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坪院子里的往人往事

若耶非耶

北川县安子坪村，横向分布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山麓就是曾经的县城曲山镇。传说，是三国时代的赵云把马鞍子遗落于此而得名，尔后才讹变成安子坪的。文革时，叫红光大队，从东到西划分为五个生产队，村民或三五户，或十多户聚居成一处处院落，也有单家独户的。我家所在的院子，习惯上称为安子坪，属第四生产队。
在我出生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安子坪院子有6户人家。左边与另一院子隔着两条小溪沟，直线距离500米左右，俗称瓦房院子，有十多户人家，属第3生产队。右边的院子叫王家山，地理位置在海拔上要高100米左右，也有十多户人家聚居，属第五生产队。
文革时期的红光大队，改革开放后改名安子坪村。生产队改称组，安子坪村从一组到五组的最后一家，走路要两三个小时。拐弯、上坡、下坡，路程五公里左右。
安子坪村，曾以出产茶叶、洋芋、核桃知名，如今都衰败了。2008年5月地震后，由于山体滑坡，一、二组已根本不具备人居条件，修建了全村集中安置点后，现在只有极少数几个眷恋的土地的人还在山上重操旧业讨生活。
我很久就想写点关于安子坪的故事，但总是静不下来，亲历、亲闻、亲见过那么多的人与事，一下也理不出个头绪。就先说说我们院子里的往人往事吧。时间久远，难免有误记错记的地方，敬请纠正补充。

一、地主的茶叶作坊成了学校

安子坪的几间瓦房，也许是村里最早的木结构瓦房之一，是地主马沙石的房产。但它并不是住房，而是一处加工茶叶的作坊。安子坪村出产茶叶，宜茶的肥沃土壤和光照等茶叶生长需要的自然因素较为优越，使这里的茶叶在唐代就声名扬远。炒青茶之外，就是主销藏区的边茶。
边茶的采摘和粗加工，是在春茶采摘之后，用一种弯月形的小刀，将老茶枝割下（不能用刀砍），再用蒸的方法，使枝条上的往年生老茶叶脱落、晒干，打包送至下一道工序作坊再加工，经发酵、压制成茶砖后，就包装成成品，可以销售了
脱叶用的锅、灶、蒸笼比较讲究，一般是在有晾晒院坝的地方，就地掘一坑，用黄泥、石头砌成灶，放上直径1.5米左右的大铁锅。蒸笼则选用老杉木做成直径1.5米左右、高1.8米左右的圆桶，再用黄泥固定在铁锅上。脱叶时，往铁锅里加上山泉水，将割下的枝条放进蒸笼里压实，盖上锅盖。为提高热量利用率，往往还要在锅盖上压几块石头。蒸好一笼茶，一般要1个小时左右，既要全部的叶子能轻松脱落，又不能浪费柴禾。

解放后，茶叶加工作坊改成了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一间教室。我小学一、二年级就是在这里读的。唯一的老师是我的一个堂伯，学生人数最多时，大概不到30人，但却有三个年级。同一个教室三个年级，老师忙得不亦乐乎。学生的课余活动就是跳绳、藏猫猫、斗鸡（男孩子抱脚独立相互撞击的游戏）、打陀螺、走高蹺。
上世纪80年代初，在距教室约300米的地方另建了新校舍，这间教室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做老师的堂伯，平时话不多，厚道纯朴，在新校舍教了没多长时间，就在乡村老师的资格考试中被他的学生取代。他告别教了两三代人的讲台，没有得到补偿，成了一个年老的新农民。村民对他的遭遇和政策很是忿忿不平，但他却很沉默。后来，他随唯一的儿子在绵阳生活，躲过了5·12地震之灾，但没过几年也去世了。
如今，村里人每每说起他，都说政策对不起他。
上世纪70年代，生产队曾利用教室地基修猪圈办养猪场，在挖地基时挖出过很大一堆明显火烧过的瓦片，说明这处茶叶加工作坊曾经发生过火灾。用作教室的这些房屋，应该是火灾之后重建的。

