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点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这一二十年间，在神潭溪——1958年改成高桥——的街上，食品点虽然是最受人追捧的单位，但房舍却比较简陋，看上去不像个机关单位倒更像是普通人家的住宅。只有三个人的食品站，使用的是废弃老戏楼底层那几间木质结构的板房。除了门市部办公室腌制坊和寝室外再没有空间作厨房更没有杀猪屠牛的场地，员工吃饭只能去公社食堂搭伙，而杀猪场就只能利用我家对面吴利明家靠河边楼下那块被几个猪圈包围起来的空地。
听街上的老辈人说，刚解放时街上除了罗开孝和两三个农村的杀猪匠在街上杀猪卖肉外，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1954年高桥成立了食品代购代销点，当时只有罗开孝一个员工。罗开孝是高桥南江街的居民，十几岁就在街上杀猪卖肉，解放时已经在街上杀了好几年猪了。因为是街道居民且年轻，加之能识几个字，1958年成立食品点的时候，二十几岁的罗开孝就成了点上第一个工作人员。那时，食品点以老戏楼的房子作为门市部，虽然看上去和私人家小作坊并无两样，但全乡好歹也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买肉食品的单位。
开始一两年罗开孝还能应付，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变得短缺，肉类更是紧俏，国家开始对生猪和猪肉实施管控政策，养猪户杀猪需将一半卖给国家，街道居民实行定量，每天收购的生猪、卖出的猪肉进出的肉票都要详细记录河盘点，只读过两年书的罗开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直到一个叫何凯荣的人来到高桥食品点才改变了工作混乱的局面。
1963年，南江县城的魏志平和岳润生调到高桥食品点，这时罗开孝被调去了下两区食品站工作。魏志平当时二十岁出头，喜欢打篮球，与公社粮站学校以及街道一帮年轻人相处融洽。可能是脸上有几颗斑痕的缘故，人们都叫他“魏麻子”。这个有几分戏谑的诨名并没有什么恶意，魏治平对此也并不在意，倒是在一叫一应中多了几分随意和亲切。
我虽然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但因为太小对当时那种极度的食物短缺并无记忆，那些关于因饥饿而浑身浮肿甚至饿死人的故事都是从父母那一辈人嘴里听来的。1965年，我六岁了，三年自然灾害留下的痕迹虽然不再明显，但猪肉供应却依然凭票，只是相对不太严格。街上一些已婚年轻小伙子参加工作去了外地，他们的老婆便成了“留守妇女”。面对这些小媳妇们的顾盼生姿，食品点的人对她们也总是另眼相待，买肉时少给肉票甚至不给肉票也能买到猪肉。于是，大多数想吃肉又没有多余肉票的人，就常常怀念五十年代初那几年的猪肉买卖。按他们的说法，那时候的高桥——当时还叫神潭溪——两条街上每天都有两三个私人卖肉摊档。卖肉的人包括罗开孝在内，见人不管买不买肉都会热情招呼。如果有人买肉，无论你要肥要瘦要骨头还是要猪下水猪脑壳猪蹄子，卖肉的都是有求必应想方设法满足顾客的要求，生怕得罪了人家下次去了别的档口。
按理说，杀猪应该是食品点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我们却很少见过他们杀猪，每有猪杀都是街上的杀猪匠刘新全代劳。小孩子好耍，看杀猪也就成了我们小时候的一项娱乐。食品点没有专门屠宰场，靠河边吴利明家木楼底下那块被多根木柱头支撑起来的一块大约百多平方米的空间就被用来作为杀猪屠牛的场所了。正好那里还有几眼猪圈，收购的生猪没能及时运走也有了临时收容所。靠墙垒一个大“瓮子锅”用来烧烫猪水，两个杀猪凳一放，一个看似简陋的杀猪场因为不受天气影响，甚至成了那些年街坊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之一。特别是我们这帮小孩子，只要听见猪叫，就会跑去看刘新全杀猪。
刘新全杀猪基本只要一个徒弟做助手。往接猪血的搪瓷盆子里倒些清水加点盐放置在杀猪凳一头顺手的地方，将一把磨得锋利的尺多长的柳叶尖刀横架在血盆上，把待宰的生猪从临时猪圈里吆喝出来，刘新全便上前一边用手抚摸猪背脊口里还一边念念有词。看着肥猪在自己的引导下慢慢靠近杀猪凳时，给徒弟递个眼色。不动声色中，刘新全和助手已经站好位置。待师傅一点头，身处肥猪头尾的师徒俩几乎同时——师傅一手抓住猪耳朵一手控住猪下颌徒弟一手攥住猪尾巴一手擒住一条猪后腿，随着一股气俩人瞬间将猪稳稳当当地放倒在杀猪凳上。还没等猪有所反应，就见刘新全以极快的速度侧身将杀猪刀握在右手同时用脚将接血的盆子恰到好处地踢到猪勃子底下，随即将手里的尖刀稳！准！狠！——地从猪喉咙深深地刺入猪的体内。
别说是被杀的猪，就算我们这些围观的小孩子也基本没有反应过来刀刺入猪喉咙的全过程，所能看见的就只剩下一把刀柄还露在猪勃子外面了。除了刀刺喉咙时猪有过几声尖利的嚎叫外，而此时，猪嘴里除了发出沉闷的嘟哝声之外就是身体在不停抽搐。师徒俩并不敢有所松懈，在师傅即将抽刀时，徒弟控猪的双手明显加大了力度。随着尖刀被刘新全慢慢从猪体内抽出，刺破喉咙的猪似乎才醒悟过来，开始做垂死挣扎，但力度却明显不足，哀嚎也变得低沉。随着猪血的流量加大和流速加快，刘新全抽杀猪刀的的速度也在发生些微的变化，当刀尖离开猪喉咙的那一刻，喷涌而出的鲜血在直冲血盆的同时还飞溅起一团如烟火绽放的“血花”。分把钟后，随着最后一滴血的流出，猪已然瘫软，拿眼睛示意徒弟起身后，刘新全才最终松开了略显疲惫的手。
