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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藏族与三星堆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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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8 14: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白马藏族美术文化中的“凸目”现象再探析

发布时间:201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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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红[1]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甘肃成县   742500)

摘 要:陇南白马藏族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的铁楼乡和石鸡坝乡的民堡沟,虽然目前白马人的族属暂归于藏族,但他们的民族文化具有完全区别于藏族的独特个性。与白马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美术造型中,就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和个性特征,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白马藏族美术文化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人物头部造型中“纵目”、“三目”和“凸目”等造型符号特征,本文单就其中的“凸目”现象进行粗浅探讨。“凸目”造型在白马藏族的面具、服饰图案以及宗教绘画中都有鲜明的印迹。
关键词:陇南;白马藏族;美术文化;凸目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陇南白马藏族美术文化的整理与研究”(09YJA760016)阶段成果。
陇南白马藏族主要居住在甘肃南部文县白马河流域的铁楼乡和石鸡坝乡的民堡沟,陇南的白马人是较早地在偏僻山区定居下来的古老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文化发展状况,使陇南白马人较多地保持着一些原始风俗,[1]其民俗文化中也保留和延续着更为丰富、真实可靠的白马人传统文化因素。对于该民族的族属问题至今依然处于争论之中,虽然目前白马人的族属暂归于藏族,但学界较为统一的观点是认为白马人属于古代氐族后裔,因为他们的民族文化具有完全区别于藏族的独特个性,从民俗风情、宗教信仰、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白马文化特征。与白马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美术造型中,就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和个性特征,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白马藏族美术文化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人物头部造型中对眼睛的独特处理,对视觉器官眼睛给予了特别的夸张和突出表现,从而形成了白马藏族美术文化中的“纵目”、“三目”和“凸目”等造型特征,许多研究者已经对“三目”、“纵目”等现象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本文单就其中的“凸目”造型再次进行粗浅探讨。此处需要对“凸目”的有关概念加以说明,在以往部分学者的与氐族、蜀文化的相关研究中,对“纵目”的理解存在含糊和不确定性,有些认为是眼睛向外突出,取“纵深”之意,所以又称为“直目”;有些认为是竖立于额中央的眼睛,取“纵横”之“纵”的含义;有些将两眼角上翘的现象称为“纵目”;有些则“纵目”、“凸目”和“直目”互用,[2]也有些在不能确定其真实含义的情况下,则笼统地认为“纵目”中综合了以上三种含义。[3]总之,在形象特征与描述性概念中存在一些混乱,从而造成一定的费解。为了更加形象具体,本文将眼球向外明显突出的造型现象暂称为“凸目”。
一、关于“凸目”造型现象的历史文化渊源考释
