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广汉三堆著名黄土在夏商周称“三星堆城墙”而商榷 （一）
四川省南充市第五中学退休历史地理高级教师 四川省优秀专家 夏权民 2021.4.6
三星堆新考古在2021年3月春分日的天文时节，掀起又一个高潮。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经央视新闻数天直播，“三星堆考古大发掘、新发现”很红火。但其中，似有两个问题未引起社会的根本重视；一是未解广义上“三星堆”，此名的文化根源与遗址名称由来（已由另文商榷）；二是未证实狭义“三星堆城墙（即三堆著名黄土）”系夏商周三代建筑的本质是什么，却因两堆半黄土已消失34年而成秘。本文特予商榷。
一、成都平原之广汉三堆著名黄土与近邻祭祀坑埋藏区的文化关系现还未捋清
图1：三星堆博物馆有展板内容仅勉强认同推测狭义“三堆黄土”可能有“祭台”的功能
图2：广汉三堆黄土与祭祀区关系疑似古蜀人请星辰下凡佑鱼凫都城的“变形‘北斗七星’”
图3：到2015年6月三星堆遗址考古认识到雒城“东西南北”四方的先秦城墙已基本合围
2015年“北大考古亲子夏令营——秘境寻踪三星堆”活动，于6月16日落地成都。稍前由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传出消息：三星堆又有重大考古发现，一段疑似“北城墙”的城墙建筑遗址被发现，三星堆古城实现“合围”（网络上所见的此文，有上图、却无作者名）。
从图3中可见，三星堆古城的北面是以鱼凫王都之宫殿的世俗空间：以三星堆遗址东北部仓包包城墙为代表，发现有疑似祭祀坑遗迹，出土有铜牌饰3件、玉环（原称玉援）8件、玉箍形器1件等，共37件宫殿用文物。
《四川文物》2020年1期，登载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发表《茂县及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文章载：（一）三星堆遗址城墙 1989年至1995年间，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先后6次对三星堆遗址外围的“土埂”进行试掘，最终确认它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并大致划定了面积达3.6平方千米的三星堆城址范围。至2017年对三星堆遗址城墙的系列考古勘探与发掘，可知三星堆遗址城墙建筑的最早年代是三星堆遗址二期；至三期，在城内东北部形成了仓包包小城；城墙建筑最晚的年代大致在三期晚段；到了四期，还对西城墙进行了修补。综上，三星堆城址的城墙从三星堆遗址二期一直沿用至四期……以上分析表明三星堆文明是由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甘青齐家文化这三种主要文明因素，在三星堆遗址汇集并融合发展而形成的。这便是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机制……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这两批高等级文化遗存的传入或影响，在成都平原地区就不可能产生三星堆文明。 阅读此文，让我们得知“三星堆城址的城墙从三星堆遗址二期一直沿用至四期……”却无法考证狭义“三星堆城墙（即三堆著名黄土）”在经夏商周三代建筑中，有无修补；因这三堆黄土在1986年三星堆发现两大祭祀坑前后，已有两堆半被人为削平而成秘，我们2015年考察三星堆遗址核心区内的“三星堆城墙”原址，在1986年大发掘前本是夏商周的三堆古祭台或观星台，现只剩“三号堆、二号堆原点与一号堆‘残堆’”：
图4：我们2015年考察三星堆遗址核心区“三星堆城墙（三堆黄土）”原址拍摄的图片
图5：三星堆遗址核心区已知八个祭祀坑先后分两批发掘实录的各坑位分布鸟瞰图
