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董绍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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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董绍安老师的印象，最深的是董家院子。站在轮船码头靠东一侧的滨江大道上，眼睛正对河对面的烟丛寺，注意必须正对，然后回转过身来，那里就是“千佛寺桥”。“千佛寺”在上，桥在下，中间有一棵巨大的皂角树。皂角树西首，就是董家院子。院子，也许后来有过变化，以至于文革时期，成了撮箕口，有长长的石阶与下边的新街相连。院子里人家不多，董老师家几乎占了半个院子。我与一帮宣传队的年轻人去老师家，坐在柚子树下，吃瓜子糖果，摆龙门阵。老师那时还未成家，经济比我们这些学徒工宽余得多，由他做东，理所当然。
       我是进不了造反派组织的逍遥派，能去那儿，是因为老师喜欢与我结交。
       那时，我们厂（农具厂）的车间在农机厂，与老师在一个大厂内，他们厂的铸件都是由我们车间负责生产的。我是木模工，自然与农机厂的技术精英接触多。董老师就是这些精英之一。
       那时，农机厂的木模都有图纸的，图纸上的难点，就少不了与绘图的老师请教。比如，给50毫米摇臂钻床配工作台、给冲床做木模等。
       在那个年代，能看懂机械图的工人不多。
       记得有一次，董老师要我给他做一个小电扇用的木盒儿，他没有像其它人那用实物，或是现场给我说怎么做，而绘了图纸来，做好后，老师很是满意，我们的交往也多了起来。
       应该是在六九年冬天，第一次出远门到南充的我，与我们厂的技术权威何老师一起在搞万能铣床的图纸。董老师来了，是与他们厂的夏大学来的，我与老师一起去参观了地区农机厂（初次出门的我，又遇当天何老师生病住了地区医院，打电话要排队，晚上才能与厂里接通，我急得不行，好在董老师回苍后便向我厂领导通报）。他们是来看卷管机和警报器的，不过半天时间，便返厂了，不想没多久，卷管机和警报器就造出来了。
       卷管机差不多是钢结构件，他们造出来，还得培训工人操作，解决操作的难题，如先将钢板轧边后再喂入机器，这是南充的工艺中没有的。显示老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后来，农机厂生产电动机，他又与夏大学一起，设计加工出全自动的冲模。再后来又是做栽秧机的全套冲模。
       老师的钳工手艺极好，他的工具柜内，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大大小小的锉刀、錾子，计算尺（那时没有计算器），游标卡尺，千分尺等。如此齐全的工具，足见老师在工厂的地位。他给我们厂用手工加工出的打谷机卡子铝模，真正让我这个初学木模工的人见识了什么叫金属模。
       我的记忆中，在老师的宣传队，几乎是不大讲派性的，他的队员，多数是家庭条件不大好的，他们更多的时间是专注于排练、及时地将最新最高指示用各种文艺形式传达给群众。老师精通板胡，还曾经自己做过扬琴，他也是宣传队最早学会吹小号的人。那时小号还很少，他们的小号，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林吹的小号一样，增色不少。
       老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做事都要做到极致，他就是熏腊肉，都会自己砌一个小小的烘房，烟子不会乱窜，肉还熏得好。他是高中生，字也写得好。年纪不大头顶的头发就有些稀疏，大家笑言是聪明绝顶。
       当然，老师最让我佩服的是他的爱心，他同情弱者，当年农机厂有个从大连工学院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与他极好，由于已婚，不愿两地分居，老师帮了不少忙，终于调动成功。他与厂里的大学生、技术精英们关系极好，如成都工院的海大学、大连工学院夏大学等，厂里的八级车工张老师、钳工检验员李老师（他二人是苍溪最早手工敲煤油炉的，那质量与上海产的无异），七十年代初，这几人经常于月底在人民食堂包席聚会。
       农机厂转麻纺厂后，我们少了来往，只知道他到了绸厂任科技科长，后来还在北门沟办过加工厂，红军渡烈士纪念碑的铜字，就是他用手工制作的，在苍溪是第一家。
       老师是一个与病魔博斗多年的人，他脑溢血卧床多年，通过自己的康复，终于又能起来坐着打牌，是养老院的标杆人物。
       这样一个技术精英、旷世奇才、心中有大爱的老师，离我而去，不胜悲痛。千头万绪，无从下笔，写下这些零零星星的片断，悼念董绍安老师。
       董老师一路走好！

       202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