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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还有苏辙和北宋的芦山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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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8 17: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送周朝议守汉州。茶马司就是压迫老百姓的混账机构


茶为西南病,岷俗记二李。(李杞与李稷也。)


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
(谓周思道与侄周正孺、张永徽、吴醇翁、吕元钧、宋文辅也。)
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
谓当收桑榆,华发看剑履。
胡为犯风雪,岁晚行未已。
念归诚得计,顾自为谋耳。
吾闻江汉间,疮痏有未起。
莫轻龚遂老,君王付尺箠。
召还当有诏,挽袖谢邻里。
犹堪作水衡,供张园林美。
            我恭敬地看到,朝廷最近废除了市易法,不再与商人争夺利益,使得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业,百姓们都欢欣鼓舞地颂扬圣上的恩德,这种喜悦之情是无穷无尽的。然而,唯独益州、利州、秦州、凤州、熙河等路的茶场司,通过茶叶买卖严重侵害了这四个地区的百姓。

            他们还用茶法来掩盖市易法的弊端,贩卖各种物品。州县和监司官员们对此不敢过问,其危害不容忽视,但朝廷却未加禁止。
我听说在五代时期,孟氏割据蜀地,由于国家财政紧张,开始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等到太祖平定蜀地后,废除了所有不合理的税收,茶叶贸易也就不再受限制,民间对此感到很方便。


但后来,在淳化年间,一些贪图利益的官员又开始提议增加税收。茶叶专家王小波、李顺等人,因为贩卖茶叶而失业,最终走上了抢劫的道路,他们的恶行迅速蔓延,导致蜀地百姓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过了很久才安定下来。从那以后,朝廷开始允许民间贩卖茶叶,并适当收取一些税收,虽然收的不多,但商贾们流通顺畅,利润自然丰厚。


近年来,李祝开始重新制定茶法,禁止民间私自买卖茶叶。但即便如此,他所收取的税收也只是以四十万贯为限,用来供应熙河地区的开支。然而,到了刘佐、薄宗闵提举茶事时,他们收取的税收过重,立法也过于严苛,导致边远地区的百姓开始感到困苦。


这时,彭州知州吕陶上奏请求改革茶法,只实行长引制度,允许百姓自己贩卖茶叶,每卖一贯茶,就收取一百文的长引钱,并且不再额外收取利息,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百姓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可以缓口气了。


但没想到,朝廷又派了孙回、李稷到四川去考察,他们商议后决定更加贪婪地榨取百姓。他们建议允许茶价随时增减,这样一来,虽然茶法有了增减的条文,但收取的利息却仍然照旧。于是,息钱和长引两种制度并行,而百姓的日子却更加艰难了。

李稷等人还进一步贩卖食盐和布匹,使得税收额增加到了六十万贯。后来,李稷又拉陆师闵入伙,税收额更是增加到了一百万贯。而陆师闵近年来又请求在额外的税收中再献上一百万贯给朝廷,朝廷也居然答应了。于是,他们奏请在成都府设立都茶场,允许客商用金银等物品来折换茶叶,结果他们以折换为名,大量派遣公差和牙人公然拦截民间的货物进入茶场,进行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勾当,其危害比市易法还要严重。他们还用本金来典当各种物品,公然违反法律,欺骗朝廷。

从茶法开始实行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四次大的变革。每一次变革都使得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生活更加困苦。然而,用来供应熙河地区的茶叶税收,其实只需要四十万贯就足够了,其余的钱都被用来供养官吏以及进行不合理的进献,以博取皇帝的恩赏。这种既害民又辱国的行为,真是让人痛心疾首。
各州的通判本应是负责监察官吏和百姓的,各县的县令和佐官也应该是安抚百姓的。但现在,他们却都忙着计算利息,与商人分享利润。而那些负责监茶的官员,只要发运一万驮茶叶,就可以升官一级;知县也可以因此减少三年的考核期。国家的官职和荣誉就这样轻易地被滥用和赠予了这些人,使得贪婪之风盛行,廉耻之心荡然无存。这实在是令人痛惜啊!


再来看关于盗贼的法律。按照规定,如果盗窃的财物达到两贯钱,就要被判处一年的徒刑,并且还要支付五贯钱的罚款。但现在呢?

        百姓只要用八百钱买四十斤私茶,就要被判处一年的徒刑,并且还要支付三十贯钱的罚款。

再比如递铺传递的文书,如果是关于军机大事或者非常紧急的盗贼案件,急脚递每天要走四百里路,马递每天要走三百里路。

如果延误了两天时间,也只是被判处一年的徒刑。但现在呢?