从图5知，南面是以狭义三星堆与祭祀区为代表的宗教空间，有数千件文物“堆列三星、八坑祭祀”的双重证据：仅1986年发掘，就有以三星堆金杖集神权、王权于一体，是“王者之器”；以青铜大立人、青铜神坛和玉边璋，组成“三星堆数字·太阳历”的专题文物群。
图6：三星堆遗址核心区有八个祭祀坑竟与“北斗星辰”之魁部共8颗亮星一致而天造地设
【图6中对北斗七星的星图轮廓，若在“天枢-天权”二星之间添加一双红箭头辅线，可助划分出北斗“魁”部轮廓的四方，以了解在该轮廓内，不止有四颗亮；而是八颗亮星。】
二、三堆黄土与8个祭祀坑有一体两部关系“或跟北斗星象有关”的文化初探
1、三星堆博物馆或相关研究单位与学者、称此地三堆著名黄土为“三星堆城墙”之说，并不符合夏商周古城形制，我们疑这三堆著名黄土，首先是三星堆天文古国的祭台或观星台。
“三星堆城墙”之说，有些绕口；原因它具有广狭二义。广义上，笼统着三星堆遗址城墙、即三星堆遗址外围“土埂”的简称，可以是“三星堆城墙”；狭义上，“三星堆城墙”虽可特指此地三堆著名黄土，但在适用性方面，却有淡化理解“三堆黄土”之本义，易产生混淆；因仅在图3中，就有三星堆古城七段城墙对望、或联接或合围，有鱼目混珠之感。
若将现用的“三星堆城墙”改称“三祭台”或“三观星台”，可能更适宜解释此“三堆黄土”的用途。而若将该“三堆黄土”视为北斗七星之“杓”部三星，还更可辨识北斗七星之“魁”部四星，似曾长期指导三星堆祭祀坑群8 个坑分先后多组、而模拟着魁部星象的。
2、将图7、图8摘录的报道结合图2、图5的“一体两部”可解释为何有8个祭祀坑
图7：2021年3月央视直播三星堆大发掘时有专家强调：祭祀坑群挖得规整、有方向性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结合着直播，解说：这些坑挖得规规整整，而且还有方向性……
我们结合图7，解读三星堆祭祀坑群8个祭祀坑的分布，至少可分为两组：k1、k2、k3、k4，为东北-西南向（此为三星堆文化第三期）；k5、k6、k7、k8，为西北-东南向（此为三星堆文化第四期、即与金沙政权同时期）。这两组祭祀坑埋藏时间相差几代人，或百年。
图8：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雷雨，概括了“这8个坑跟黄土层的关系有三种地层关系”
雷雨特别举例说：6号坑打破7号坑，这一点有点让人匪夷所思。按理说这么重要的皇家级的这种祭祀坑，一定是有规划的，但是的确发生这样的现象了。那么很可能是这两个坑形成的时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久远的，也许当时的规划师他已经忘了那个点还有一个家伙，是这样一种关系。这8个坑跟黄土层的关系有三种地层关系（第一次发掘的k1、k2与第二次发掘6个坑的地层不同，第二次发掘6个坑地层中、由6号坑打破7号坑），起码从地层上来观察的话，它是有不同年代的……作为个人来讲，古蜀国在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两个首都？一个金沙一个三星堆？起码在几十年时间甚至会不会上一百年（并存两个首都？这又是一种挑战）……据了解，目前考古研究成果表明，成都金沙遗址从三星堆脱胎而来。
经学习考古领队雷雨概括的内容，助我增加认识，解读出“三堆黄土与8个祭祀坑的一体（共构北斗星辰）两部（即由北斗1、2、3、4星，组成‘魁’部四星；由北斗5、6、7星，组成‘杓部三星）关系”有重要启示：
（1）三星堆天文古国有将天象与人文相联系的悠久传统
首先，三星堆文化在我们的视野中，是一悠久的天文古国；夏商周三代，是古蜀文化的第一次繁荣时期。东周春秋时期，先秦著名学者四川资阳的古夷人或古蜀人苌弘，是孔子的老师，就被称为“天数在蜀”的天文学家代表；在今天看来，古蜀人“天数在蜀”的根源，在古蜀王朝；其第一个蜀王，即“天虫”之蚕丛。
其次，纵观长达约两千年的三星堆遗址，之所以她有如此悠久古蜀史，最重要是因古蜀人已对部分天象有了相当精深的了解，已摸索着将天文学当作古蜀社会第一学，将编制历法作为三星堆文化第一法；现既发现三星堆博物馆存在过去未认识到、含有三种太阳历法专题文物群的内因，又考证三星堆遗址区的多个地名以非物质文化形式、辅佐证明此地在夏商时期已有运用观察多种天象支持编制太阳历的证据。因三星堆古人具备运用原创的天文科技和历法助力农业兴国而兴旺两千年，促使我们近来已创新运用一个词语：“三星堆天文古国”。
