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家华：《沧桑五十年》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古城的历史。(之十四）

大石

                                                           平反昭雪        重上讲台
     1978年9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阳光和煦，我在工地上劳作。突然队部派一炊事员来通知我，说是有家属来见。我放下工具，到了队部，见李管教正在和我齐弟谈话。一见我，便停止谈话，转向我说：“将这口木箱收下。”他便离去了。让我和齐弟摆谈。齐弟说：二嫂（我的妻子）和两个侄女都很好，你放心。我打开箱子看了看，有10把挂面，一斤猪油和《选集》四卷，另外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这些东西都是李管教先前就检查过了的，所以他离开了。我的案由很简单，划右派不服，升级为反革命，口误失言定性为恶毒攻击领袖，故判重刑。不是什么反革命集团案，与别人无关，不怕串供。故李管教离开了。齐弟告诉我：“右派问题全部摘帽，你安心在此改造，是非是会澄清的。”齐弟是木工厂的技工， 不问政治，但他十分同情我的遭遇。他是乘友人的车上山来的。箱子也是爱妻给他的，吃食也是爱妻备办的。他要给我钱，我婉拒了，因为我不吸烟，不喝酒，拿钱也没有用。从场部到队部要走近10里的羊肠小道，背上这口有近30斤重的木箱，再加上是上坡路， 是十分劳累的。李管教同意我送齐弟下山，一路上兄弟骨肉情深， 溢于言表。他含着泪伴我而行，我却不停地安慰他，我身体棒，没有什么疾病，放下心来，不要再来山上看我，有空去看看两个侄女，我也就放心多了。我一直送他到场部乘班车返邛。为了爱妻的处境和两个孩子的未来，我要他转告妻子，提出离婚才是上策。
      因为我接替搞宣教工作后，有机会每日见到报纸，有时干部未
取回报纸，我便独个去场部取回。这段时间，报纸上在狠批“四人帮”，在无法无天的黑暗里，乱扣帽子，乱杀无辜，陷害忠良，揭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人和事。1978年底，报纸也初露端倪，党在北京召开史无前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全面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口号，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作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和是非问题。
     我反复读了报上这些报导，心情异常激动，回想我这几十年的历程，无不受到“左”倾错误的迫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不知迫害了多少无辜群众，又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紧接而来的是为彭德怀、陶铸、刘少奇等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在首都隆重庄严地召开。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落实了重要的干部政策。在落实反右斗争中错划的右派，首先在公安部展开，公安部划出的右派100多人，复查结果，全部是错划。我看了这些报道后，感动得流出泪水。这时候，狱中有一个年约50岁的囚犯，当年因为文革中批刘邓路线时，他大胆地为刘少奇抱不平，支持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而被抓，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前几天，判案的法院来人，向他宣布了平反决定，据说是崇庆县人。在我队劳改的菜蔬队，一个金堂籍的年轻人，在文革开初就反对文革，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狱，这10多年来，据与他同时改造的囚犯介绍，其人长期不言语， 劳动时，也喜独自一个人劳作，嘴喃喃自语，不知说些什么，认为他已经气疯了。从来没有亲人上山看过他，他却是我队第一个平反回家的。1979年春节期间，我的三弟、五弟、六弟、七弟四人乘车来看我，干部也同意我伴他们畅谈并送他们到场部。
