候，万一撞到了贼娃子撬门入室偷东西怎么办？”张志祥说：“做贼心虚，做贼的人听到打更的人过路，都会吓到逃走的。”还有人问张志祥，深更半夜打更万一撞到了鬼怎么办？难道心里不怕迈？张志祥说：“怕呀，当然怕呀。只要心里莫得鬼，打更就不会撞到鬼。做人只要不做亏心事，半夜就不怕鬼敲门。”

     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电视里正在放一部电视连续剧《傻儿师长》，里面有个剧情是，一到了晚上，旅店里的幺师便要大声武气地吆喝，提醒店里的旅客睡觉的时候要注意警醒，捡拾好随身物品：“楼上客，楼下客，听我幺师办交接，要屙尿，有夜壶，莫在床上画地图。要屙屎，有草纸，莫扯我的烂席子。”这个电视剧里的旅店里的幺师，估计和打更的更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能够起到提醒顾客防贼的作用。

     后来，很多年过去，前几年，有一次，蓬安县邮政局开收藏品展览会，还有一次，蓬安下河街开收藏品拍卖会，我先后两次遇见过张志祥，他穿着一件洗得几乎灰白的破旧的军大衣，他大约已经有六十多岁了，面容清瘦，两鬓斑白，看上去比以前明显地衰老了许多。他见了我，非常热情地向我打招呼。我也关切地问起他这些年来的一些情况。他说他正在寻找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存在美国花旗银行的巨额银行支票，一旦找到了支票，解了封，就可以分到很多很多的钱，下半辈子就不再愁莫得退休工资了。我说老张，那是骗人的，不是真的，你千万不要去上当受骗。张志祥朝着我说道：那是真的，我亲眼看见过当年国民党国防部出的文件和支票。我说那是一些骗子伪造的，你千万不要去信，不要去上当受骗。他还是神情坚定地朝着我摇着头，说道：“那是真的！是真的！”我叹了一口气。从那以后，我便再也没有见到过张志祥了。人一旦被洗了脑，就容易走火入魔，即使九头牛，也是很难拉回的。

     张志祥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六平娃儿，二儿子名叫小欧娃儿，九十年代初，两兄弟在永兴大桥头修了一栋楼房。前几年，两兄弟将楼房卖了几十万块钱，六平娃儿在村里当了村主任，小欧娃儿买了一辆货车一直都在跑运输。他们的母亲姓邓，和我一个班辈，所以六平娃儿和小欧娃儿都将我喊舅舅。

     这么多年，我也很少再见到他们一家人了，只是时常想起养路员张志祥这个精明瘦削的老人来，想起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当过打更的更夫，想起他每天深夜都会非常守时地提起一面铜锣，沿着永兴大桥、学校操场周围的小路，当当当，当当当，非常响亮地敲打着铜锣，一边走，一边大声武气地吆喝着：“小心火烛，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小心火烛哟……”

     这么多年过去，这种声音至今依旧还回荡在我的心中和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