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神潭溪那街系列之——税务所（下）

韦平 · 发表于 2024-7-9 09:45

故乡神潭溪那街系列之——税务所（下）

（接上期）1970年暑假期间，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吃过晚饭就三三两两来到公社四合院楼下那块石板语录碑的平台处乘凉聊天。机关单位的人喜欢读书看报，偶尔还有机会去县城甚至省城出差，被视为见多识广的人，一些街坊和小孩子也喜欢和他们呆在一起听他们讲国家大事时事新闻。八月盛夏，神潭溪的天黑得比较晚，傍晚七点钟左右天才开始发暗。就在人们围在一起谈论各自见闻时，就有人脸上分明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很有几分神秘地用手指着税务所门前立柱和石墙之间的那条缝隙。

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眼尖的人似乎发现了什么，但又不敢确定。几个胆大的人蹑手蹑脚地靠近，却被似是而非的图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借着天还没完全黑下来的一点余光，人们从缝隙中看到了一张乌黑的看似还在蠕动的蛇皮。我的天啦，这该是多大一条蛇啊，垂直高度将近五米最上面宽度大约半尺的缝隙全部都是平时所见乌梢蛇那样的鳞片表皮，但这还是蛇身的一部分，那整条蛇该有多大啊！有人压低声音建议，是不是找把鱼叉叉住这条巨蛇，但很快就被其他人否定。如此巨蛇，差不多就是成仙的那种了，万一它动了神力，毁了半条街不说，在场的人估计也活不了。

人们越说越玄乎，越想越害怕。就在大家不知所措之际，在场的邓爸爸却不顾了那么多，壮起胆子朝大门慢慢走去，边走边低声说：“我天天进出，这么大一条蛇啥时候进的屋呢？我刚才出来的时候也没看到啊，真有这么大的一条蛇，我还咋个回去睡觉，这不要了命吗. . . . . .”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靠近房门，轻轻推开，此时站在屋外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随着“吱呀”一声将房门推开一条缝，几个胆小的人瞬间摆好了姿势，只等那条蛇有所动作好撒腿逃离。探头、则身、提腿过门槛、整个身子进了屋，却没见什么动静。就在门外的人满心狐疑之际，却见邓爸爸出现在门口，招呼大家进屋去看究竟。原来，那条吓人的“大蛇”不过是两条从粮站要来堵在墙壁缝隙处用来遮风挡雨的破旧麻袋，时间一长表面发黑，昏暗中看上去活像蛇身的鳞片一般。

虚惊之后，考虑到使用了二十年的房子已经风雨飘摇，邓爸爸不得不向上级主管部门打报告，申请修建新的税务所。1973年秋，一个开间且和新信用社共用一面墙壁的新税务所总算建成了。面积虽然和之前的老税务所相当，但夏秋不再受洪水困扰，结构也较为坚固，不会再闹“妖蛇”那样的虚惊了。

时间到了1980年。那一年，改革开放已经三年的神潭溪也有了较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街上的小摊贩多了，集市也由文革期间的七天当一场改回了三天当一场，还和周边乡镇的当场天相互错开。如此一来，除了每月的“逢十”没有当场天外，其它九天，天天都有场赶，街上的小贩们天天都能背起货物去集市摆摊设点做买卖。做生意的人多了，税收任务也就繁重了，31岁的“牦牛”也在这一年参加了工作，被安排在高桥税务所和父亲一起收税。这时的税务干部，上班穿着统一制服，大檐帽中间的国徽，颜色明快庄重肃穆。

“牦牛”大名叫邓维钧，神潭溪人喜欢叫小名，街坊都叫他邓牦牛，我们这些小孩子则叫他牦哥哥。作小生意的人多了，竞争就变得激烈，赚钱就难。按照当时的政策，做小生意的人在街上摆摊售卖小商品只需缴纳工商管理税，之前由“市管会”收取的市场管理费不再缴纳。小买卖很难量化，当场天的销售额基本就是一本“良心帐”，好在邓爸爸和做生意的人大多彼此熟悉，交税的多少和商贩协商后就低不就高，规定的税收额度得到了大多数商贩的认可。根据商户门面大小、摊子数量和不同的经营类别，每月从最低五元到最高百元的税收基本能收取到位，加上屠宰税，房屋买卖税，小食店、小商店、理发店、电器家具店等等的营业税，最多时一年收税将近五万元。

