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高考的1987（修正稿）

作家陶靖

难忘高考的1987（修正稿） 作家陶 靖 -----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出生于川西，那被重重丘陵包围的金堂县石佛乡，亲历了当年人才培养新模式：定向委托培养。那是经历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举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培养急需、紧缺人才的新模式。 -----进入1986年，参加全国普通高考的高中生，参加高考后，又多了一条求学的路子：招录委培生，20世纪80年代的普通高中生除了能够报考普通本专科院校外，还能报考重点院校，不仅有省部属高校，也有市属专科院校，例如成都大学、成都教育学院等。当时的高中生还能通过全国高考，报考省属和部属中等专业学校、市属中专学校。记得1987那一年，金堂县的委培生录取分数线为文科420分，普通大专院校（市属）文科430多分，存在10多分的差距。委培生录取后直接送入四川电大、成都教育学院培训学习。当年的委培生是在高考结束后，各类本专科院校招录生源的同时，在本专科院校和各类中专学校招生之间增加了一项新的招生项目。在决定人生的关键时刻，一句善意的提醒，或者一个举手之劳的小举动，都能达到扭转命运的目的，甚至拯救人的生命，这也是关键时刻的作为与平常时期的作为所存在的巨大差距。例如，对于心灵快要崩溃的人，如果我们能发挥好“举口之劳”或“举手之劳”，我们会用很小的代价，很轻松地创造大效益，甚至能拯救他人的生命。此时关键时刻施援手和减轻对方面临的各种压力，减轻对方的痛苦和压力后，促使快要崩溃失控的精神恢复到正常状态。 80年代，牵动着全国亿万人民神经的国考：高考。那时的高考，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举国上下支援高考成为独特的风景，我们竹篙中学高中部的考生，高考3天集中居住在县兽药厂宿舍，并有专车接送参考，集体住宿，集体就餐、专车接送，让我们能全身心投入到高考之中，免去了后顾之忧。当时由于我临时赶到兽药厂集体宿舍居住，所带资金缺乏，高考3天面临生活困难，当年的高考带队教师是竹篙中学的常务副校长陈立康老师和该校的高中历史教师唐盛爵老师，竹篙中学常务副校长陈立康老师知道我的困难后，马上叫我与他们一起就餐，共坐一桌。陈副校长的一句话，在高考这一决定人生走向的关键时刻温暖了我的心，解决了我三天的就餐难题，为我在考场正常发挥提供了后勤保障。决定人生命运、决定人生发展方向的高考，不仅决定千百万学子的命运，也影响千百万家庭的命运，它的竞争压力空前，既有考生个人的全身心投入，也有整个家庭的投入和支持，高考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反映考生背后的综合实力，尤其反映了考生背后的后勤保障能力，例如金堂县竹篙镇小学的退休教师陶贤荣老师在我的高考前后曾经给予我极其宝贵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陶继芳、薛孝亮、隆盛镇古顶村肖继福大哥等等恩人的宝贵支持。那个时代的高考既有千军万马竞过高考独木桥的惨烈，也有胜利者的喜悦，同时也伴有考场发挥失利者的哀歌，至今我对当年陈立康老师的关怀仍然难以忘怀。高考结束后，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填报录取志愿，如果错过填报机会或填报不当，会功败垂成。在信息不发达的80年代，高考相关信息传播到闭塞的乡村，十分困难，我当时恰巧居住于乡村我姐夫家里休息，同时焦急地盼望着考后的各种信息。直到8月的某一天，我因自己所穿的凉鞋被损坏，急需要修补，于是我因补鞋来到了竹篙镇，当我走到竹篙中学附近时，巧遇该中学高中部的英语教师陈华老师。陈华老师关切地告诉我：“今天赵镇中学（现名金堂中学）填报高考录取志愿，你知道吗？”我一听，赶忙到校长室向谭世富校长、陈立康常务副校长了解详情。然后乘着公交车，飞驰到赵镇中学校园。赵镇中学校园里的高音喇叭正在播出当年的录取分数线：文科类420分是当年委培生和省部属中专的录取分数线，430多分是当年市属普通大专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当年文科考生高考共考6门功课，每门功课的平均分要达到70分，才能达到录取线。80年代的中国高考成为全国性的热潮，各类高考补习班（复读班）如雨后春笋地创办了起来，学子们在高考失败后，可以多次反复地复读补习，直到高考成功，补习2至3年，最终考取大学的学子不是少数。假如当年没有陈华老师的善意提醒，我会与“高考录取”失之交臂，假如我不临时起意去竹篙镇修补我的破凉鞋，我就没有与陈华老师巧遇的机会，至今我仍然感谢教师陈华，也感谢“修补”凉鞋这一小事件带给我的大机遇。真可谓“一言值千金”，“小事引发大事件”呵。高考结束后，依据从高分到低分的录取原则和本人志愿，从事定向生招录工作，当时有不少行业通过高考平台，从高考生中招录培养急需紧缺人才，解决人才缺乏的难题，例如税务局等单位就曾招录一些高考生，我们一位同学高考后被税务局特招。80年代的高中生要冲过高考独木桥谈何容易？实在太难了，那时的高中生要先过6月份的“预选关”，冲过了预选分数线，才有资格参加高考，一个班的高中毕业生，只有少数同学能获得预选合格证，才有机会参加高考，大多数学生预选不合格，毕业会考结束后，大多数高中生回到各自的家乡，有少数成绩较好而又未过预选线的同学，下学期会到校参加复读（补习）。