      报端不停地在论及“四人帮”为何如此嚣张，乱关、乱杀无辜，原因所及是国家没有健全的法制，以言代法，以人代法的封建余毒比比皆是。不停呼吁，立法势在必行，中央决定，尽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先后载文，强调要加强法制观念，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就在这时间，三弟上山来，告诉我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的“右派”，经县委复查，属于错划。既是错划，当初以我为右派，翻案定罪就是错的。正因为是右派，1958年后，我戴上了紧箍咒， 一有政治运动，我就是下饭菜，案上肉，任人宰割。
     中国著名的党内法学家张友渔同志也在报上撰文，尽快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记得《人民日报》还发表李步云一篇
《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文章，我大胆地将全文抄录在我主编的大型墙报上，要求看管犯人的干部，尊重犯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很大。这时期我又学习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院长及何兰阶副院长在党报发表的《严明法纪，纠正冤假错案》、《认真学习〈刑法〉，严格执行〈刑法〉》等重要文章、政策。
     这期间孙伯鲁接到了邛崃县人民法院撤销他在几年前加的五年刑期。已经离婚的妻子，早在几月前，就获得了改正右派、撤销反革命帽子，回到了原单位南充师范学院上班了。并亲自上山来看望他。这时，孙伯鲁已经坐牢22年了。他接到加刑五年的撤销判决书，已经超期服刑4年，马上就可出狱。他双喜临门，干部和囚犯为他高兴，但以反革命罪判刑的18年还未落实，他表示回成都后去找省委书记杜心源同志。
接二连三的平反昭雪通知送来南宝山监狱，一个不幸的消息也进入我耳畔，那就是原红光公社党委书记牟洪彬，跃身当上了新时期的邛崃县长，原副书记杨兴本当了文教局副局长，我能平反吗？ 他们两人是直接陷害我的人。牟还在我的定刑上参加意见，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牟继续执行文革政策，执行“两个凡是”的特殊时期，今天又大权在握，我的冤案将怎么办？党报在不断宣传的政策，与他过去执行的极左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我在狱中夜不能寐，想起牟洪彬上台，是我县几十万人的悲哀。因为他连一份文件都读不通，怎么领导全县人民做好工作？正在这个时候，党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大刀阔斧地平反了建国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为此我萌生了越级申诉。在牟洪彬当县长的邛崃，我的冤案不能昭雪， 我便在狱中，日以继夜地伏案书写申诉书。因为队长、干部已知道我的案情有平反迹象，对我的监管似乎有所放松。我便直接上书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纪委书记胡耀邦、黄克诚。我这封申诉书长达万言，以我家庭出身和解放后参军、从教、入团、入党的现实表现，说明我不是反革命，更不是现行反革命，而是忠诚于党的事业        的革命者。我用复写纸复写三份，大胆地托一位已经在农场就业的职工，帮助我下山到县上邮寄到北京中南海。同时另写申诉信到温江地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四川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求派人复查我案。就在这时，中共邛崃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人员来信，告知：我的右派问题已经改正。原文如下：

中共邛崃县委改正通知书
姓名侯家华，性别男，年龄48岁，单位泉水小学，职务小学校长，错误性质右派，结论和处分决定：
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薪，开除党籍，留校监督使用。