有人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做小生意最多最活跃的年代，这话不假。公路修通了，汽车运输取代木船航运，船老板们只能上岸做买卖；企业改制，在外工作的人因为下岗也大多选择回家做买卖；政策放开了，不愿种地的农民也允许上街做买卖，还有外地的生意人为了寻找商机四处游走做买卖等等。那时候的神潭溪，街上的餐馆多了，小食店多了，卖家电的卖家具的也有了，理发店由一个扩充到了五个。一到当场天，赶场的人在各个店铺进进出出，在连片的百货摊档前摩肩接踵，窄窄的街道常常被涌动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

根据商户有无店铺，税务所制定了固定收税和按次收税两种税收标准。有店铺的需按月固定收税，根据营业额每月固定收取十元到百元不等的税费；对于小摊贩和流动商贩则按天或按次收税，根据营业额一次收取两元到五元不等的税费。每到当场天，邓爸爸和牦哥哥父子俩吃过早饭就换上制服背起收税专用挎包上街挨个货摊收税。营业额大多是按照所谓“成本倒推”的方式进行估算且都少于实际销售额，所以，收税时虽然一些小贩还是心存抵触，但只要耐心解释，即使说几句牢骚话但也都能缴纳。

遇到借故拖延或拒不缴纳的小商贩，父亲和儿子各有自己的手段。父亲遇到不交税的个体户，他惯常的做法就是好言相劝，毕竟在街上工作了三四十年，又是公认的和善人，一番劝解下来大多会乖乖交税。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无论你如何苦口婆心人家就是油盐不进，面对这样的人邓爸爸也只能说一句“下不为例”。对父亲的做法，儿子有些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父亲做了一辈子税务工作，人老了有些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你对一个人“下不为例”，就是对大多数正常交税人的不公平，就更应该想方设法让他交税。

五十岁出头的小摊贩李桂芳是街上公认的收税困难户，她的货摊主要售卖自己做的小孩帽子鞋子、绣花鞋垫、绣花枕套、猪毛刷子、和一些自己制作的针织品。因为做工精巧样式好看，生意做得比较红火。根据估算的营业额，她每个当场天需缴纳两元营业税，但她却总是找借口拖延甚至不交。又一个当场天，李桂芳照例又去街上摆摊，开张后她的手工品照例又卖得很好。瞅准时机，儿子告诉父亲，李桂芳的税以后都由他来收。没等父亲回答，他就径直来到李桂芳的摊子前，先是笑着打了一声招呼，接着就要收税，边说边从肩上的挎包里掏出发票本和圆珠笔，完全不管对方的反应。

斜眼看了一眼身穿制服头戴大盖帽的牦哥哥，李桂芳没好气地说：“邓牦牛，穿上一身袍帽衣裳你就当你是个人物啦？包口啦洒地你先把话说利落了看看，动不动就要钱，把各人看得又粗又大的你以为你是哪个？你老汉儿邓洪荣来了也是好言好语的嘛，你才当了几天差，脑壳高头的帽子还没戴热合就想哈天哈地啦。给你说，我一家老小就靠我摆这么个小摊摊挣几个分分钱买米煮稀饭。那么的？靠双手挣饭吃日妈还犯法啦！你还代表国家，哼！给你说，莫以为你穿上这身袍帽衣裳你就是国家了，老娘认不到！我没给政府找麻烦问他们要买米钱算好的了，日妈你倒还来找我要钱，我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莫得钱，老娘今天站了这么久脚杆都站痛了还没把今天的米钱挣出来呢，还给你交税钱，你偏分说得出口。走，莫站在老娘摊子上，我还要做生意。你一口一个国家，一口一个政府，日妈国家也好政府也好，总不能叫老百姓饿死吧！”

