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县地方志中记载的石纽山和禹庙

若耶非耶

理县之所以和“石纽山”扯上关系，源于对广柔县治所、辖域的错误认识。如“石纽山在汶川县西七十三里。广柔废县, 在汶川治西七十三里。”（《括地志》）“广柔故县在（汶川）县西七十二里。”（《元和郡县志》）“石纽村在（汶川）县西一百二十里。”（《寰宇记》）等诸如此类毫不着调的推断。
古人撰写地理著作，在没有实地考察的情况下，往往沿袭前人著述。如果前人著述有错，必然以讹传讹。前人著述的错讹，又往往由于“为前人讳”的非学术情感，不但难以“纠错”，甚至简单地按图索骥，致使学术界对很多问题长期争论不休。
今北川县地乃汉广柔县地，这在历代文献上的记载是一致的。如果“广柔废县, 在汶川治西七十三里”，治今北川县地的“广柔县”，怎么可能隔着湔氐道（治今松潘县）、蚕陵县（治今茂县叠溪）、刚氐道（治今平武县）而管辖到今理县地呢？难道广柔县还有一块在今理县或汶川的“飞地”？
文献记载虽然纷乱，但稍微理一理这些史料就会发现，汉之广柔县与今理县、汶川县地并无关系。
汉之广柔县，即文献中大禹出生地的广柔县，就是今北川县，与他地无涉。

一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四月完成初稿，雍正六年（1728）修订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威州下说：“禹王庙　相传大禹生于通化里，后人立庙于杨柳坪箐山。”

清乾隆《保县志》载：“石纽山，在通化里文山番寨，山形幽峭，峰顶建禹庙，三面绝壁，府视千仞，庙后石壁接天，刻‘石纽山’三大字，不知何代书。按禹生之石纽山，在今石泉县，谓之禹穴。盖汶、保、石泉皆为汉广柔县地，山势连绵，因以名之，实非此山也。”

清同治《直隶理番厅志·舆地》载：“石纽山，在通化里文山番寨，山形幽峭，峰顶建禹庙，三面绝壁，府视千仞，庙后石壁接天，刻‘石纽山’三大字，不知何代书。考禹生石纽山，在今石泉县，谓之禹穴。盖汶、保、石泉皆为汉广柔县地，山势连绵，因以名之，非尽由附会也。”



大禹的传说在岷江、涪江上游羌人地区广泛流传，大禹文化遗迹遍布羌乡村寨，正是羌人共奉祖先大禹这一精神文化的折射，“因以名之，非尽由附会也”。



理县“石纽山”石刻尚存，但禹庙仅存遗址。

二
清乾隆《保县志》纂修者陈克绳，浙江归安人（今浙江省湖州市　），乾隆二年（1733）进士，乾隆三年（1734）任保县知县。乾隆十二年（1747）升茂州知州，乾隆十四年（1749）任打箭炉厅（治今甘孜州康定）同知，乾隆十八年（1753）署嘉定府（治今乐山市）知府。著有《西域遗闻》。




三
清同治《直隶理番厅志》吴羹梅修、周祚峄纂。《直隶理番厅志·职官》中说：吴羹梅，河南固始县人，同治三年（1864）署任。署任，即代理。同治四年（1865）四月，吴羹梅在平息孟屯守备穆租索朗、及子穆裕宽的骚乱事件中因功受奖。
四川成都将军臣崇实、督办四川军务头品项戴四川总督臣骆秉章在同治四年（1865）四月十一日《奏请奖励署理番厅同知吴羹梅都司李雄龙等员扑灭屯舟蓄意滋事》中说：“请将署理番厅同知四川试用知县吴羹梅仍以知县，归遇缺前先补，并加同知街，赏戴花翎。都司李雄龙以游击尽先补用，守备杨先登以都司尽先补用。以上二员均请赏戴花翎。”在奏章中，吴羹梅的具体职务为“试用知县吴羹梅，接署理番厅同知。”（参见杜宏春《游蜀疏稿校补》）
《清实录·同治朝实录》卷一百三十七载：同治四年（1865）四月，吴羹梅“调集屯兵团勇，将首逆穆租索朗及其子穆裕宽捦斩正法，歼除党与，五屯一律定靖。办理尚为妥速。”“赏署同知知县吴羹梅同知衔。与都司李耀龙等均赏花翎。余升叙有差。”
后来，吴羹梅曾任职珙县知县。清光绪《珙县志·职官》载：“吴羹梅河南光州监生，同治十三年十一月补。”



在珙县知县任上，吴羹梅的某些言行让四川总督丁宝桢不满。《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卷一百八载，光绪六年（1880）正月，四川总督丁宝桢奏：“珙县知县吴羹梅。躁妄轻浮，难资造就。候补知县吴培棠。工于粉饰物议烦滋。均著即行革职。”



周祚峄，安岳人。清光绪《续修安岳县志·选举·仕宦》载：“周祚峄，附生，保举贵州候补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