第三，从“三星堆天文古国”的新视角，去解读三星堆文物蕴含有众多天文含意的奥秘；天文学实际上可以作为研讨古蜀文化的一个渊源，并逐步实现多学科研讨。因为重建古蜀与古羌、古夷相融于上古文明中的科学，更需侧重探讨古蜀文物在反映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
古蜀社会从蚕丛王到柏灌王，已能够发现天象的运动和时间可以建立起联系，再把通过这种观测得到相对准确的农时告诉给人民，这个活动就叫做观象授时。正确地观象授时在氏族社会，只能为极少数的人或巫师掌握；掌握者就可以通过观象授时并适时上升到观星授时的高级形式，来实现他们对整个氏族的统治
三星堆古人从观象授时到观星授时的外表形式，证据就是建筑有三堆著名的黄土、并经三千多年而遗留至今有“三星村、中兴（星）乡、南兴（星）镇”而约定俗成、薪火相传；内在本质的证据，就是在一号青铜神树“人的‘神手’”中留下“三星”图案的天文标记、留下青铜小神树枝头立鸟的“三星冠、尾”和三星尾饰的金箔凤凰等特有“三星”文物群。这些证据，实际是三星堆首领决定氏族命运的重大措施。对于农业经济的三星堆古国，重视观星授时这类观念在王朝中，从蚕丛到柏灌均在不断加深与增强；到鱼凫王朝，已成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冯时教授，是倡导与论述天文考古的领军人物。他说：“天文学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大致是处在同一个时期，所以天文考古学的研究，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从天文学的角度去探讨古代文明起源的一个新的途径……观象授时实际是决定整个氏族命运的一项活动。因此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谁能把历法授予人民，他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的领袖，这个观念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共识。”我们赞同与支持这样的解说，并将该观点多次结合于三星堆的主要文物考古，已经能对相当一部分三星堆文物的天文含意，做出多样化的创新解读，并且还在继续深化中。
第四，我们推测从鱼凫王朝中期之际的巫师，已能基本认识到：天、地、人是相通的，天上的星象和地理分野、国家制度以至人世兴亡与治乱，都有一种神秘关联；在一定条件下，天文和人文的人事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她们与他们为纪念古蜀三代先王的星级功勋，既制作有“三星”标记的文物群、建筑有三个著名黄土堆既观测三种中星（日中星、昏中星、夜半中星）与祭祀天地人的和谐关系、又创造了三种太阳历，留下了三个天文地名……在古蜀人直朴无华的智性成长史中，三星堆遗址区由“三堆黄土与8个祭祀坑之一体两部”所留下的古迹与文物群，可体现解读古蜀人身边天象和人文的关系中，已呈现着相似或相反的实践。
(2)初解“成都金沙遗址从三星堆脱胎而来”颠覆着二者原属先后政权的旧观点
下面的文物形态举例，主要是说明上述实践的存在。
古蜀人在狭义三星堆附近营建重大祭祀坑之际，所躬迎北斗星神下凡到三星堆古城的施行庇佑蜀人之北斗七星轮廓“一体两部”的形态，就能体现上述实践。
图9 ：三星堆太阳轮形器与金沙镂空太阳神鸟文物均相似地双面演绎着古蜀十月太阳历