二、又高又大的木果子树

安子坪院子的东侧，曾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木果子树。叫它木果子树，是因为它结一种黄豆大小的果子，秋天成熟落地后是孩子们的最爱――吃起来很甜。
这棵树高有六七十米，高得见过它的人都不敢相信。它有多大？要三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勉强围住。树干较直、且匀称。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见树已有些空心，枝桠都不大。
这棵树，曾是安子坪院子的一个标志。
栖居在树上的喜鹊，似乎从来不见它们挪过窝，窝也很大。每天，喜鹊拖着长长的尾巴，飞来飞去，听欢快、祥瑞的叫声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有一年，木果子树遭受了一次轻微雷击，损伤也不大。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凡大树遭到雷击，必定是有修炼的蛇妖藏身其中，是玉皇大帝派雷神在收拾这些人间妖怪。
上世纪80年代初，这棵树更老了，树心基本上空了，虽然它厚厚的树壳依然挺立，生机仍昂昂然，但人们既担心它突然倒下伤人、砸坏房子，又担心它硕大的空心成为妖怪的藏身之所，再次引来嚇人的雷击。于是，人们决定把它砍掉。
有一天，我父亲就用一天时间把它砍倒了。
这棵木果子树究竟有多长的树龄，人们不得知。说它是三国赵云所种，显然是牵强附会。但从它质地坚硬的特性来看，要长到如此巨大，没有上千年是根本不可能的。神奇的是，这棵树不能当柴烧，因为它烧不起火焰，只能如同敬祖宗的香一样燃，以致这棵树一段一段在地上躺了很多年。
现在想起来，当初砍它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如果不砍，也许依然生机蓬勃。

三、两户来历不明的人家

安子坪院子的几户人家中，有两户非本地人，至今，对其来历都无人能够说出个子丑寅卯。
这两户人家，是上世纪40年代末期“改朝换代”时的“解放前夕”来的，一户自称姓洪，夫妻俩，来时无子女。一户自称姓梁，来时夫妻俩，后生育一子。
先说姓洪的一家。从我有记忆时，他们就住在马沙石茶叶作坊用作教室旁边的一间里，面积比教室这间略小，大约60平方米左右。与教室的墙壁是用木板所做，靠外面的墙壁是用黄泥和天然石头砌成。
院子里不论大人小孩，都叫他洪大爷。解放初，他当过安子坪村的“贫协”（贫下中农村协会）主席。小时候，每当大人们说起洪主席时，我们都肃然起敬，误以为他和北京“平起平坐”。
从我有记忆时，洪大爷就是一个身躯略微佝偻、精瘦的老头，他一辈子非常低调，只有当他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或人格受辱时，才会大声地、自言自语地骂一阵。
上世纪60年代末，他的老婆去世了。70年代中期，院子里我的堂伯母生了一个女孩，在孩子5岁左右时，堂伯母被人贩子拐走，孩子的父亲也在前两年去世，两个哥哥又自己管自己都困难，孩子实际上落入了无人照管的境地。这时，洪大爷闷声不响地承担起了抚养孩子的责任。虽然当时的洪大爷已经没有了劳动能力，但他却视这孩子如宝，靠卖点蔬菜、鸡蛋、中药材的点滴收入，给孩子买糖、买衣服，有时也买点肉。他自己省吃俭用，拼尽老力给了孩子以最大的呵护。
从院子到山麓的县城有三四公里。有一次，从县城到院子里一路上都有血迹，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大滩。惊恐的人们一打听，才知道是洪大爷流的鼻血。好在后来自动止住了。当时，人们就在痛惜：流了那么血，洪大爷怕是熬不过几天了。谁知，洪大爷一挺就又挺了好几年，只不过，他越来越佝了，甚至佝成了“7”字形。
女孩从小就把洪大爷叫爷爷，成年嫁了人，也经常回去看他。
上世纪90年代初，洪大爷去世了，葬在离院子不远的一处山坡上。他视如宝贝的非亲生孙女，清明和忌日，还到坟头祭拜。村民们说，这女子还是有良心。
洪大爷究竟有多大年龄，也是至今无解之谜。上世纪80年代，我就这个谜团问过村里的几位老人，他们都说：我们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老头了。后来，有几位老人竟然都先洪大爷去世。据我估算，洪大爷去世时，应在百岁左右。
在我的眼中，洪大爷一生很少与他人交流，遇到事情，也只是简单地问清楚转身就走。他一生的经历如何，尤其是他的内心如何，人们不得而知。
在我的眼中，从未看见他好端端、饱饱地吃过一餐肉。院子里哪家杀年猪或红白喜事请他吃饭时，他都是不多言不多语地匆匆吃过就走，从来不会与众人一起吃到最后，更别说和人们一起天南地北地吹吹牛、摆摆龙门阵了。
他一辈子的喜怒哀乐，他一生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他是何方人氏？他的家世怎样？
这个一辈子很少与人交流的人，对人间，他究竟是迷恋，还是诅咒？！

