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中篇之二）傅天文
打箭炉（康定）在元时尚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各地及西藏等处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只得塔帐篷竖锅桩，权作住宿之处，明代才形成一个村落。随着藏汉贸易南移，逐渐发展成为边茶贸易中心。清·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炉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大批藏商越静宁山进入康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亦涌入康区。内外汉蕃，俱集市茶。这个因茶叶集市而兴起的城市，藏汉贸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时期，锅庄由13家发展48家坐贾，商业相当繁荣。成为西陲一大都市，此外还有里塘、巴塘、道孚、炉霍、察木多（昌都）等地都是在清代茶道兴起而发展为商业城镇的。总之，川茶输藏是促进川藏交通开拓和川藏高原市镇兴起的重要因素。川藏线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它把我国内地同西藏地区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近代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再也无力把西藏从我国分离出去。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康定）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茶道，既是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川藏道崎岖难行，开拓十分艰巨。在民国时期，从雅安至康定的茶叶运输全部为人力，从雅安出发到康定历时一月有余。由雅安至康定运输茶叶，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搬运，称为“背背子”。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30里。途中暂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窝痕，至今犹清晰可见。从康定到拉萨，除跋山涉水之外，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辽阔的平原，要攀登陡削的岩壁，两马相逢，进退无路，只得双方协商作价，将瘦弱马匹丢入悬岩之下，而让对方马匹通过。要涉过汹涌泡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长途运输，风雨侵袭，骡马驮牛，以草为饲，驮队均需自备武装自卫，携带幕帐随行。宿则架帐餐饮，每日行程仅20－30里。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谚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景况。川茶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川藏茶道的开拓，也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寨落”，境属沈村，烹坝，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铁索桥。外地商人云集泸定经商。到宣统三年（1911）设为县治，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西藏，就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当时西藏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宁愿以高出印茶十来倍的价格购买川茶，而拒食印茶。西藏地方政府面临印茶销藏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更是竭力主张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亲自出面向清廷呼吁，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动，制止印度茶销藏。清朝四川总督刘秉璋更是主张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清廷奉命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张荫棠从川藏茶利，汉藏经济，政府收税，以及茶农茶商利益考虑，亦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侵销印茶，保护川茶销藏。其后川督赵尔丰为了反对英帝侵略西藏，保卫边疆，则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民抵制印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川茶，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打破边茶不出炉关的限制。并在里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川茶运往西藏。四川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内战，印茶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川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团结。以茶易马，是我国历代统治阶段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即在西南（四川、云南）茶叶产地和靠近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制订“茶马法”，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即边区少数民族用马匹换取他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茶叶。据史籍所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经略安抚使王韶在甘肃临洮一带与人木征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在四川征集，并在四川四路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茶叶收购和以茶易马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茶场”和“买马场”，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茶马司）从事以茶易马交易，不准私贩，严禁商贩运茶到沿边地区去卖，甚至不准将茶籽、茶苗带到边境，凡贩私茶则予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官员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严酷，目的在于通过内地茶叶来控制边区少数民族，强化他们的统治。这就是“以茶治边”的由来。但在客观上，茶马互市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唐朝时期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线路：即青藏线（唐蕃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在这三条茶马古道中，青藏线兴起于唐朝时期，发展较早；而川藏线在后来的影响最大，最为知名。这三条道路都与昌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滇藏线和川藏线必须经过昌都，它们的发展是与茶马贸易密切相关的。
滇藏线茶马古道与吐蕃王朝向外扩张和对南诏的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公元678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西洱海北部地区。公元680年建立神川都督府，吐蕃在南诏设置官员，向白蛮、乌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双方的贸易也获得长足的发展，茶马贸易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南诏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大致与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从今云南大理出发，北上至剑川，再北上到丽江，过铁桥城继续沿江北上，经锛子栏至聿赉lai城，前行到盐井，再沿澜沧江北上至马儿敢（今西藏芒康）、左贡，分两道前往西藏：一道经由八宿邦达、察雅到昌都；一道径直由八宿至波密，过林芝前往拉萨。
宋朝以后滇藏线茶马古道三条：一、由内江鹤丽镇汛地塔城，经过崩子栏、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二、由剑川协汛地维西出发，经过阿得酋、再与上一条道路相合至西藏；三、由中甸出发，经过尼色落、贤岛、崩子栏、奴连夺、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与今滇藏线接近。
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的起点就是宋朝时期南诏政权的首府所有地大理。其中，大理、丽江、中甸、阿墩子（德钦）等地是茶马贸易十分重要的枢纽和市场。滇藏线茶马贸易的茶叶，以云南普洱的茶叶为主，也有来自四川和其他地方的茶叶。滇藏线茶马贸易有自己的特点，由云南内地的汉商把茶叶和其他物品转运到该地转销给当地的坐贾或者西藏的贩运商人，又从当地坐贾那里购买马匹或者其它牲畜、土特产品、药材，运至丽江、大理和昆明销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换取以茶叶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马和牦牛等。
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茶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西部增设北胜州茶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废止。
一，茶马古道是多姿多彩的的文化走廊
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学者们研究茶马古道学术的一个原因吧。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它古道文明相比有什么特点呢？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呢？使其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为“脱贫”焕发生机呢？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问题！
二，茶马古道是通往青藏高原的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有之，而是早在唐宋以前汉、藏茶马贸易就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荟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
从文化系统分布上看茶马古道：上古西陵蚕丛王死以“石棺葬”族人从之，此俗流行岷上。营盘山考古得到证实（茂县营盘山）。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文化系统分布上看，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三，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故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
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的生动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载：“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张其勤著《炉藏道里最新考》载：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云，“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