从现代艺术理论的角度来考察,一个民族文化艺术中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特征的造型图式,必然蕴涵着该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所以在白马藏族相关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下,通过该民族当下活态的民族艺术造型符号去探索民族历史文化渊源,是较为可行和可靠的途径之一。英国美术批评家罗斯金指出:“各个伟大的民族都以三种手稿书写他们的传记,第一本手稿是他们的行为,第二本是他们的言论,第三本是他们的艺术。要理解其中一本就得读完其余二本,但这三本手稿中唯一值得信赖的是第三本”。[4]白马藏族美术文化中人物造型的“凸目”现象,与古老氐族的祖先崇拜和原始图腾崇拜有关,有深远的民族文化渊源。氐人早在先秦时期就聚居于仇池(今陇南西和县),十六国时期于此建立了仇池国,但关于氐族美术文化中的“凸目”造型,可以追溯到更为远古的史前时期。著名学者赵逵夫先生在《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国考释——兼论“奇股国”、氐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一文中经过考证提出,“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国,是氐族文化的源头和母体,氐人也发祥于仇池,并且根据古文字考释,认为“形天”的原始含义是氐人三目神形象特征的文化来源。[5]文中强调了“三目”的形象特征,但根据文中所引《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所描述“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来看,这里同时也突出了“凸目”造型的渊源,“乳”和眼睛相比,典型特征就是形体感更突出。形天虽然被砍去了脑袋,但他仍然以乳为目,奋起反抗,突出的眼睛更体现了形天难以磨灭的精神意志,作为民族精神不灭的象征,形天“凸目”造型特征也成为氐人图腾意义上的造型符号,在后来的民族矛盾中,氐人也用形天以乳为目的凸目形象,作为激励族人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象征。
(2)清代的白马人“池哥”面具


氐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中原民族统治者的压迫,很早就开始向南发展,至今之四川北部、西部地区,古代蜀中地区古蜀国的蚕丛、柏灌、鱼凫诸部落,都属于古老氐族的分支和后裔,[6]从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来看,全身人像细腰宽肩的彪悍造型,具有典型的氐人形体特征,头像造型中除“纵目”造型特征外,最突出的特征还有“凸目”,这也应证了“凸目”造型符号在氐人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虽然部族在不断分化,但作为民族文化源头的图腾符号却在各部族内世代流传。在氐人的文化传统中,眼睛似乎成为其民族视觉文化的标志,神话传说中氐人的狩猎神二郎神就是额上有“立目”的三目神,以及后来氐族的历史人物杨大眼,似乎都突出了眼睛的独特性。在当代白马藏族的美术文化中,人物造型中的“凸目”特征,仍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民族美术文化标志。
二、“凸目”造型在白马藏族美术文化中的表现形式
白马藏族没有纯艺术性质的美术类型,他们的美术造型与现实生活、民俗文化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这正体现了艺术的一种原初形态。所以白马人的美术造型体现了综合性特征,也蕴涵了更多白马文化的内在含义。“凸目”形象特征至今在白马藏族的面具、服饰图案以及宗教绘画中都有鲜明的印迹。
(1)陇南白马藏族的“池哥昼”面具


(一)“池哥昼”面具中的“凸目”造型
陇南白马藏族的面具主要用于其民族宗教祭祀活动中的傩舞“池哥昼”,“池哥昼”在白马语中的含义是“面具舞”,“池哥昼”是一种集宗教、音乐、舞蹈、美术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活动。“池哥昼”中的面具造型都取材于本部族的图腾或祖先神,因部族的不同而体现出各自特征:四川平武地区白马藏族为白熊部,戴熊猫头面具;南坪地区为黑熊部,戴熊头面具;而陇南文县白马藏族为白马部,面具也最有典型性,[7]显示出传统氐族文化中强烈的“凸目”形象特征。陇南白马藏族的“池哥昼”面具由四个“池哥”面具和两个“池母”面具组成,(图1)“池母”面具柳眉凤眼,和善慈祥,而“池哥”面具是最有代表性的图腾符号,整个面具以强烈的色彩、怪异的造型凸显出白马文化的神秘,而强烈外凸的双目更成为其典型特征。此处的凸目神并非形天形象,相传是本地区白马部祖先达马的四个儿子,但其文化渊源应来自氐族古老的形天神话。“池哥”面具的额正中有“纵目”,有些面具的“纵目”则经过长期的演变而图案化了,但依然可辨“纵目”痕迹,而“凸目”形象却十分典型而明显。从整个面具的形式特征以及道具、表演动作综合考察,其中正隐含了形天精神在当代白马文化中的延续,“池哥”面具呲牙咧嘴,面目狰狞,双目凸显,正是形天“以乳为目”的不屈精神在白马藏族美术文化中的传承。