图10 ：①《三星堆》画册第19页记载：铜跪坐人像，蓄有“独特的13绺（其前排6绺、后排7绺）细辫发高髻作为标识”，可表示13月历。而金沙小铜立人所戴太阳冠，是直接表现13道太阳芒；其表现手法近似相反。②金沙“戴太阳冠铜立人”的双手姿势，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相像（均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双手平举并环抱于胸前，手心中空）；其金沙“戴太阳冠铜立人”发式，类似三星堆头顶“十月太阳历”标志人头像的辫索冠（上图中左图“辐射十三道光芒”所形成的逆时针旋转图形，应当是来自从该人像背后、而非正面像的拍摄效果）。③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脚下底座的“斗图腾”，是开口向下【代表大暑时节呈现
形状（斗口向东、斗柄南指）、指示秋半年】，金沙小铜立人脚下底座“斗图腾”开口向上【代表大寒时节呈现
形状（斗口向西、斗柄北指）指示春半年】；此二者文物底座的“斗图腾”开口形态相反。因三星堆的祭祀节气是大寒，北斗的斗柄朝北、斗口向南（向下）开口，则“斗图腾”是开口向下；因金沙的祭祀节气是大暑，北斗的斗柄朝南、斗口向北（向上）开口，则“斗图腾”开口向上。 （3）推测“三堆黄土”与“8个祭祀坑”原本模拟着大、小两种北斗星辰的天象崇拜
前面已说明，现有考古得知：“三星堆8个祭祀坑”的分布，具有三种黄土地层关系。由此我们既推知三星堆能反映此地埋藏祭祀文物的大型活动，在约三千年前至少有过三次；又推测着此地，存在大型与小型的两种可模拟北斗七星轮廓的天文崇拜。
三星堆考古已基本证实，祭祀坑群的埋藏时间不同与地层不同，具有复杂性：一、二号坑同属殷墟一期前后的遗存，或同属商末周初【一号坑的掩埋时间，在殷墟一期末到殷墟二期之间；二号坑略晚，在殷墟二期到三四期之间】。这是第一次大发掘得知该祭祀区埋藏的一种地层。第二种地层，属第二次发掘新坑的多数地层。第三种地层，即由6号坑打破7号坑的地层位置，证明6号与7号坑的地层也不同。
①推测在鱼凫王朝三星堆遗址核心区，可能存在大小两种“一体两部”的北斗七星轮廓：
该轮廓的“一体”，指古人以北斗七星为星空一最重要星辰：由七星中的1、2、3、4星，组成北斗的“魁”部；由七星中的5、6、7星，组成北斗的“杓”部。其小北斗轮廓中“魁”部四颗星的空间区域，指现知的“三星堆8个祭祀坑”；大北斗轮廓中“杓”部三颗星的空间区域，指“三个著名黄土堆”。它们的位置虽固定，却从属大、小两种北斗七星轮廓之“一体两部”的各一部分，不配套（如图2中三星的空间大与祭祀坑的空间小）而矛盾。
与“三个著名黄土堆”代表“杓”部三颗星相连接的原祭祀区、即大北斗轮廓中的“魁”部四颗星空间区域，原址已消失；三千多年前此地大型北斗七星轮廓代表“杓”部三颗星的地表建筑物，只剩下狭义的三星堆（到现在仅存“半堆黄土”）；不能与发掘出8个祭祀坑的区位，配套组合成完整的北斗七星轮廓。
与“三星堆8个祭祀坑”代表“魁”部四颗星相连接的指向标记、即“杓”部三颗星的空间区域，原址已改变（前文已引用考古三星堆城墙而已知“对西城墙进行了修补”）或消失（见图4、5的相关处）；三千多年前此地小型的北斗七星轮廓建筑物，只剩下可代表“魁”部四颗星的“三星堆8个祭祀坑”；亦不能与三个黄土堆配套组合成完整的北斗七星轮廓。
如果说要让人只看本文的图2或图5，谁都不明白现知的狭义三星堆位置、能与“三星堆8个祭祀坑”有组合成“古人为北斗星神下凡而创塑七星轮廓之天象”的可能性——这两个已脱节几千年的大、小两种“一体两部”的北斗七星轮廓之矛盾，由此梳理则可化解。
②通过现在已知该地祭祀坑群8个祭祀坑之间最大直线距离仅约30米的空间，我们既可勾勒出由“魁”部四颗星所占地的面积仅数百平方米之内【其中，一号坑16.1平方米，二号坑12.19平方米；而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的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至19平方米之间】，又可估计与“魁”部四颗星相连接“杓”部三颗星的位置及长度（约50米）。
③有考古学者现在已在估计三星堆祭祀坑群，是三星堆“神庙”或祭祀场所的遗存所在地；我们支持是“祭祀场所的遗存”。因为此“三星堆8个祭祀坑群”埋藏其文物的大活动，是至少有三次或更多次（如四、五次）的结果。
