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17.280000686645508px]1977年8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召开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之所以说它传奇，主要基于三点：
一是与会者。33名与会者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当时教育和科学界的专家泰斗，也有初露锋芒的青年才俊，其中最年长的是南开大学81岁的杨石先教授，最年轻的是中国科技大学31岁的助教温元凯。彼时，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刚刚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有些人还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这些人突然接到会议通知，却对会议内容、参会人员一无所知。譬如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在2007年接受采访时还表示，自己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他去参加那个会的。
二是主持人。会议定在8月4日上午9点召开，8：50主持人进入了会场。看到他，与会代表集体吃了一惊，原本以为会是科学院或教育部的哪位领导，没想到竟然是刚恢复职务没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更令大家没想到的是，座谈会一开就是四天，而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几乎推掉了一切其他工作和安排，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亲自拍板，做出了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千万中国青年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的命运从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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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参加的第一个公开会议。时年已经七十多岁的邓小平精神矍铄，一进门，就跟与会代表挨个握手。
为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会议一开始，邓小平先表态，说我向中央主动请缨，亲自抓教育和科技这两个“重灾区”。但是具体怎么抓，我也不知道。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也可以，插话都可以。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意思是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给穿小鞋）
然而，小平同志坦率诚恳的开场白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大家依然顾虑重重。互相谦让了半天，最后推荐了年龄最大的杨石先教授先说。杨老一张口，就是自我批评，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听得邓小平眉头越皱越紧，大家的心也越来越沉。十年浩劫，在座的学者们都被批怕了。虽然现在文革结束了，但这个套在知识分子集体身上的枷锁，岂是说摘就摘的。
后来，陆续又有几人发言，措辞都很谨慎，内容也都比较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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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完全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但其实，邓小平对这次会议，是寄予了厚望的。
刚刚从困境中走出来的中国，百废待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工作的大局。教育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处在基础地位，关系到整个现代化的水平。而从1966年至1969年，中国大陆地区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下放劳动。高等教育陷入全面瘫痪。1970年以后，虽然恢复了招生，但却废除了招生考试，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集中在一个教室里接受大学教育，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1975年，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
振兴高等教育，大规模培养人才，已经刻不容缓。这才是邓小平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真正目的！
而要开好这次会，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打消这些知识分子的顾虑，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第二天，会议继续召开。开始的气氛一如之前严肃拘谨。这时，邓小平突然灵光一现，想起了当时家喻户晓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经典台词：老九不能走！当场脱口而出。大家轰然笑了起来，一下子打破了沉闷拘谨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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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不能走！这看似开玩笑的一句话，在当时蕴含着很深的寓意。文革期间，给知识分子起了个蔑称“臭老九”，邓小平这一句“不能走”，明明白白点出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笑过之后，大家紧张的心情逐渐放松。轮到复旦大学苏步青教授发言时，他带头说起了十年动乱对教育的冲击，谈到复旦大学数学所过去有18个科研骨干，被称为“十八罗汉”，至今还在下放改造。
邓小平当场对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说，你赶快去落实这个事情，一个星期，把他们都请回来。
这一下子，会场的气氛更加热了起来。小平同志真诚果敢的态度深深打动了与会者，大家终于敞开心扉，开始畅所欲言。
到了8月6日，会议的议题已经从控诉文革的危害，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更成为主要话题。
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插话，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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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触动了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他拿起刚刚写好的发言提纲，激动地站起来，作了一个后来被记入史册的发言：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原因呢？一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的问题。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年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一，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上大学。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之风刹不住。四，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査教授的慷慨直陈，句句说到了邓小平的心坎上，他聚精会神地倾听。
查全性接着提出三条建议：“一，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三，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大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
“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
“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一石激起千层浪，査全性的发言令座谈会的气氛“燃”到了顶点。吴文俊、王大珩、汪猷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的主张。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彻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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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会场热烈气氛的鼓舞，其中最年轻的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也站起来补充发言，一张嘴就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本来，在诸多德高望重的前辈导师和领导面前发言，温元凯心情很有几分忐忑。没想到，邓小平听完他的发言后当场表态：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
什么叫四分之三？看着大家疑惑的表情，邓小平接着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说完，邓小平转头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刘部长，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邓小平这么问是有原因的。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一个月，教育部已经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过去“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现在要改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想了想，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即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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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座谈会召开的第三天，邓小平一锤定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这个决定赢得了当时在场所有人经久不息的掌声。很多老教授激动得热泪盈眶，负责倒水的服务员一边鼓掌一边擦眼泪。
其实，对于恢复高考，邓小平酝酿已久。早在文革结束之前，他领导开展全面整顿时，就对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提出批评。他说：
“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为此，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邓小平的这些主张一直没能得到实施。
复出后邓小平多次发表谈话，提出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他在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得更明确：
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8月中旬，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起草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提出当年高考推迟到第四季度举行，考生待来年二月份入学。恢复高考一事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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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刚一开局，就遇到了阻力。对于之前执行了十来年的老政策、老规矩，很多人不敢打破，对具体改革政策总是争来吵去，议而不决。导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从仲夏一直开到了深秋。
当时有人特意写了一首诗嘲讽此事：“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站出来表态。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主要负责人谈话，话说得很重：“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这一席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一下子把招生会议的思想统一起来。9 月25日， 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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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除阻力的同时，小平同志对恢复高考的许多细节问题也做出了安排。
除了去掉“领导同意”的限制，考虑到被文革耽误的1966-1968这三届毕业生（老三届）此时大多已经三十岁左右、结婚生子，他要求招生放宽年龄和婚姻限制，规定“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解除了这批人报考的后顾之忧。
同时，要求政审不再注重家庭成分和出身，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只要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就可以通过。彻底打掉了当时困在很多人身上的沉重枷锁，让所有的有志青年都有了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机会。
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消息传出，举国欢腾。
从城市到农村，无数青年重新拿起了书本，准备抓住这做梦都没能想到的机会，放手一搏。
那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第二年春天，他们中的27.3万人走进了大学校门。其中不乏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李克强、李源潮、王毅、刘震云、易中天、俞敏洪、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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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恢复高考是国家所需，更是民心所向。1984年10月1日上午10时50分，天安门广场庆祝建国35周年，北京大学的学生游行至天安门前时，突然亮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道出了全国人民对世纪伟人——邓小平最大的敬意。
又到一年收获季，饮水不忘挖井人。回顾44年前那次座谈会，忽然觉得庆幸。如果当时邓小平没有一力担当恢复高考，那我们的青年还要虚度多少年？我们的祖国又会是什么样？如果当初邓小平没有，那么设身处地为考生谋划，恢复高考的政策效果又要打多少折扣？
好在，历史没有如果。而我们要说一声：小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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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发布)
发表于 2021-7-10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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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8 15:13
发表于 2021-6-28 1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