担心自己在激烈的录取竞争中失败，记得当时在填报录取志愿时， 曾有一项填报是否愿意去“三州一市”工作的项目，我竞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愿意到“三州一市”工作的志愿，这是当时全省最边远，最艰苦的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和攀枝花市。多年求学，我仅获得一次高考的机会，仅获得一张预选合格证。那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高考，将我考入定向生行例。30多年悄然离去，对广大莘莘学子而言，80年代大家感到最难的是考取高考预选合格证和高考准考证。这二证对于大多数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来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现在的高中生难以明白20世纪80年代“国家包分配工作”、”端铁饭碗“、“包农转非”的巨大吸引力和冲过高考两关的艰难。 -----<<定向委培合同>>成了我们定向生的标志，1987年9月金堂县教育局通知我们定向生去教育局签订委培合同书，合同书中明确规定，毕业后必须在教育系统工作满15年，才允许调出教育单位，15年成为我们的定心丸，同时规定毕业后定向作乡村中学的英语教师。1990年，通过四川省教委给予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表、成都市教委的毕业生派遣证、金堂县教育局的工作调令，我进入了光荣而神圣的人民教师行列。也完成了我的签合同→完成学业→多方联合分配的定向生就业三步曲。 ---

作家陶靖

难忘高考的1987（修正稿）
作家陶 靖
-----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出生于川西，那被重重丘陵包围的金堂县石佛乡，亲历了当年人才培养新模式：定向委托培养。那是经历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举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培养急需、紧缺人才的新模式。
-----进入1986年，参加全国普通高考的高中生，参加高考后，又多了一条求学的路子：招录委培生，20世纪80年代的普通高中生除了能够报考普通本专科院校外，还能报考重点院校，不仅有省部属高校，也有市属专科院校，例如成都大学、成都教育学院等。当时的高中生还能通过全国高考，报考省属和部属中等专业学校、市属中专学校。记得1987那一年，金堂县的委培生录取分数线为文科420分，普通大专院校（市属）文科430多分，存在10多分的差距。委培生录取后直接送入四川电大、成都教育学院培训学习。当年的委培生是在高考结束后，各类本专科院校招录生源的同时，在本专科院校和各类中专学校招生之间增加了一项新的招生项目。在决定人生的关键时刻，一句善意的提醒，或者一个举手之劳的小举动，都能达到扭转命运的目的，甚至拯救人的生命，这也是关键时刻的作为与平常时期的作为所存在的巨大差距。例如，对于心灵快要崩溃的人，如果我们能发挥好“举口之劳”或“举手之劳”，我们会用很小的代价，很轻松地创造大效益，甚至能拯救他人的生命。此时关键时刻施援手和减轻对方面临的各种压力，减轻对方的痛苦和压力后，促使快要崩溃失控的精神恢复到正常状态。80年代，牵动着全国亿万人民神经的国考：高考。那时的高考，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举国上下支援高考成为独特的风景，我们竹篙中学高中部的考生，高考3天集中居住在县兽药厂宿舍，并有专车接送参考，集体住宿，集体就餐、专车接送，让我们能全身心投入到高考之中，免去了后顾之忧。当时由于我临时赶到兽药厂集体宿舍居住，所带资金缺乏，高考3天面临生活困难，当年的高考带队教师是竹篙中学的常务副校长陈立康老师和该校的高中历史教师唐盛爵老师，竹篙中学常务副校长陈立康老师知道我的困难后，马上叫我与他们一起就餐，共坐一桌。陈副校长的一句话，在高考这一决定人生走向的关键时刻温暖了我的心，解决了我三天的就餐难题，为我在考场正常发挥提供了后勤保障。决定人生命运、决定人生发展方向的高考，不仅决定千百万学子的命运，也影响千百万家庭的命运，它的竞争压力空前，既有考生个人的全身心投入，也有整个家庭的投入和支持，高考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反映考生背后的综合实力，尤其反映了考生背后的后勤保障能力，例如金堂县竹篙镇小学的退休教师陶贤荣老师在我的高考前后曾经给予我极其宝贵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陶继芳、薛孝亮、隆盛镇古顶村肖继福大哥等等恩人的宝贵支持。在我全身心冲刺高考的过程中，我不忘向高考成功的同学虚心请教，并学习借鉴他们的成功学习经验，其中一位毕业于金堂县淮口中学的名叫“曾述兰”的女同学提出了“排除杂念专注学习法”。该学习法提升了我的学习效率，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感谢同学们的成功方法，尤其感谢当年就读于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的曾述兰老同学的真诚建议。