“池哥”表演时手持钢刀和牦牛尾,随锣鼓节奏剧烈地挥舞,体现了传说中形天被断首以后仍奋起反抗,身则“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民族精神。笔者在考察中曾于文县石鸡坝乡堡子坪见到清代光绪年间的“池哥”面具(图2),此面具由于年代久远,色彩脱落,且面具的造型特征较为抽象,风格粗犷,由于面部的形体特征被简化,却使外凸的双目显得格外突出,而且凸目造型与三星堆青铜人像的凸目特征十分接近。“池哥”面具体现了白马人的祖先崇拜意识,具有民族图腾的文化符号含义,从形天的“以乳为目”,到三星堆青铜人面像强烈外凸的双目,联系陇南白马人池哥面具中鲜明的“凸目”形象,其中隐约地形成一条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符号特征的人物造型历史线索,这其中“三目”和“纵目”的造型或有或无,但“凸目”的造型特征却一直延续且十分突出,可见其在白马藏族民族文化中的图腾意义。
(二)图案化的“凸目”装饰
(3)白马藏族妇女“百褶衣”的背部图案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族服饰也有本民族独特的个性特征,在结构、装饰、类型等方面完全不同于藏族服饰,服饰的装饰图案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寓意。这里要指出的是该民族的一种最普通但最主要的女性服装——百折衣,在背部有一种较为独特的装饰图形:衣服背部的正中间为一倒三角形的图形,是左右对称结构的分界线,在肩胛部位,用传统刺绣手法装饰两个圆形图案,在整体装饰以方形、线形图形为主的服装上,显得异常醒目(图3)。目前较为一致的解释是圆形团花图案代表月亮,刺绣花卉图案突出了月亮的阴柔圆润;而“米”字图案代表光芒四射的太阳,但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图案所代表的含义还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一般遵从白马人的解释,认为这种图案体现了白马人自然神崇拜。但笔者以为,这种图案出现在白马人妇女最主要的传统服饰中,而且格式相对固定,所以并非单纯的以“日月”为主的自然崇拜,其中必然蕴涵着更为本体的民族文化涵义,虽然这种图案的形式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变化,但其基本格式却没有本质的变化,因此它应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白马人的宗教信仰体现为天、地、日、月、山、火、水、树等多神信仰,太阳神虽然是白马人崇拜的主要对象,但却没有图腾意义,[8]最高神灵也并非太阳神,从其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综合来看,具有“凸目”形象特征的“三目神”才是其图腾性质的崇拜对象,也是白马人古老的祖先崇拜。有学者指出,华夏民族信仰的天帝最初也来源于祖先崇拜,而自然崇拜是后来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果,因为在古老的甲骨文中“天”字的象形文字就是完整的人形,[9]所以在民族文化符号中祖先崇拜比自然崇拜更早,也更本体。笔者以为,日月崇拜只是就圆形图案而言,单纯地考察圆形图案,而未从背部整体图案的结构形式综合分析。从这种图形整体结构和传达的寓意综合考察,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服饰图案,仍然是古老的形天文化在白马藏族服饰中的承传与发展,是白马藏族的先祖“三目神”的意象化造型,中间细长的倒三角形显然是“立目”图形的变异,应和于古老氐族文化中的“雕题”习俗,而左右对称的两个圆形则属于“凸目”,这样解释比单纯的日月崇拜更符合民族文化的本体含义,同时由于刺绣的立体感,凸目的形体感也较为强烈。从圆形和“米”字图案的造型特征来看,具有日月的象形特征,但这种象形性质是在“凸目”、“三目”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是祖先崇拜向自然崇拜的过度,也是形式美因素在白马服饰文化中的不断渗透所赋予的新含义。另外,白马人文化由于没有文字,在口头传授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歧义,目前的白马人对本民族的同一民俗现象往往会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反而有些古老、本体的民族文化含义却被流失,从而对当代的白马文化现象产生误读。总体来看,整个背部图案的象形特征十分突出,和面具的结构、造型也十分相似。陇南白马藏族的民族传统服饰中百折衣遗存最丰富,从款式、数量、穿着场合、装饰图案以及做工诸方面综合考察,百折衣是白马藏族妇女服饰的核心和主体,这种图案在百折衣中最为普遍,而且样式基本固定,且代代相传,可见这种图案格式具有民族图腾符号的性质,应为古老氐族文化中的形天意象在当代白马藏族服饰文化中的延续,日月崇拜是表面含义,而“凸目”形式才是其本体含义。