复查结论意见：侯家华同志一九五七年定为右派分子，实属错划，现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撤销原处分决定。
特此通知
中国共产党邛崃县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四日
    这是一份迟到平反右派的改正的通知书。我已经改正近一年了，我的现行反革命问题却没有落实。我现在仍在服刑期间，多么着急啊！管教干部知情后，也无能为力。我的“宣教”工作，照例进行。但我宣传的内容，却是加强法制建设，遵纪守法，立功赎罪。早盼晚盼，终于有一天，我从取回的报纸上看见了全文登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是国家在粉碎“四人帮”后，逐步依法治国的首部法律。在路上，我选个安静的地方，先选择“反革命罪”这章节细读起来，刑法称“反革命罪是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犯罪活动”，我一口气读完了这个章节，长长地舒了口气。我咋能叫反革命分子啊！读完后我揣着报纸回到队部，迫不及待地翻看这份报纸，给我同判的两位反革命犯看。他们一个是民办教师，一个是医院会计，都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的。为让服刑的百多人， 认罪服法，我便利用广播、墙报宣传共和国公布的首部《刑法》。这时我收到了“离婚”的妻子杨泽芬的第一封来信，同时寄来她向各级法院递交的“申诉书”的复写件。一看标题，我便震撼得掉了眼泪，是五个大字“申冤啊申冤”。共计写了8页，约2000多字。来信中还深情谈道：关于申诉，我自刻自印，每半月向最高、中级、邛崃县法院、检察院投递，最高检察院还给我回了信……。我也向你的三弟、六弟谈过我的申诉情况，让他们上山转告你。你放心，我会申诉到底，这次放暑假，我准备回新津老家，将两个孩子放在她外婆家，亲自到温江地区法院和检察院，然后到成都去向省高院和省检察院亲自上访申诉。总之我有信心，决心申诉到底！ 读罢来信，我潸然泪下，她带着两个孩子，白天教书，夜晚写申诉书，亲自刻蜡纸、油印，每半月邮寄中央、省、地、县级各法院、检察院，这是怎样的工作和生活啊，身体肯定吃不消，要累垮的。我即刻回信要她保重身体，我在狱中，仍在不停地向上级申诉。
      可能是因为场部决定，撤销我队建置，我们便合到二队劳动， 后又调我到场部茶试站。
     茶试站站长，原是个摘帽右派，系解放前四川大学农学院毕业的茶叶专家。我调去时，他已经改正，并安排为邛崃县政协委员， 我向他谈了我的案情后，表示理解，他认为茶试站可以学到茶叶的栽培技术，终生受益。我也没有干重的体力活。我用零花钱订了一份《人物》杂志学习。茶试站书报较多，有空就去翻书报。因为我有一种期待平反的心态，在三队时，一天邛崃法院刑庭的一个法官来提询一个罪犯，可能是核实案情，我便冒着胆子进到办公室，向他申诉，他询问我叫什么名字后，向我说：你的案子我知晓，但你要再等待一下，迟早会落实的。他无法体会到一个被冤屈数载的好人，像自由翱翔惯了的小鸟，关在笼子里的难受心情。
     一天，天下着蒙蒙细雨，整个南宝山都笼罩在厚厚的浓雾中。大家就“扎雨班”，躺在监舍里各自铺位上休息。有的看书，有的下棋。突然，张站长来叫我，说是有家属上山来了。我放下书，一骨碌坐起来，穿上鞋，跟随他到了办公室，三弟早已坐在那儿等候。我见他一身溅满了泥水，但面带兴奋之状，我在三队时，他上山来看过我两次，都是大晴天，除了爬山时淌过汗水，全身都是干净的。为何他要选择这倒霉天上山来看我啊！他见我带着怜悯和疑惑的表情看他，便迫不及待地对我说：“二哥，我今天冒雨给你送一套较好的衣服，因为不几天，法院就要上山来给你平反了。我是代表兄弟妹子提前来给你贺喜的。”他要我作好思想准备，回去再谈工作落实问题。说完他就要冒雨下山，说是有朋友的车在山下， 他是搭这个朋友的车上山来的。我送他出了茶试站，返回时，雨仍不停。一回到监舍，囚犯们便把我围起来。他们认为是家属送吃的东西来了，想分享我食物，见我两手空空，都十分失望。我便将三弟带来的喜讯告诉他们，同时我也表了态，将在出监时，政府发给的生活用品，全部给他们分享，如胶鞋、裹腿、衣裤。说完，我就打开箱子，将这些东西全部分给大家，只留下一套崭新的劳改服， 作为我含冤入狱的纪念。
    隔了三天，果然邛崃县人民法院一位姓崔的干部和另一个不知姓氏的干部来了。站长及时通知我到队部去见他们。我整理一下衣冠，一进办公室，他俩立即站起身来，略表歉疚感后，报了姓名， 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早已打印好的纸，向我宣布：

