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月，财政总长熊希龄接受银行团垫款，签订允其监督财政的《监视开支暂进垫款章程》。舆论大哗，群起攻击熊希龄卖国。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署名“大仇”的短文，题曰《杀》。全文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22日午后4时，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拘捕戴季陶入狱。同牢监犯问戴季陶因何被捕，戴慨然说：“苍颉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来此矣。”当晚，其妻子探监，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翌日上午，此案开庭审理，戴季陶被交保释放，改期再审。
1931年5月20日，湘鄂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周逸群，在湖南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击牺牲。
周逸群1924年10月入黄埔军校。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代战争中．在贺龙部队中先后任师、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1928年1月，奉中共中央指示，与贺龙等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到湘鄂西地区组织革命武装，参与领导荆江西岸年关暴动。3月在桑植发动湘鄂边武装起义。4月到沙市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组织鄂西特委，任特委书记。1930年1月任红六军政治委员，7月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兼中共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同年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主席。
1940年5月20日早晨，山西昔阳县城外西河边，人们看到那里尸横成堆，血流满地，狼狗撕肉，老雕啄骨，那是日伪军屠杀的300多名群众的尸骨。
从5月1日起，昔阳县日伪军在城中进行了“清共运动”。宪兵队、警备队、警察所、特务汉奸等全部出动，把县城各伪机关、高孝新民小学等团团包围，将被捕者拖进宪兵队。第二天又将城关附近村庄维持会的代表、小学教员及其他知识分子成批地捕到县城，不问青红皂白，统统以“通匪”罪名拖到县城西河活埋。日军首次“清政”，就活埋了100多人。日军接着搞“内部清共”，其方针是“巩固城周围十五里地以内，摧毁十五里以外”。根据这一方针，日军和汉奸特务进村按预定名单捕人回城。每批抓够10个20个人时，乘夜深人静，拉到西河预先挖好的坑边，刺杀埋掉。
日伪连续对昔阳“大活动”三次，加上“内部清共”，先后共屠杀和活埋群众达300余人。
1947年5月20日，南京发生军警殴打学生事件，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地区16所大专院校学生6000人在南京组成请愿团，提出挽救教育危机等五项要求，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向正在举行“国民参政会”的“国民大学堂”迸发时，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破木棍、铁棍、皮鞭打伤的学生有100多人，重伤19人，20多人被捕。
同日，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院校的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在示威中受重伤7人，轻伤46人；北平示威游行学生决议北京大学红楼广场为“民主广潮。此前于本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与市民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示威大游行，遭国民党政府军警镇压，同一天，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提出调增教育经费及薪金。13日，学生罢课支持教授会，并要求提高学生伙食费标准。北平、天津、济南等城市师生相继举行罢课、罢教，要求增加公费、革新校政和调整教师待遇。18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和示威。这次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的学生运动遍及18个大中城市。
22日，九三学社联合北京大学教授王铁崖、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等31人发表宣言，说这几天学潮蔓延全国各地，而政府当局业已决定断然处置办法，使我们深深忧虑此后的发展将更险恶，而至无法收拾。目前各地青年学生之反内战、反饥饿，以及要求教育改革的运动，纯是由于不满政治现状和在困难环境中感觉苦恼的必然现象。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推诱与压制则结果适得其反。
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反映清朝末年乞丐出身的武训办教育的历史传记影片，孙瑜编导，昆仑电影公司拍摄。1950年12月，影片上映后，上海、北京等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了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赞扬，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形成了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首次批判运动。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载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实际上为这次批判作了总结。
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同陈鼓应谈话。邓小平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他说，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用来搞教育，搞科学，也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作风，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