另一户人家姓梁，因他的一只眼睛是瞎子，人们背后都叫他梁瞎子，但当面都叫他梁大爷。他和洪大爷是不是一起来的？如今已不得而知。
梁大爷的年龄比洪大爷小，但脾气、个性与洪大爷截然不同。梁大爷脾气火爆，也敢骂人。他家的门口有一个很大的石磨，是院子公用的。人们在加工粮食时，用绳子将一根短木棒的一头绑在石磨上，然后将木棒别在腰上推动石磨旋转，因而，人们称这种石磨为腰磨。、
梁大爷夫妻来到安子坪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生有一子，取名立清。成年后约有1米8的个头，相貌堂堂，虽然没有上过几天学，但气质却如同戏剧舞台上的书生，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帅哥。
梁大爷的老婆大约1米6左右的个头，虽然当时的农村比较贫穷，但她却穿着干净利索，有大户人家家风的气质，一看就知道此人年轻时是个美人胚。
上世纪80年代初，我高考无望，出于对外界了解的渴望，我通过卖木柴积攒了大半年的钱，买回了当时市面上较好的一款三波段收音机。通过大山阻挡不了的电波，我听到了澳大利亚电台播放的电子音乐，听到了邓丽君，也知道了越南对中国自卫还击的反击。
自从我家有了收音机，几乎每天晚上，梁大爷的老婆都会来听戏。这个台听完了，再找另一个台，一直听到10点左右才走。
后来，我当兵去了，据说她还是经常来听戏。没过几年，老太婆去世了。
梁大爷的儿子虽然一表人才，但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遇事毫无主见。开始，与本生产队的一女子恋爱，但经不起别人的挑拨离间，分手了。后来，又有人忽悠他家风水不好，结果搬到不远的水沟边，地势低洼潮湿，家境也并不见怎样红火起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人介绍，梁立清带着父亲到绵竹县做了上门女婿。据说，那女人有过一次婚姻，带有一个孩子。跟儿子而去的父亲过得也并不舒心，没过几年就去世了，葬在了当地。
2008年5·12地震后，梁立清还回安子坪看了看那些乡亲。过了两三年，又回过一次，据说，那次到安子坪，他是想要回别人欠他20多年的一笔借款。结果钱没要到，还被骂了一顿。最后，流着眼泪离开了安子坪。
就我对他极其有限的了解来看，这人的心底是善良的，正由于善良，才有他“耳朵软”的毛病。他一定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实在是需要那笔钱，才硬着头皮来要的。
不知道他的种种经历，使他对生他、养过他的安子坪是怎样的心态？
也许，他在安子坪感受到的，恰恰是太多的人性之恶。