部分百折衣的背部图形在此基础上也有一定的变化,将这种图案与其它图进行组合,以丰富图案形式,但基本上以此图形为基本骨格,有些在中间的倒三角形中又添加圆形图案,这使中间的纵目更加具象。
(三)宗教绘画中的“凸目”形象
(4)白马人的家神像


白马藏族的绘画艺术主要以民族宗教绘画为主,多为庙宇壁画和卷轴画,主要有白马老爷造像、山神造像、家神造像等。(图4)绘画是二维平面造型艺术,所以对立体感的追求主要依靠造型符号特征,在白马藏族的宗教绘画中,对神灵的眼睛进行了极度的夸张,眉宫深陷,鼻梁突起,如铜铃般大而圆的眼球格外突出,眼珠和眼眶的圆形相重叠,产生了强烈的立体感,眼球仿佛要从眼眶中凸出。同时,神灵的五官还有竖立的眉毛,鹰勾鼻,眼睛和黑色眉毛之间也有红色火焰般的眉毛,从整个人物造型的基本结构特征分析,反映了白马美术文化的传统延续和共性特征,人物的面部造型与“池哥昼”面具极为接近,只是面具采用了意象化造型,而宗教神灵则采用相对写实表现形式,但双目的典型特征仍然保留,“凸目”依然是主要的形象标志。白马人所敬拜的神灵是其民族精神的寄托,他们根据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需要来塑造神圣的神灵形象,所以家神、山神都体现了“以乳为目”的凸目形象。就连马的形象,也进行了“凸目”处理,马的眼睛在侧视的角度下体积感更强,和现实生活中马的眼睛存在很大差异。整个色彩艳丽的画面中,眼睛通过黑白对比和形体感的夸张而显得格外突出,成为整个画面的主题和核心。由此可见“凸目”造型符号在白马藏族美术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近年来随着民族文化的融合,白马藏族的宗教信仰也逐渐发生变化,汉民族宗教信仰和藏族喇嘛教信仰都逐渐渗透在白马藏族宗教信仰中,其宗教绘画的内容和形式也逐渐融合了汉民族宗教美术文化特征。许多宗教绘画也由汉人的民间画师制作,所以部分宗教绘画中的“三目”和“凸目”造型被弱化或流失,例如文县铁楼的白马老爷造像,其造型完全模仿了当地汉人信仰的财神爷——关羽的形象,一方面体现了当代民族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汉族民间画师对白马人文化缺乏深入了解,主观臆造的成分较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歪曲了白马人民族文化。但许多家神和山神造像中,依然保留了白马藏族宗教文化和美术文化的个性特征,其中人物头部造型中“凸目”仍然是主要的民族符号特征。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初步探讨,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白马藏族美术文化中的“凸目”形象和“三目”形象一样,具有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渊源,属于白马藏族民族文化中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祖先崇拜符号,虽然在各种美术类型中表现形式不同,但其传达的基本视觉特征与精神寓意是相通的。白马藏族美术造型中的“凸目”符号所承载的精神含义,就如赵逵夫先生所指出的:形天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其精神是不朽的,就象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他们或圆睁怒目,或以乳为目,永远俯视大地,给一切受压迫、受奴役的人们以期待、鼓励和提醒的目光。[10]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凸目”形象特征为何在白马藏族美术文化中表现的如此深厚和普遍。

参考文献:
[1] 赵逵夫.从《二郎爷赶山》的传说说到白马人的来源与其民俗文化的价值[J].西北民族研究,2009(4)
[2] 黄永林.三星堆青铜直目人面像的历史文化意义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718.
[3][6]董仁威、董晶.三星堆青铜人面像“纵目”研究[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0.
[4]尹少淳.美术及其教育[M].湖南美术出版社,1995.6,149.
[5][10]赵逵夫.形天神话源于仇池山考释——兼论“奇股国”、氐族地望及“武都”地名的由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4),
[7]何光岳.氐族的来源和迁徙[J].天水师专学报,1998(1),39.
[8]杨冬燕.(白马)藏族信仰习俗现状调查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01(3),60——76.
[9]陈筱芳.天神信仰与皇帝[J].社会科学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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