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稳定也是不行的。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政治动乱，不安定，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李登辉于1990年5月20日上午在台北发表了“总统”就职致词。
李登辉在致词中说，“台湾与大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中国人同为血脉相连的同胞”，“中国的统一与富强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期盼”。这是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认识的。
李登辉在谈到与大陆的关系时表示说，“愿以对等地位建立双方沟通管道，全面开放学术、文化、经贸与科技的交谈”，但又重复提出不可能实现的先决条件，要大陆改变政治经济、承诺不使用武力和“不阻挠”台湾当局“开展对外关系”。李登辉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举世公认的事实，声称“中华民国为一独立主权的国家”，“今后必将以更主动、务实的精神，拓展国际活动的空间”。这实际上是在推行“一国两府”，制造“两个中国”。李登辉还说，“希望能以最短时间，依法宣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但是他又说“此一艰巨的工程不是一日可及”，要“以二年为期逐期实现”。
1994年来京寻求医助的山东姑娘杨晓霞，签署了志愿书，把社会各界捐助她治疗的余款45万元捐赠给宋庆龄基金会。
1994年底杨晓霞患罕见的肢体溃烂症来京求治，难以抑制住的溃烂感染给中国医疗界带来难题，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医疗援助和强烈关注。
社会各界给予面临病痛和就医费用难题的杨晓霞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捐款总额87万多元，使得这来自山东临邑乡村的农家之女顺利地支付32.56万元的巨额医疗和辅助性治疗费、安装和维修假肢费2.54万元，而且还获得住院生活补助0.99万元，预留住院备急周转金l万元并630美元，以及截胶后11年包括初高中各3年、大学5年的残疾补助金4.86万元。
除上述合理必要的花销外，社会捐款总额中还剩余45万元。这笔善款如何使用，成为继杨晓霞救治之后的又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
为保障这笔善款的管理和使用，社会各界代表包括杨晓霞监护人、其家乡政府、新闻单位、捐款者、医院五方组成“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委员会”，还聘请了法律顾问和审计师，并做社会公证。
对此，杨晓霞一家多次明确表示，这笔善款“来自于社会，用于社会”。记者曾数次前往山东采访治愈后回乡的杨晓霞，穿的还是北京人熟悉的、在京时好心人捐赠的衣服，父亲杨占军重拾农家人的活计，种地、养鸡、搞小加工做月饼。上月28日，杨晓霞一家终于了却了这份心愿，与宋庆龄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副主席兼秘书长马联玉签署“杨晓霞救治金余款转赠协议书”。
杨晓霞希望，通过把45万元转赠给这样的组织，可以救治更多患育疑难病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以表达全家对社会千千万万好心人的回报。
据了解，依据这笔45万元的赠款，宋庆龄基金会专设“少年儿童疑难病症基金”，在此基础上接受海内外社会各界的捐款。该基金的增值部分用于对少年儿童疑难病症患者的救治，以及对这方面科研、防治有突出贡献的人士的奖励。
感受社会真诚援助的晓霞，在转赠志愿书上还呼吁：希望更多的人关心和支持少年儿童疑难病症的救治事业。
当地时间2002年5月20日零点(北京时间19日23时)，联合国对东帝汶两年半的管理正式结束。随着联合国旗帜徐徐降下，东帝汶国旗慢慢升起，本世纪第一个新生国家——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正式诞生了……
1642年，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帝汶岛。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也占领了帝汶岛周围的各大群岛。1859年，葡荷达成“瓜分帝汶岛”的条约，帝汶岛东部划归葡萄牙统治，西部归荷兰。
1975年，葡萄牙殖民者从东帝汶撤出。同年12月，印尼军队占领东帝汶。
1976年，印尼单方面将东帝汶划入印尼版图，将其视作它的第27个省。在印尼统治期间，约有20万东帝汶人丧生于印尼的军事镇压和饥荒。
1978年，澳大利亚承认印尼对东帝汶的统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承认印尼对东帝汶统治的国家。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大都不承认印尼对东帝汶的统治。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陷入内外交困的印尼前总统苏哈托被迫下台。1999年1月，新总统哈比比突然改变对东帝汶的政策，宣布如果东帝汶不愿接受自治，可以允许东帝汶独立。哈比比此举引起了印尼国内新一轮的流血冲突。
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东帝汶举行全民公决，45万名东帝汶人参加了投票，其中78.5%的人反对将东帝汶作为印尼的一个自治省，认为应当结束印尼长达23年的军事统治。由于公民表决引发冲突，当年10月，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
2002年4月14日，古斯芒当选为东帝汶首任总统。
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独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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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20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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