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理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出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其三、茶马古道是各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有茶马古道为证，汉、藏与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华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农牧业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可也有一些差异。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呢？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是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因素。故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融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云：“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就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四，茶马古道是我国西部原生的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
其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前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旅途你可随着汽车前行，可见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目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
其二，茶马古道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旅途所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许多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羌、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融合与互动。事实上，正是这条横跨东西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亦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走廊。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历史纽带作用。川西北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内地和西南连接西北的重要通道之一。岷江上游盘山古道、悬岩栈道等大量保存完好的古道文化遗存，展现了川西北特色的茶马古道独特魅力。
五、茶马古道最重要的作用是促进祖国行政统一和互人民唇齿相依的纽带
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资，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对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让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传入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补的格局。由此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过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使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唇齿相依最重要的纽带作用。
六、茶马古道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沿着这条茶马古道，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质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科技、工艺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茶叶运输需要人畜劳力；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由于交贸易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输出为藏区增加收入。藏区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促进了藏区手工业的发展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今康定）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民国政府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推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仓，藏语意为家）、“三多仓”、“日升仓”等这里指商号、商家）；出现了集中介、商店、客栈机构为一体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通道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他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陪养出一批精明能干康巴的商人，带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由此远近闻名。
七、茶马古道沟通了藏与汉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
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队、商旅集散地的人们，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他们集中的食、宿、拉、撒，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今康定）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队集散之地，清代开发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华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镇。如：康定和关内外藏区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各地的商人在这里聚散。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丝绸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此地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康定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藏区重镇和汉藏的又一文化贸易交流中心，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
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各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慢长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中有了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外来民族亲密和睦相处，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清真寺，也有道观、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民族宗教文化的建筑。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饮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和谐文化。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八、茶马古道的依恋
每当茶马古道区域春暖花开时节，小桥流水边茂密苍翠的白杨、柳树，雪白的梨花、火红的海棠和鲜艳的桃花年年开放，为羌村藏寨里的人提供香甜的果实，那古道之乡的美味，给常年奔波在古道异乡的旅客、商人无限美好的卷恋。“茶客”走过的茶马古道有迹可寻，源自条条古道却从来没留下他们的踪影，历史上在这条古道上走着的人群，他们是“茶客。”“古道”是他们的牵挂，也是他们商旅生涯的起点和最终的期盼。例如从灌县沿着岷江河“茶马古道”，走向松潘的旅客所走的一条艰险的商旅之路，到达松潘再通往西北方向的古关隘进入藏区，沿江北上悬岩栈道从溜筒江过溜索、栈道、雪山，古道、藏区；每处险路都可能是茶客的归宿。在他们勇敢而壮美的一生中，往往也需要浪漫的牵挂，一些茶客在家娶一个“披星戴月”勤劳孝顺的姑娘，在藏区娶一个温柔贤良的“卓玛”。远隔千山万水，许多卓玛姑娘一辈子都会在心里宽容甚至感激对方，在那个“把头别在腰带上”的男人身上，倾注悠长的思念。这样的传统如今已不存在，但昔日的茶客因而成为藏羌人的亲戚，因而常常在古道相聚，他们在草原喝到纯正的酥油茶，羌寨喝到醉人咂酒就并不是一件难事。
九、茶马古道沿途城镇的多元文化并存。
在中国川西北，例如：在古灌县小城内就形成了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几种宗教和谐相处并存的格局：
1、茶马古道是当今世界上地势最高的宗教贸易通道。
2、茶马古道是多元民族文化融合和谐之道，它见证着中国乃至亚洲各民族间千百来因茶而缔结的血肉情感。藏族史诗《格萨尔》说“华地的货物运到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华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是藏族人民对茶以及茶马古道最深刻的理解，西北游牧民族同样认同。
3、茶马古道茶的语言：茶马古道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它为人类寻找永恒的家园提供了许多实证。发源于青海的澜沧江，流经西藏，入云南，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最后从越南奔向南海。正是在澜沧江流域出产的云南大叶种茶叶的远征，他联动了中外民族之间的经济以及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诸多文化的渊源。尽管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茶马古道上有众多的民族，但这些民族间的茶马古道语言统一在西南官话下，这是世界文明传播史上罕见的实例，无疑是茶马古道语言文化又一大贡献。
4、茶马古道是
传教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在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开始融合。商品承载着文化，茶马古道同时也是一条宗教道路，教徒与商人结伴而行，为这些区域带来了不同的宗教信仰。比如通过藏传佛教在滇西北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纳西族、白族和藏族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增进了几个民族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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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8 1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