李桂芳一通“莲花闹”般的抱怨，不过是想把对方镇住，好知趣离开，那成想牦哥哥早就防到了她这一手，静静地贴近摊子站着。做生意怕啥？最怕穿制服的人站在你摊子前，只要穿制服的人在你摊子前一站，看热闹的人很快就能围上一大圈，但买货的人却一个都莫得。见牦哥哥站着不走，急性子的李桂芳脸上变了颜色，脖子上的青筋也开始慢慢暴涨，最终开始动手推搡牦哥哥。面对李桂芳的推搡，牦哥哥虽然被推得连续倒退，但依然面带微笑说：“把今天的两块钱税交了我就走。”

装着没听见，李桂芳继续推搡，可旁边交了税的小摊贩看不下去了，先是规劝，接着评理，后来有人开始责备李桂芳的蛮狠。见有人说自己不对，李桂芳更加生气，她居然加大了推搡的力度，想着只要把邓牦牛撵走，生意才能做下去。面对更大力度的推搡，牦哥哥也想出手制止，但想到这样一来就前功尽弃，他依然表情平静地重复着那句话：“把今天的两块钱税交了我就在。”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指责不交税行为的人也越来越多，最终，李桂芳迫于无形的压力不得不交了税。那以后，当场天只要看到牦哥哥往她摊子上走，李桂芳没等他开发票就会一边嘴里还不停抱怨一边扔过去两块钱。

时间到了1986。这一年邓爸爸办了退休，刘厚伟也在这一年回到了高桥税务所。和邓维钧同岁的刘厚伟之前在县税务局工作，为了照顾家庭才申请回到老家神潭溪。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街上做小生意的个体户越来越多，税收任务也变复杂和繁重，好在两个年轻人的税务所，每个人处于精力旺盛的年龄，都能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才使得那几年的高桥税务所，年年都有好几万的税收。

1994年国家施行地税和国税分开征收的政策，很快，两个人的高桥税务所也分了家。同在一个屋檐下，邓维钧负责地税刘厚伟负责国税。国税地税虽然分了家，但对乡场集市来说占比最大的税种基本只有国税收取的消费税、地税收取的营业税和国税地税共同收取的增值税，于是，之前一次就能完成的税收，分家后却要分两次甚至多次收取。这样的收税方式，让商贩们有些难以理解，不仅如此，他们对一些新名词比如消费税增值税也比较迷茫。前脚地税的人来摊子上或店铺里上收取营业税和25%的增值税，后脚国税的人又来收取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虽然交税总额没变，但给人的感觉有些“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刘厚伟和邓维钧也感到了诸多不便。经过两人商量，又与商贩们沟通，最后找到了一个既简单可行又能分开收税的办法：凡是有店铺的归国税刘厚伟收税，凡是在街上摆摊的小商贩归地税邓维钧收税。如此一来，商贩们的税收又与之前一样，一次就能交齐，他们也不用关心增值税是什么意思，自己交的到底是消费税还是营业税了。

时间到了2000年，那一年，国家的税收政策又有了较大调整，最让小商贩们高兴的就是税收起征点上调了。之前固定交税的一个月营业额七百元的起征点上调到了五千元，按次交税的每天营业额三十元的起征点上调到了一百元。如此一来，绝大多数小商贩不再需要交税。也是在那一年，乡村屠宰税被免除，村民和居民宰杀年猪不再交税，那以后，税务所的收税额开始断崖式下降，从之前每年几万元降低到一两千元。新的税收政策实施后，高桥几乎所有小商贩不再需要交税，房产税地契税又统一到县税务局缴纳，少数被核定需要交税的商铺或项目也改由网上申报网上缴纳，如此一来，高桥税务所便基本无事可做。2006年国家又取消了农业税，这些政策让老百姓获得了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2004年，高桥税务所关闭，存在了52年的高桥税务所最终走进了历史。（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