茶递往返每天也要走四百里路,只要延误了一天时间,就要被判处一年的徒刑。这样的法律实在是太严苛了!


它只考虑了自己的方便,却不顾及事情的轻重缓急。


这些茶法的制定者都是些阴险狡诈的小人,他们根本不懂得实际情况和事理,只是因为边远地区的百姓没有机会申诉冤屈,而其他部门又因为畏惧他们的权势而不敢与他们争辩,所以他们就公然胡作非为。这种情况从茶法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了。


我听说朝廷最近已经察觉到了这些弊端,并派了官员去调查,但我还是担心他们可能还没有了解到所有的细节。我通过多方打听,稍微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现在我将这五大危害详细列出来,供朝廷参考:


第一害是茶农受害。益州、利州等路是茶叶的主要产地,邛州、蜀州、彭州、汉州、绵州、雅州、洋州以及兴元府三泉县的百姓都以种茶为生。


自从朝廷实行茶叶专卖以来,就用严厉的法律来限制他们,不允许他们私自买卖茶叶,还强行规定茶叶的等级和价格,使用大秤低估茶叶重量,每年都在压低价格,现在茶农们只能得到原来价格的一半。


我请求朝廷派去的官员去调查一下,从茶叶专卖开始到现在每年的估价记录,就可以看出实际情况了。茶官们还每年秋天在粮食收获时高价买米,然后强行分摊给茶农作为茶本。比如说,如果米价是每石八百钱,他们就按一贯钱来分摊,并且还要让茶农出二分利息。到了春天茶叶采摘的时候,茶农们要交茶,但茶官们又压低价格,还使用大秤来称重,这样茶农们又要损失一半的收入,这叫做青苗茶。以前茶农们还可以自己收一些晚茶,叫做“秋老黄茶”,不管早晚都可以随时卖掉。但茶叶专卖后,官府只买到六月,晚茶就要被官府没收并销毁。官府不收,茶农们就只能偷偷卖掉,但这样就会触犯重罪。这是茶农们的第一大害。


第二害是平民受害。原本川茶专卖只是官府自己贩卖茶叶,但这个制度已经很不好了。现在官吏们却利用这个制度为非作歹,开始贩卖布匹、大宁盐、瓷器等物品,甚至还利用贩茶的机会把解盐运进四川。他们贩卖的解盐还被分配到各个州县,通过多种方式变卖或者折换其他物品,造成了多种危害。近年来还设立了都茶场,利用折换制度来拦截各种货物进行出卖收取利息。他们甚至把纱罗等物品都贩卖到陕西去,抢占了商人的利益。在买卖之余,他们还进行典当活动。去年八九月间,成都买扑酒坊的人李安就典当了一万贯糯米,每斗要出八分钱的利息,半年没有赎回还要再加二分利息。其他非法行为也大致如此。现在全国都蒙受了圣上的恩泽废除了市易抵当的弊端,但四川的茶官们却仍然利用茶法暗中做这些勾当使得西南地区的百姓不能享受到朝廷的恩惠。这是平民的第二大害。


第三害是税收减少。

以前官府没有专卖茶叶时陕西的商人都会带着解盐和药物等物品到四川来贩卖茶叶他们经过的州军都会收取一定的税钱而当他们带着茶叶和蜀地的货物返回时又要沿途再交税这样税收就增加了。


但现在官府自己贩卖茶叶虽然也会收取一些税钱但比以前少了很多即使有商人来贩卖茶叶各地的税务官员也因为畏惧茶司并且想从中分取利息而常常欺诈商人把税钱当作利息来收取这样一来税收就更加减少了。如果税钱被记录在账上到了年底又不拨还给转运司而是加到茶官的岁课中去那么这就是公然欺骗朝廷的行为了。我听说元丰七年八月陆师闵上奏说茶司全年的课利中有一项是茶税钱。而且茶官们还违法贩卖各种物品导致商旅不通行这样不仅税收减少还影响了酒税的收入。四川以前使用交子进行交易其中茶山的交易量最大。但现在官府自己购买茶叶交子的价格就降低了。以前蜀人因为交子轻便常常可以卖到比面值高出很多的价格但近年来只能卖到九百文以上了。这是税收的第三大害。