四、消失的大树和喜鹊

改革开放前，安子坪院子周边的1000米范围内有很多的大树，黑压压的一片一片，尤以核桃、板栗树最多。
安子坪院子的西侧有一处泉水，是整个院子饮用水的水源，早晚到这里挑水是这个院子生活的一部分。一条水沟从泉水旁边穿过，秋冬季节，水沟的水量很小很小，涨水的时候水量又很大，这恰恰就是山沟水的特点。正所谓，易涨易退山沟水，易反易覆小心人。
在这条沟里，最大的核桃树、板栗树要三四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抱。核桃树不仅大，而且高，最高的在五六十米左右。打核桃时，都是青壮年男人用一根六七米长，甚至更长的竹杆爬到树上打。爬上树，一阵猛打，核桃就雨点般乒乒乓乓落地。但也有实在太高的树，连竹杆都够不着的地方就只得放弃。
马蜂特别喜欢在这些高大的核桃树上筑巢。爬到山坡上用石子打马蜂窝，成为孩子们的一大乐趣。有时被马蜂蜇得鬼哭狼嚎，但过一阵子照打不误，甚至还有着强烈的报复心态。但往往是，马蜂窝没打怎样，倒是打落遍地的核桃，核桃树也被打得枝断叶秃。大人们一旦看到，都会制止这种行为。只有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才会恶作剧地鼓励孩子们猛打。

到了板栗成熟的季节，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板栗成熟时会自动裂开，板栗籽就纷纷掉落下来。每当晚上刮过风，天还没亮，老妈就在喊我们：昨晚风大得很，快点起来去捡板栗子。我们就像听到冲锋号一样，穿好衣服，腾空书包，迅速出门。有时，一个小时可以捡满满一书包。
令人生奇的是，两条沟里的大树全是生长在一片乱石从中。直到2008年地震之后，人们才似乎明白，这两条沟中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乱石，可能是在几千年前的一场巨大地震中山体滑坡产生的堆积。大量的植被和肥沃的腐殖土埋在了下面，为树木的生长提供了丰富持久的营养。
在生产队时期，这些大树都好好的，没人产生砍它的念头。
转折出现在刚刚包产到户的时候，憋了几十年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释放了出来，各家各户都在悄悄地盘算着美好的生活。改善住房条件，改造猪圈养猪，成为当时人们普遍的现实目标。于是，这些大树就遭殃了。一年不到，沟里黑压压的大树被砍光殆尽。
不仅这些数百年的核桃树，板栗树遭殃，满山的杉树和其他杂树，也在这波农村住房改善潮中遭到滥砍。那些树木除了满足西山坡、任家坪、擂鼓等本地农民需求外，还一车车运往安县、绵竹，乃至绵阳郊区。

自树木遭到滥砍之后，生态环境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比如，逐年消失的小溪流，不断抬高位置的泉水出水口。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松鼠经常可见，黄鼠狼拖鸡的事时有所闻，一群群乌鸦叫得人真烦，一只只盘旋的老鹰让人时刻担心那些悠闲觅食的鸡。90年代初，还有一群喜鹊在我家那棵高高的冲天柳上筑巢，可好景不长，喜悦的鸣叫没听几年，这群喜鹊就消失了，甚至在安子坪整片山上，都没再见到它们的踪影。
喜鹊消失了。
乌鸦、老鹰也不见了。

五、围猎金丝猴

安子坪村有几户人家，有养猎狗打猎的习惯，即使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时期，也常常利用过年等生产队放假的时间打猎，乐此不疲。
他们打猎的方式，一般是由一人将几只猎狗带至山下，然后将猎狗放出，猎狗就会自己进入树林中搜索，猎手们则凭经验在猎物可能出没的山口（垭）处蹲守。
大约是上世纪七四、五年（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有一天，几只猎狗在洞子沟的树林中狂吠，听猎狗的叫声，猎手们判断，是已经有猎物被盯上了。几个狩手操起猎枪飞奔而去。随着围猎者的喊叫和猎狗的狂吠，附近正在劳动的人们也被这喊叫声吸引，纷纷拿着锄头等工具围聚过来。不到一个小时，被追猎物渐渐被逼到瀑布旁边的悬崖上。
这是一条有120多米高的瀑布，一年四季水流不断，尤其是涨水季节更加壮观，巨大的白练倾泻而下，一公里之外的入山口都能听到冷气十足的声响。
这时，人们才隐约看到猎物的身影。有人喊叫是老虎，有人喊叫是老熊，也有人喊叫说是野人。人的喊叫声和猎狗的叫声，在山谷里震荡。这时，几只猎狗已经围拢，但却不敢扑上去，而是与猎物对峙着。
这时，已有猎手到了瀑布下面的沟底。只听猎狗又一阵激烈的狂吠声起，突然，猎枪响了，猎狗停止了狂吠，一下子，喧嚣的山谷瞬间安静了下来，人们清晰地听到了几声哀鸣。打到了！打到了！一位猎手大声喊叫了起来，山谷一下子又喧嚣起来。只是，猎狗已不再是之前的狂吠，而是邀功似、讨好主人的欢叫。
不到一个小时，猎物被抬到了瀑布上边的山路上，人们围过来一看，才有人惊呼：是金丝猴！金丝猴！
接下来，依照打猎的传统规矩，这只漂亮、可怜的金丝猴被参与者们分食了。
我已记不清，那天我是上学路过此处见证了围猎的过程，还是因学校放假我专门跑去看了这场热闹。反正，我目睹了这场围猎的过程。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准确地知道，那是一只川金丝猴。金色的长毛和酷似人脸的样子，依稀在目。