邛崃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法刑（81）字第56号
侯家华，男，现年48岁。邛崃县城关镇人，捕前系红光中学教
师。
一九七八年元月二十七日邛崃县人民法院法刑（78）字第27号刑事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判处侯家华有期徒刑15年。现在南宝山茶场劳改，侯不服，提出申诉，经本院复查审理，现查明：原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属不当，据此，撤销本院法刑（78）字第27号刑事判决，对侯家华无罪释放。
此判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盖章）

      他说完后，问我有何意见。我即刻提出判决书上为何没有“平反”二字？我的工作问题怎样解决？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解释： “无罪”即“平反”，不要像你们教师“抠字眼”。至于工作，补钱等问题，你回去后有关部门是会按照政策解决的。当然判你的人不是我们，我们是负责复查落实政策的。让我先收下“判决书”。下山后，再到有关部门解决。我理解他俩的处境，同时我急需要下山解决遗留问题。
临别时，我向他俩重申，每个受到冤案伤害的公民，都有权获得来自伤害者的诚恳致歉，他俩面面相觑，没有回答。
    我当着站长的面，收下了这张“判决书”，给他俩带来的“文件”上签了字。我揣好了“判决书”，回到监舍，收拾好行李，便出茶试站，到了二队监舍，找到与我案极其相似的两位同志，他俩都未干劳动，一个管零花钱，一个管理核算，我给他俩看后，表示，要他们积极申诉，争取早日平反出狱，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二队狱医，我俩是读初中的同学，他曾经为我去过邮局，上交过当时给任党中央纪委书记的胡耀邦、黄克诚的申诉信，他办了招待， 祝贺我平反出狱。
    第二天，天刚亮，我即穿上三弟送来的中山装，带上简单行李到了场部。在场食堂吃了早餐。待干部上班时，我去场部财务科领取路费和其他费用，应该是35元，年轻女干部却给我350元。我一点数，多了10倍。我即刻向她提出，她投来一股警惕的目光，认为是给那些刑满释放的人算路费时，那些人必须斤斤计较，谎报路程，骗得多领。我告诉她，我家就住在邛崃县城，不是外州县。将多余的钱退给了她。这时她才投来惊愕的目光，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我买票上了场部的客车，一路沿着弯弯曲曲路下山，因路况不好，碎石路，又载的是“公民”，而非囚犯，他开得特别小心。这时我凭窗眺望窗外景色。记得来时，我们被铐在车上，任由货车颠簸，也没有任何心绪去欣赏南宝山的景色。而今天，与来时迥然而异。我见到群山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赶集的人们熙熙攘攘，面带微笑，是改革春风，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
     车到北门南宝山转运站时，车停了，我大哥出现在车前，他是来接我回家的。我带上行李，与他并肩而行。在街上，不少街邻投来惊诧的目光，有的还交头接耳地谈着什么。同大哥相熟的人，与大哥打招呼时，大哥很高兴地向他们说：“我老二已经彻底平反了！”四年多前，我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牌子时， 街邻都知道。
回到家，可以确切地这样说，是回到我大哥家，几兄弟吃了一顿团圆饭。不几天，远在重庆沙坪坝小学工作的四妹，给我寄来了一丈多军用草绿色的确良布料，让我做一套军便服穿。
     第二天吃了早饭后，我独自步行来到位于南郊的文笔山公墓地，在父母亲的坟前，高声地向他俩老人家说：你们的儿子已经平反昭雪回来了，希望你俩在九泉之下不再为我担惊受怕了。说完， 我在坟前行了跪拜礼，又围绕坟堆转了三圈，然后沿着来路回家。不几天，好友杨少功来看我，劝慰我到高埂中学任教。我告诉他，承蒙你的美意，我实在不敢在乡下工作，在那无法无天的农村里，当官的掌握全公社老百姓的生杀予夺之权。我向他举了一个真实的事例：红光（今牟礼镇）公社6大队有一社员叫陈保安，他偷听了香港的电台，便写信给香港某地，要求接济生活，解决贫困。结果被我公安机关查获，公安局负责人房××亲自来红光逮捕了他，和我一起关在看守所里，不久便被释放了。公社党委书记牟洪彬在固驿镇开会时，对我却提出要判我20年徒刑。在城里可能就不会发生。据说，陈保安的释放就是因为在文革期间，他死保武装部长牟洪彬，后来牟洪彬掌握大权后，就保释了他。他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全凭长官意志办案。后来高埂中学的简和勤校长， 又在高埂中学设便宴招待我，让我选择高埂中学，教高中地理课的赵没尘负责辅导我。我仍以在法制不健全的农村工作，会吃大亏为由婉拒了。但我深深地感激他们对我这个刚出狱的冤屈者的信任和偏爱。