原有的此祭祀场所或祭祀区，要比现在已知三星堆祭祀坑群面积大很多：以远处的三大堆黄土作为三个观星台，既根深蒂固地存在，又可拟北斗七星轮廓而下凡到三星堆都城的北斗“杓”部；再连接能模拟北斗“魁”部四颗星的大祭祀场所或祭祀区，组成常年性的大型北斗轮廓，长期存在。
是因在跨千年的鱼凫王朝中，有很多新的鱼凫王因继位的祭祀，需要更新神庙中原有祭祀物；从而在其些阶段中，在此数次重复式模拟出小型北斗七星轮廓的小小“魁”部四颗星，配套装入被淘汰的祭祀物作为“三星堆8个祭祀坑群”中的一部分而埋藏；因与其配套，需要再模拟由地表所隆起北斗七星轮廓中那小小“杓”部三颗星的建筑物规模，并不大（约50米）；即比该地三千多年持续存在“其长度原约260米”的三大黄土堆的体量，小多了。
在古蜀国三千多年前或商末周初之际，多次在此举国进行隆重祭祀之后，再由祭祀者打扫了祭祀区是可能的，以消除地表所隆起“杓”部三颗星的土堆——隐藏于公众视线之外。
是三星堆第二次大发掘的召唤与重大收获的展望，让我们看到这三堆有活力的黄土在天文历法古国的鱼凫文化中，既关联着“三星堆8个祭祀坑”的多种专题文物群，又体现特殊天文学价值被考古发掘所激活；在跨越现代与古老之间，三星堆的名号似丰碑而再度传扬。
④“都广之野”，据说是古籍中记载的天地中心，却难以考察出它在神州何处的实地。我们现初步推测，此地，其实早就暗喻在成“都”平原之“广”汉郡：
1）古蜀成都平原之广汉郡的这三个黄土堆，是鱼凫古人想象为北斗七星“斗杓部位之‘玉衡、开阳、摇光（位居北斗第5、6、7这三颗星）’的斗柄星区”，可作为这三颗星的化身、投影于地表或“下凡”，移植在人间的鱼凫王朝古都祭祀核心区旁边，以“三星堆”作为天文标记。
2）这三个黄土堆，或可发展为土筑的“三台土 ≈ 三星堆”的人工痕迹，以观测三种中星（测“日中星”的年变化、可制定历法的“年历”与知晓太阳辐射的强弱，测“昏中星”的年变化与日变化、可通过观察北斗的天象钟表了解寒暑季节更替，测“夜半中星”的年变化、可通过认识十二星次了解太阳在宇宙中运行的星宿背景）。
3）这三个黄土堆或暗示在此地，建有相关于“天、人、地”的神坛祭祀台；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有三件表现“天、人、地”青铜神坛残件（无一例外、全部成了碎片），可印证在三星堆文物中，早就有着如此类似的“三台”文化等；这些，皆疑是三星堆鱼凫人“设法让北斗星神在此‘驻留’”的文化痕迹。
4）三星堆文化中的“北斗崇拜”或“星斗崇拜”，是中华北斗文明的一个缩影和标志，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一个文化原点与发展核心。
5）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有一只“人的神手”或者“巴掌”，掌中有“三星环绕”天文标记的图案；它与青铜小神树枝头立鸟“冠、尾皆有三星标记”、与5号坑才出土鸟形金饰箔之金凤凰“三星尾翼”文物，组成能证明在夏商的三星堆已有“三星”文物群的证据。由此证明：“三（数字）星（天文）”的天数概念，是自鱼凫王朝就特有的。
白剑《神圣的巴掌——漫话巴蜀图腾系列之三》举证“古代大凡在一个地区中稳定、重复出现在重要器物上的图纹，多属当地族人信仰、供奉的图腾。这一符号也应该是图腾之一。”
图11 ：“‘三星’冠尾”的青铜鸟物件与“鸟形金箔片”金凤凰的“三星”尾羽
图12 ：三星堆青铜树“马面羊角”的龙身中伸出一只人的手臂、再伸出巨大的巴掌挂件
6）三星堆遗址核心区经三千多年，至今仍能保留“三星乡、中兴（星）乡、南兴（星）镇”的三个天文地名，这就是“约定俗成、名从主人”的文化使然的固化结果，不应轻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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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6 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