第四害是递铺的苦难。蜀道崎岖,穿行于溪流与山岭之间,是出了名的艰险之地。将茶叶运输到陕西,对人力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元丰初年,为了缓解运输压力,曾派遣成都府路的数百名厢军协助运输,但不出一两年,这些厢军几乎全部因劳累过度而死亡。茶官们于是下令州县通过和雇的方式雇佣民夫,如果和雇不到人,就强行指派税户去运输。这种骚扰和压榨,简直难以言尽。我听说刘庠在永兴任职时,有泽州的运茶人因过度劳累不堪忍受而向他诉苦。刘庠让他们写下诉状存档,并判决说等官府雇佣人运茶时再呈上,但之后永兴就再也没有雇佣过人运茶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增设了递铺,每隔十五里就设立一个,每个铺招募五十名士兵,建造六十间房屋,官府花费了大量钱财,再加上民力的支持,才勉强建成。现在已经设置了一百多个递铺了。如果所有的递铺都建成,那么就会增加上万名士兵,每年的衣粮费用就会高达二十万贯。而现在招募的士兵还不足,只能临时从各州的厢军中抽调。这样一来,各州都缺人,很多事情都办不成了。而且每个茶递每天要搬运四驮茶叶,重达四百多斤,回程时还要装载解盐,往返要走六十里的山路。稍微遇到泥泞天气,人力就难以支撑,士兵们只能逃匿甚至求死,路上充满了叹息和怨恨。去年八九月间,剑州剑阳的一个递铺的人全部逃光了,沿途的人们都把茶铺称为“纳命场”。这就是递铺带来的第四大害。



第五害是陕西民间的茶叶供应问题。陕西民间所需的茶叶数量是一定的,但茶官们为了贪图更多的利息,运输的茶叶过多,导致卖不出去,各州都亏损了岁额。于是他们就在每斤茶叶上加价卖给百姓。元丰八年,凤州就按照茶官的指示,每斤茶叶加价一百钱。其他州郡也都有类似的情况。而且茶法刚开始实施时,卖茶的地区只限于秦州、凤州、熙河路,但现在却东扩到了陕府,侵占了原本属于蜡茶的地盘,这必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就是陕西的第五大害。


这五大害如果不根除,蜀地的百姓将痛不欲生,无处申诉。我恳请朝廷怜悯这些远方的百姓,废除茶叶专卖法,让百姓们自己进行交易,只需收取税钱,不再发放长引(即茶叶专卖凭证),只需让所在地的场务根据数量抽取部分茶叶用于购买战马,以不耽误朝廷的武备需求即可。这样一来,就能将百姓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让他们重新获得生机,能够赡养父母妻子,这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如果朝廷认为陕西边境的局势尚未安定,不想立即废除茶事,那么我请求朝廷先放宽茶叶专卖的禁令,允许百姓自行贩卖茶叶,在正税之外再收取长引钱。这样一年的收入也不会少于数十万贯。而且商旅通行无阻,东西方的货物日夜流转,所得的茶税、杂税以及酒税的增加部分,又可以获得数十万贯的收入。同时废除递铺制度,就可以节省养兵的衣粮费用以及官吏因茶叶专卖所产生的各种费用,这些数目也不会少。因此废除茶叶专卖法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正确选择。


如果将来西边无事,那么就可以再废除长引钱制度,恢复到以前只收税的状态。但我再三审视陆师闵所经营的茶利,即使让他如数收取,也只不过二百万贯而已,并没有多余的利润。如果以前面提到的茶引、茶税、杂税、酒课等钱款大约七八十万贯来折算的话,那么他实际上只有一百二十多万贯的利润。如果再扣除递铺养兵的衣粮费用以及官吏因茶叶专卖所产生的费用,大约三四十万贯的话,那么陆师闵通过各种不合理的手段欺压百姓所得到的利润,就只有八十万贯了。这个数字还是按照较小的估算得出的,如果按实际计算的话,恐怕还达不到这个数。


假如蜀中一旦发生饥荒等灾害,百姓无法忍受,起来为盗为贼,或者像淳化年间那样发生叛乱的话,我不知道朝廷要用多少兵力、花费多少钱财、杀多少人才能平定。而现在只因为能得到七八十万贯钱就置这些隐患于不顾的话,我实在是感到困惑不解。另外我还听说陆师闵去年从成都调任永兴时仍然享受着都供给的待遇而本府的衙前杨日新则为他卖酒。到了十一月中旬陆师闵才自觉这种做法不合法于是移文永兴、成都府改用永兴的供给。但他违法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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