     临邛中学校长兼书记吴朝煜同志，十分同情我的遭遇，他对我不再回农村工作，表示支持，愿意请我到他们学校任初中语文教师。他要我向教育局局长汪国俊、周玉贞、张文波申请。汪曾向别人表达，只要侯家华愿意到那个学校我们都考虑。我对他们同样表示感谢。
   大约在九月下旬，我的各项政策先后落实，党籍也恢复了。我正式安排到临邛中学，第一次参加了党的支部大会，我异常激动。离开党的怀抱已整整23年了。同志们热情地欢迎我。时值邛崃县委、政府根据中央指示，“盛世修志”，组建了“《邛崃县志》编纂委员会”，要求各单位都要尊重历史，本着“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原则，写出本单位的“小志”，交县编纂委员会汇总。因为不便再抽出人员脱产执笔，学校便决定我承担此任。我衷心感谢党的信任，便全身心地投入这一项工作。因为我没有住房，教育局便把我安排在教育局的“招待所”住下来，我有了住所，便开始了我的新工作。先去县志办请我县副总编杨文彬老先生指导。他要求我去看老县志，应该沿袭我县清末时，光绪帝颁布“废科举，兴学堂”的诏书起，邛崃在1903年即办了全县最早的一所“官办”学堂，到今近80年，要求按编年述史。我即刻按照杨老提示，请我县教育界老前辈李楷藩、魏朗、胡承志、张冠英、张正德等老师回忆，近80年间的校址迁徙，各个时期的课程设置、法律法规、人事变动、工薪待遇等等。或口头、书面，我白天上门访问，晚上在灯下执笔行文，不叫辛苦，不喊劳累，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初稿，我即送杨文彬副总编审阅，他在百忙之中，读完后，提出了宝贵意见，修改后补充了一些史料。学校领导十分重视修志这项工作，先后召开了两次“顾问”座谈会，广泛征求他们意见。我先后修改数次，计15000多字的“校志”，终于诞生了。这是落实政策后，第一次接受新任务，并顺利完成，感到很欣慰。同时也受到领导的表扬。
    1982年春季，学校分配了我两间住房和一个简易的厨房，我从招待所搬到学校住。学校安排教初三的语文课，这是毕业班，我很惶恐，原因该班语文老师吴××是驻邛部队军官家属，随其夫转业回山西去了，正好是缺口。我已经四年多没有上过讲台了。我要求听听别的老师上课，一周后再到任。但那时开学工作紧张，无人顶替，要我体谅领导难处。为了顾全大局，我冒险上课。我不会讲普通话，虽然当了20多年教师，长期在农村教书，要求也不严，我就只好用邛崃话教学。我边教边听同年级教师上课，同时也注意差生的辅导。转眼间升学考试了，放榜时，我教的语文课平均分比原来的考试成绩好，因为我教的是慢班，能有如此好成绩，已经不错了。
    1982年，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我爱人也由战斗小学调到离城只有3公里的白鹤小学任教，这是组织上对我的照顾。两个小孩，也分别转到南街二小和示范幼儿园就读。记得有一次成都市委组织部派干部来我县检查落实错划右派工作时，召开的座谈会上， 我激动地感谢党和政府给我第二次政治生命和工作，我衷心地希望我们党不要再犯类似的政治错误，让国家兴盛发达。
    我本是解放那年的初中毕业生，参加教育工作后，靠党的培养教育，和我在职坚持自学，如今能“顶到吃”从教，确实不容易。但我也自感尚有不足，特别是拼音，这在幼时就没有基础，所以必须不停地充实自己。我便长期订阅上海出版的《语文学习》，作为我在职学习，提高语文教学水平的助手。
1    982年秋季，我再次担任初三语文课，与班主任配合默契，顺利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教学任务。