那个时代的高考既有千军万马竞过高考独木桥的惨烈，也有胜利者的喜悦，同时也伴有考场发挥失利者的哀歌，至今我对当年陈立康老师的关怀仍然难以忘怀。高考结束后，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填报录取志愿，如果错过填报机会或填报不当，会功败垂成。在信息不发达的80年代，高考相关信息传播到闭塞的乡村，十分困难，我当时恰巧居住于乡村我姐夫家里休息，同时焦急地盼望着考后的各种信息。直到8月的某一天，我因自己所穿的凉鞋被损坏，急需要修补，于是我因补鞋来到了竹篙镇，当我走到竹篙中学附近时，巧遇该中学高中部的英语教师陈华老师。陈华老师关切地告诉我：“今天赵镇中学（现名金堂中学）填报高考录取志愿，你知道吗？”我一听，赶忙到校长室向谭世富校长、陈立康常务副校长了解详情。然后乘着公交车，飞驰到赵镇中学校园。赵镇中学校园里的高音喇叭正在播出当年的录取分数线：文科类420分是当年委培生和省部属中专的录取分数线，430多分是当年市属普通大专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当年文科考生高考共考6门功课，每门功课的平均分要达到70分，才能达到录取线。80年代的中国高考成为全国性的热潮，各类高考补习班（复读班）如雨后春笋地创办了起来，学子们在高考失败后，可以多次反复地复读补习，直到高考成功，补习2至3年，最终考取大学的学子不是少数。假如当年没有陈华老师的善意提醒，我会与“高考录取”失之交臂，假如我不临时起意去竹篙镇修补我的破凉鞋，我就没有与陈华老师巧遇的机会，至今我仍然感谢教师陈华，也感谢“修补”凉鞋这一小事件带给我的大机遇。真可谓“一言值千金”，“小事引发大事件”呵。高考结束后，依据从高分到低分的录取原则和本人志愿，从事定向生招录工作，当时有不少行业通过高考平台，从高考生中招录培养急需紧缺人才，解决人才缺乏的难题，例如税务局等单位就曾招录一些高考生，我们一位同学高考后被税务局特招。80年代的高中生要冲过高考独木桥谈何容易？实在太难了，那时的高中生要先过6月份的“预选关”，冲过了预选分数线，才有资格参加高考，一个班的高中毕业生，只有少数同学能获得预选合格证，才有机会参加高考，大多数学生预选不合格，毕业会考结束后，大多数高中生回到各自的家乡，有少数成绩较好而又未过预选线的同学，下学期会到校参加复读（补习）。记得当年预选考试结束后的某一天，我来到金堂县竹篙中学，巧遇该校的教导主任刁隆平老师，刁隆平主任告诉我已经上了预选录取分数线，而且超出录取线1分5厘（1.5分），并告诉我明天到校上课，听到这个消息，我惊讶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担心自己听错了。当年高考预选考试要求十分严格，预选考试的成绩精确到了几分几厘。由于我只是得到了领导的口头通知，当时并未见到1987年《高考预选合格证》，心里忐忑了大约一周，我去到竹篙中学高中文科班的班主任陈念民老师办公室目睹了当年的预选合格证，原来合格证是印刷在一张白色大纸上，上面密密麻麻印刷了为数不少的一寸见方的方框，方框里印有合格证3个大字，还印有考生姓名和准考证编号，当我浏览到陶靖这个名字时，我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担心自己在激烈的录取竞争中失败，记得当时在填报录取志愿时， 曾有一项填报是否愿意去“三州一市”工作的项目，我竞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愿意到“三州一市”工作的志愿，这是当时全省最边远，最艰苦的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和攀枝花市。多年求学，我仅获得一次高考的机会，仅获得一张预选合格证。那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高考，将我考入定向生行例。30多年悄然离去，对广大莘莘学子而言，80年代大家感到最难的是考取高考预选合格证和高考准考证。这二证对于大多数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来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现在的高中生难以明白20世纪80年代“国家包分配工作”、”端铁饭碗“、“包农转非”的巨大吸引力和冲过高考两关的艰难。
-----<<定向委培合同>>成了我们定向生的标志，1987年9月金堂县教育局通知我们定向生去教育局签订委培合同书，合同书中明确规定，毕业后必须在教育系统工作满15年，才允许调出教育单位，15年成为我们的定心丸，同时规定毕业后定向作乡村中学的英语教师。1990年，通过四川省教委给予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表、成都市教委的毕业生派遣证、金堂县教育局的工作调令，我进入了光荣而神圣的人民教师行列。也完成了我的签合同→完成学业→多方联合分配的定向生就业三步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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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陶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