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神潭溪那街系列之——邮电所（下）

韦平 · 发表于 2024-8-27 09:55

故乡神潭溪那街系列之——邮电所（下）

（接上期）比起杨姐姐的眼镜包裹，街上好几个小媳妇每月的汇款就更是她们的特别期盼。在外工作的人通过邮局给家里汇款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百分之一的汇款手续费虽然不低，但因为安全方便而被大多数人采用。和普通信封差不多大的一张汇款单，上面除了写上汇款人收款人的地址姓名和大小写的汇款数额外，还可以在开口处的一个小小折叠页上留言。邮电所将汇款单送给收件人签收后，就可以去信用社兑换现金。

在外地工作的人，每月定期要给在家带小孩的爱人汇款。时间长了，汇款单到达的日期也基本固定，掐着日子，小媳妇们就会去邮电所找苗平昌询问。汇款单到了，小媳妇们自然高兴；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或路上耽搁了一两天，没准时收到汇款单的小媳妇不仅天天要去邮电所打听，性急的甚至还无端臆测原因，诸如是不是弄丢了，是不是被人挪用了等等。面对没按时收到汇款单的小媳妇们的纠缠和怀疑，苗平昌早已见怪不惊，在家带孩子不易，每月就指望着那张汇款单过日子，晚到心里自然不踏实啊！

相比报刊杂志和包裹，最考验代办员耐心的就是汇款单的投递。如果说街上小媳妇的汇款单，只要日子一到她们就要天天去邮电所询问，而家住农村的社员，他们的汇款单投递就要特别留意了。只将汇款单送达，人家取钱还得往街上跑一趟；如果将钱从信用社取出来只送现金，可总有人怀疑人家是不是把钱给少了；找人代收吧，万一有人不及时送达或者少给或者挪用都会演变成一场纠纷。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苗平昌的做法就是，尽量亲自投递到收件人，如果不方便，就在当场天找人给收款人带口信叫本人前来领取，除非收件人有要求，绝不将汇款单委托他人代领。

七大队有户人家，儿子在外工作，家里只有儿媳、婆婆和两个还在读小学的孙子。儿媳和婆婆关系不和，七十多岁的老人几年前就坚持单独一个人另过。那以后，儿子每月便分开给老婆和老娘寄钱回家，老婆十五元老娘五元。五元钱对于七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婆，那就是她买盐买煤油或其它生活必需品的全部开支。分家另过之初，儿媳来街上取了钱还能将其交到婆婆手上，可时间一长，老人就向村干部反应说儿媳扣留了儿子给他汇的钱。婆媳俩几乎每个月为汇款吵架，连在外工作的儿子也给大队干部写信请求他们帮组解决，于是队干部便和苗平昌商量，希望他下乡送邮件时一并将老人的汇款取出直接将钱送给她。

为了让老太婆放心，苗平昌接受了队干部的建议，每个月只要老太婆的汇款单一到，他就趁给大队送邮件的机会，走将近三十里的山路给老太婆送钱到家。亲眼看到并确认了汇款单上的汇款数目后，苗平昌这才从钱包里取出五块钱交给老人家，回去后再将汇款单拿到信用社将钱取出补给自己。老太婆是个很好客的人，苗平昌每次给她送汇款，老人家总要想方设法不是给他煮一碗腊肉丝丝鸡蛋挂面，就是给你泡一大盅子白糖开水。“不过就是去大队送邮件时顺带将钱给她代去。五块钱啦，人家那么一大把年纪的老人家还要为你忙前忙后，给你煮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鸡蛋面，泡平时舍不得喝的白糖开水。”——苗平昌说起老太婆给他煮好吃的总是一脸感动。

1972年下半年，邮电所搬到了新修的公社办公楼底层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因为是新房子，面积也比较大，虽然兼做代办员的宿舍，但感觉上比老邮电所更像个单位的样子了。公社新楼在我家隔壁，是座两层四开间全部由石条垒砌的房子，是当时神潭溪街上最气派的建筑。石头房子冬暖夏凉，邮电所平时也很少锁门，于是，只要有空我就喜欢往邮电所跑，那时候的报刊杂志比之前多了不少，特别是学校粮管所的老师和员工自己订阅了不少文学杂志，免费阅读让我有了很多收获。

1977年春，苗平昌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邮电所。有人说，他是神潭溪自解放后成立邮电所以来干得最长的代办员。接替苗平昌的是汪福明，是我初中同班同学，有了这层关系，我去邮电所看报刊杂志就更随便了。到底是初中毕业，汪福明接手代办员后，工作有了一些创新，为了让收件人更快知道邮件到达的消息，他找了一块小黑板，把信件汇款包裹的收件人名单写在上面放到公社大门口方便更多的人看到。因为消息传播得快，收件人很快就会得到消息去邮电所领取自己的邮件。

每天上午，在固定时间段等候邮电支局邮递员送邮件，之后就是分发和对街道各单位的报刊杂志、信件、汇款单、包裹单的投递。午饭后，如果天气好就要背起邮包下乡投递。按邮电局的规定，代办员一个月需要有至少二十天下乡投递，除非下大雨影响安全出行。看着汪福明在公社做了代办员，作为插队知青的我也很期盼在不久的将来有一份这样的工作，于是经常对他下乡投递想入非非：风和日丽的春日，在和煦的阳光下，身背邮包走在长满小草野花的田间小路，从竹林树丛包围的农舍里传出鸡鸣狗吠和小鸟鸣叫。将邮件送到收件人的家中后，好客的村民不是笑脸相迎就是好吃好喝地招待，瓜子落花生塞满口袋......，这样的工作，多么让人羡慕啊。