     1983年秋季，我主动请缨担任班主任。那时我已经是“知天命”之年，这个年龄担任班主任能行吗？城里的孩子活泼、好动， 又多挑剔老师，他们的家长绝大多数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我能让他们满意吗？但我要感谢党给我第二次生命， 必须为党多作些工作，来表达我的这份感情。开学后，意想不到的是，有些家长还拜托学校领导或亲友，向我送来一些学生。有位朋友向我送来一位已经在城里某中学完成了初一学业的学生，因调皮贪玩，成绩低劣，父母都是大学生，希望孩子以后也像他俩一样成为大学生。开堂一周，我班人数就增至68人。是全校班额人数最多的一班。家长和朋友的信任，给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我除了精心制作语文教学计划，更精心地制定了班主任工作计划。组织安排好全学年的班会活动内容，按季、节假日、各种纪念日，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遵纪、守法教育，书写传统道德语录，布置教室，让他们抬头就能见到那些言简意赅的名言、警句，约束自己，激励自己，启发自己去做一个国家要求的接班人。在教学上，我坚持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不到半期，这些从城关各小学来的“差生”，就做到了秩序井然，各科任课老师反映班风有良好的局面。因为县上设置重点中学，我校学生是在重点中学选罢优生后留下的“差生”，留给我们培养教育。教师工作向来非常辛苦。但见到学生能够安静守纪地读书，实感欣慰。第一学年，我就访问完了各位学生家长，家长对我这一作法，非常感激。
     每次家长会的出勤率都在90%以上，未到的，还给我请了假。记得有位家长，是当时的副县长，召开家长会，他正在县上主持一个乡长会，到开会时，他便安排乡（镇）长们分组讨论，他按时到会，并认真地记录了我的讲话内容：家长如何与学校紧密配合，培养孩子成人的方方面面。
     我曾举行过一次活动，要求学生吃“文化早餐”。因为，我县居民有半数以上早上就在外面吃“奶汤面”、“包子”、“馒头豆浆”等早点的习惯，一般学生的生活习惯也如此。到校后我又给他们吃“文化早餐”。我精选出塑造学生灵魂、净化学生心灵的中华民族自古流传至今的格言、警句，每天写一条在小黑板上，挂在大黑板的正中，学生进教室要求用一小本抄录下来，然后精炼地提示解释内容，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和履行，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在自觉吃“文化早餐”后，我又要求他们按座次顺序，每人选一条或二条，轮流写在黑板上，上台给大家讲解。不但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还促使他们去寻找修身格言，翻阅资料，如， 成语故事，格言集锦，并使之效法。这种思想行为，不是说教，而是像春雨一样滋润干涸的土地，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担任三届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坚持一种观点，语文水平的提高，字、词、句、谋篇布局的提高，集中反映在作文上。我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1957年，我因为写日记遭受罹难。但今天，以言定罪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初一以记叙为主，每日记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所感之事，记录清楚，要求真实。初二以一事一议为主，选取有倾向性的、代表性的、震憾性的事作详细记录，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悟。初三时，在初二写作的基础上，更侧重于议论，要求论点鲜明，论据正确有力。
     每个学生的日记，我每日必须收看批阅。有可供启发的好日记，我都要向学生推荐，评析其优劣，鼓励先进，促进后进。在日记中，有歌颂新人新事的，也不乏抨击社会弊病的。
    成都晚报和县市多次组织的征文活动中，我教的学生，获奖者也不少。学生叶梦影成年工作后，还登门送给我一本她写的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飘逝的青烟》。书中有篇《天若有情天亦老》的短文，记叙了她在读书时，我要求她认真记日记，让她对学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致使她今天能够成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