小时候我看过不少屠夫杀猪，感觉刘新全杀猪是他们中最快的一个。听懂行的人说，刘新全杀猪每次都能刺破猪心脏，这不仅能让猪少受罪也避免了猪杀杀不死或死得不彻底而引发的诸多险情。婚丧嫁娶年节时分都是百姓看重的好日子，看着自家喂肥的猪即将走向生命尽头，虽是畜生但主人也希望给它一个“快性”。这里面除了包含人们善待动物的朴实情愫，更包含普通百姓对吉祥如意的那份期盼。所以，刘新全杀猪不仅不会让人担心“杀不死”的猪长时间挣扎哀嚎甚至喷着鲜血在院子里狼奔豕突，还有就是他对烫猪水的精准把控。
对杀猪匠来说，烫猪水到底多少温度最合那是秘不外传的技能，而刘新全仅凭一副手掌就能精准把控。将杀猪场那口大大的“瓮子锅”烧开两大桶水后倒入烫猪的大木桶，向木桶里倒入大半桶凉水后，刘新全就开始用右手掌不断试水温，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感知决定是否加入更多凉水。因为水温把控准确，用刘新全兑的水烫涤的肥猪，不仅身体部位的猪毛能够轻易刮去，就连猪头褶皱和猪蹄子上那些被认为除非火烧就无法彻底清除的猪毛也能通过专用刮子将其清除。
因为每个当场天刘新全都在食品点的杀猪场杀猪，小时候我们一直以为他也是食品站的员工。后来才知道，自从罗开孝调去下两食品站，高桥食品点就只有魏志平岳润生和何凯荣三名正式员工。相较于供销社粮站公社的工作人员，街道居民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似乎对食品点的工作人员有更多的敬畏，这应该和猪肉比较紧缺有关，——毕竟喜欢吃肉是绝大多数人的爱好，而食品点的人又恰恰是手握稀缺资源的人。话虽如此说，但那二年食品点的员工和街道居民相处还是比较融洽的，见面点点头打声招呼，买肉时说几句话；央求一番少给肉票甚至不给肉票也能卖给你一斤半斤猪肉，没事了也喜欢和街上的人扎推聊些家长里短国家大事。
转眼到了文革，那一年，食品站的工作人员有了较大变动。何凯荣因自身原因回家务农去了，剩下的人除了魏志平岳润生外又来两个名叫常达章和李明的年轻人。魏志平是食品点的负责人，因为他、何凯荣和街坊们相处比较融洽，街坊们对岳润生的离群索居并没有多少在意，虽然有人认为他架子大看不起人但大多还是认为那不过是性格内向的表现罢了。然而，正是这个被认为性格内向的人，却很快在高桥街上有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举动。
文革的第一波行动就是造反夺权。第一个让高桥人直观感受的造反夺权就是岳润生夺了魏志平的权而成了食品点的“主任”。很快，人们就发现岳主任一改往日的沉默寡言，走到那里总有常达章李明跟随左右，说话做事一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模样。如果说岳润生夺了魏志平的权成了“主任”并未在街坊们中间有多少影响的话，那接下来的一场斗争大会，却让几乎全高桥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了。
1967年暑假期间，一场盛况空前的斗争大会在三合泥坝举行，而岳主任常达章等人正是这场大会的主要策划和执行者。上午九点左右，就见十几个小学校的老教师、从街道农村挑选出来的黑五类们，个个戴着用报纸糊的高帽子，脸上用墨汁画成大花脸，前胸挂一块用硬纸板做成的写有自己名字和罪名的“黑牌”，双手高举被造反派们押进会场沿着靠河一侧的石阶上站立。盛夏酷暑，烈日当空，可怜那些老教师们，脸上的墨汁因为汗水横流而变得狰狞，酷热难耐使高举的双手不能持续进行而时不时受到的造反派们的厉声训斥或红卫兵们黄荆条竹片的抽打。看着老教师和黑五类们因为痛苦而扭曲的脸，获得了某种快感的人们大多神情亢奋不是狂笑就是责骂。
这场斗争大会后，岳润生等人在居民们口中俨然成了“英雄”，但他们并不满足。为了表示造反的决心和对黑五类们实施无情地专政，同时也为了给单位和街道个别对他们的做法有不同看法的人一个警示，岳主任又开始实施另一个行动。三反五反时期，街上小贩欧绍汉因在做生意时通过异地买卖赚取差价而被定性为投机倒把，头上便戴上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九大队的邓大义也因为在那段时间“吊起嘴巴乱说”而被划成了“右派”。一个当场天，岳润生和李明一声令下就把正在街上“办学习班”的欧绍汉和邓大义押到食品点，待两人抖抖索索弯腰低头站定后，岳润生便横眉冷对地给他们交代了对他俩游街的规则。很快，一出前所未见的闹剧便在高桥两条街上演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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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22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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