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地名与三星堆文物是写照古蜀天文惊天下之“三星堆天文古国”历史文化的储存器
四川省南充市第五中学历史、地理退休教师:夏权民
2021.11、26
“三星堆”遗址之名,最直接由来是源于 1980 年因在此地建考古工作站,才有暂时命名的“三星堆考古工作站”。此暂时的命名到 1986 年,因当年这里有两大祭祀坑大发现的喜讯,才推动着原为试用的“三星堆”一词,再被确认其作为此地考古遗址小地名的“三星堆”称谓。
清嘉庆《汉州志·山川志》中,记有“治西十五里,有三星伴月堆”词句;这是在清朝第七位皇帝执政期间(公元 1796 年至 1820 年),由广汉地方志记载有“三星伴月堆”词语。这是在文献中找到,已知最早、关联于“三星……堆”一词的出处。
一、三星堆遗址核心区有“三星乡、中兴乡、南兴镇”三个地名半显半隐着古天文韵味这里的“三星”,在天文上指太阳、北斗与 28 宿。其“日上中天”,为一天中太阳高度最大的时刻,能指示当地的正午 12 点,称“日中星”。其“昏上中天”,为一天的傍晚8 点,是观察北斗天文时钟的最佳时间,称“昏中星”。其“夜半中天”,为一天的子时24 点,可识别太阳在 28 星宿背景中运行的星空、即相距 180 度的宇宙位置,称“夜半中星”。
若不考虑三星堆文化的天文资源,则“三星乡”所指三星为何物、将不知所云?
若不联想“中星≈中兴”之“声同义通”的古文,则不晓得“中兴”能隐喻“中星”?
若不看到 2021 年 3 月三星堆遗址再度大发掘,由央视直播所展示列入“考古勘探成果”之 8 个祭祀坑位鸟瞰图,其分布形状恰似北斗七星(或像特意缺失灾星“开阳星”的北斗九星)星象——如此表现与北斗星象相吻合的祭祀时间、即“斗柄南指天下皆夏”的秋祭“南星”时刻,谁能联想“南星≈南兴”之“声同义通”地名的命名,与三星堆天文有缘?
此地地名三层巧合或文化意境之殊途同归,能反映当地古人的确运用着天象创造历法;这虽非天意,但最不可思议是三星堆世代相承的天籁之音与神来之笔,皆谱写着天数在蜀!
这就是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堆博物馆,储藏着华夏天文资源里国宝级文物价值的魅力!
“三星堆天文古国”的提法,是我们为解读古蜀天文史而创造地新概念。要缩短对了解这一概念与实体文物内涵的双重距离,首先要触摸它是否有天文特色的温热,再走进它的时光隧道;才能更多认识该古国与子民们的精神,认识其物质存在的文化分期与特征……
二、三星堆有多种“祖先文化背景”作为产生“三星”的基因并具有“星级”价值
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 5000 年至 3200 年(公元前 2800 年至公元前 1100 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考古学界把三星堆遗址连续地几期文化遗存,合称为广义“三星堆文化”;但是其年代下限,仍存在争议。
三星堆文化遗址是跨度时间相当长的一个重叠性遗址区,起源于公元前 2800 年,终结于公元前 666 年(开明王朝一世兴起)。其广义“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段,大致上承古蜀宝墩文化(此阶段可能与蚕丛、柏灌等早期蜀王有关、距今 4800~4000 年前、系三星堆文化第一、二期),中为三星堆文化第三期(鱼凫蜀王时代、上限距今 4500 ± 150 年、下限距今 3000 年左右),下续于金沙文化(杜宇蜀王时代、距今 3200~2800 年杜宇政权系三星堆文化第四期)。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最早、且属前后历时约2000 年大跨度的系统文化。
对于鱼凫王朝的祖先而言,三星堆文化有以多样化“三”的数词与“星”的名词相结合。
第一种,指三代古圣先贤,在精神层面上具有“三星”价值:含古蜀第一代蜀王蚕丛、第二代蜀王柏灌(皆已故)、和鱼凫王朝跨千年王者中原有部分已故的鱼凫蜀王。此三类蜀王祖先筚路蓝缕、开疆拓土、建有星级功勋,受到族人长久的思念;可誉“祖先之三星”。
第二种,指三大祖先族群,在民族学层面上具有“三星”价值:由古蜀国先民之古蜀人(核心区在成都平原) + 古蜀人由来于氐羌人或古羌戎(羌文化遗址代表地为四川西北部营盘山-汶川一带) + 与古蜀人系兄弟姐妹关系的古夷人(分布在四川西部,长期与古羌戎、古蜀人混居;商周时期因“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使古夷人数次大量南迁大小凉山及两广);即古蜀人 + 古羌人 + 古夷人 = 西南夷。这三种古蜀的族群构成,可誉“氏族之三星”。
第三种,指“星”字在多种字体演变中,常以“
”等天体的象形字,表示人们认识的“星星”;即“星”字,属“由‘日’而‘生’”的字形产物。
三星堆人虽未创造类似商代甲骨文、金文等,却定与商周“星”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看看“星”字源字形的演变:在此六种字体中,前四种为象形字,都有两星或三星相伴;后两种为形声字,由“日主或日生”二字、上下组合为“星”;这就是“象形与形声之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