七、卖猪草

上世纪70年代，县城下茅坝办起了一家养猪场，在粮食短缺，更不知道配合饲料为何物的时代，可食用的嫩野草仍是猪饲料的唯一来源。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也不知道猪场养了多少猪，只知道猪场以每斤8厘或一分的价格在对外收购猪草。
星期日或暑假期间，我们每天早早就起床到地里扯猪草，洋芋地里往往猪草最多，也是我们的首选。猪草扯得差不多够背了，就背回家用专门宰猪草的刀宰细。所谓宰，就是快速地砍、切。仅用背篼是装不了多少的，往往还要用合适的口袋再装一袋放在背篼上面用绳子绑住。从安子坪到猪场有六七公里左右的路程，从山上到县城这段路还好走，因为有很多地方可以靠着歇气。最难走的，是穿过县城一直到猪场这段路，因为很少有可以靠着歇气的地方。实在不行了，只得将背篼放在平地上，等休息好之后再使出吃奶的力气背起继续走。
猪草过秤之后，要倒出来由收购员用手拨拉翻看，根据质量给出价格。假如猪草里草秆节过多，说明质量较差，只能给出最低的价格。
收购员验完质量后，再开单给价格，我们拿着收购单就可以去财务领钱了。像我等小学生，每次也只能背30斤左右，大人则有背一百多斤的。
为了多卖猪草，往往一天要背两趟。第一趟卖好回家后，简单吃点饭，又去扯，然后回家宰，再背去卖，非常辛苦。

八、生产队的养猪场

在“农业学大赛”，一切以生产队集体“办事”为光荣的时代，四队也根据上级的要求办起了养猪场。养猪场就建在安子坪院子的右侧，就是对原来用作教室的那块地基作了彻底的改造，建起了一排吊脚楼。吊脚楼下是一排猪圈，立地的那间打了一个放置三口大锅的灶台。
每天的猪食，就是将猪草宰细煮熟，再拌以少量的玉米粉或洋芋。
说是养猪场，其实就是几个猪圈，养了十多头猪而已。每天要不少的猪草，加上猪草要煮熟，要烧不少的木柴。每天的劳作是很繁重的。
当时，正是所谓铁姑娘吃香的时候，队里几个漂亮、能干的女青年都先后担任过饲养员。有好事者还将他们的故事编写成文艺节目演出过。
单纯从经济的角度，集体养猪是亏本的。生产队的养猪场大概只分过一次肉，二十多户人家怎么分？结果分出了很多矛盾。
猪场没办没多久就垮了，房屋也就空闲在那里。
大概是1977或1978年，旁边的瓦房院子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火灾事故，十多户人家全部化为灰烬。火灾发生在半夜，那时我在北川中学读初中，还住在操场的地震棚里。火光照亮了大半个天空，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从棚子里跑出来观看。当我走出棚子看到火光那个位置时，一下子吓得腿打抖抖、心也冰凉冰凉。整个晚上，一点睡意也没有。
后来，猪场的房屋借给了一位在火灾中烧得一无所有的堂叔一家居住。
包产到户之后，我父亲买下了猪场东倒西歪的朽屋。现在，那里只剩下一块空空的地基。
（2020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