但汪福明告诉我，代办员连合同工都不是，差不多就是县邮电局委托公社找的一个临时工。既是零时工，也就全年无休，每月必须去村社投递至少二十天，以生产队干部的签名为准，每天工资九毛钱，还要与收订报刊杂志的数量挂钩。超额完成有奖，完不成任务要相应扣减工钱。汪福明说，他接手的时候，全公社要求订阅《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等报纸共计四十份，数量看似不多，但当时根本没有私人订阅，把全公社的所有机关单位和生产大队全部算进去也不过三十二三份，剩下的就是去给街上的商店、食店或条件好的生产队说好话，如此才能勉强完成任务而不至于扣工钱。送邮件上门，社员都很热情，会请你吃饭，但大多数情况却是没时间等候人家给你做饭吃，因为后面还有不少邮件要送，十几二十里的山路等着要走。如果突发“白雨”，山路湿滑行路难，山洪暴发危险大，稍有耽搁走夜路还能忍受，起了大水不能过河就只能蹲岩壳了。

汪福明当代办员时，苗平昌每月要亲自送汇款的七大队那个老太婆已经离世，但十大队王庭奉的一双义肢却必须由代办员亲自将其送到家中。四十多岁的王庭奉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在一次战斗中被炸弹炸断了双腿而配上义肢。王庭奉的义肢每年都要更换，新的义肢由省城一个专门机构定制后通过邮局寄送。我们小时候都崇拜英雄，从电影《打击侵略者》和《奇袭》中看过志愿军打击美国鬼子的惨烈战争场景，又亲眼看见王庭奉用一双金属假肢吃力的行走，于是，他在我们这些小孩子心中，就是和黄继光邱少云一样的英雄。义肢属于大件超重包裹，按规定代办员可以只投递包裹单，但汪福明说，王庭奉的义肢包裹到了他手里，他一定会第一时间亲自给他送去，因为他也崇拜英雄。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了获取好收成，一些村民开始自学农业技术和家庭养殖，有关农业技术和家庭养殖的报刊杂志渐渐受到社员欢迎。抓住这个机会，汪福明找到曾经的同学和生产队干部协助，自费订阅各类农业科技和养殖技术期刊的份数逐年递增，那几年他几乎年年都超额完成县邮政局给他下达的任务指标。可事实难料，时间到了1982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土地承包到户的深入和国家建设步伐加快，村民大量外出打工，村社订阅报刊杂志开始断崖式下降，到了1984年，无论多么努力争取，报刊杂志的订阅数总也完不成规定任务，其结果就是连续四个月基本没有收入。1984年秋，汪福明也离开了邮电所外出打工去了。

为了维持邮电所的正常运作，乡政府又找了街上的陈二娃做代办员。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邮政业务的社会属性，上级主管部门不再硬性规定报刊杂志的订阅数量，每月支付三十元工资。也是世事难料，1986年邮政储蓄业务开办后，在外打工的农名工汇款不仅方便，费用也很划算，很快，神潭溪邮电所就开办了邮政储蓄业务。

时间到了2000年，随着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报刊杂志的订阅了不仅越来越少，曾经很火的报纸杂志因为订阅量太少而只能通过数字版本在网站上发布供人点击以获取流量。汇款被微信支付宝抢了先机，包裹业务也因为快递业的蓬勃发展而只剩下EMS。一时间，神潭溪的邮电所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也成了问题。但好事多磨，依托完备的邮政网点和众多农名工兄弟们的使用习惯，邮政储蓄业务很快就在乡镇抢占了先机，业务开始逐年大幅度增长。快递业务虽然发展很快，但成本原因让一些快递公司只把业务网点延伸到县城，于是包裹业务又因为遍布城乡的邮政网点而体现了自身优势，看似不景气的神潭溪邮电所在几年萧条之后业务又开始逐年恢复。

2003年7月的一场洪水让高桥乡的石头办公楼地基下沉而不能继续使用，邮电所只好在八台山下的新街上租用两间民房继续开办业务。除了政府村委会硬性规定的报纸订阅外，其它报刊杂志的订阅量因为自媒体的冲击而几乎归零，但邮政储蓄业务和邮政快递业务却每年翻番。到2011年夏天神潭溪老街被一场特大洪水冲毁后，邮电所为了扩大业务量便在镇政府旁边租用了一座三楼三开间的大房子，人员也增加到了7个。

现而今的高桥邮电所开辟了两个营业厅，门厅之上是一块整体绿底黄字牌匾，右侧是“中国邮政”左侧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沿袭三天当一次场的乡镇街道，农民大多还是喜欢在当场天来街上赶场，但因为快递包裹取钱转账天天都有，邮电所门前即便是冷场天也熙熙攘攘。2023年秋，规划中的高桥水库开始前期地址勘测钻探。可以预测，几年之后，当水库修好，老家神潭溪——现在的高桥镇将会重新焕发活力，曾经的邮电所现在的“中国邮政”、“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一定更大更气派更热闹......（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