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家华：《沧桑五十年》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古城的历史。(之十一）

大石

      整个1975年间，我的心情一直是愉快的。虽然大批判仍在思想领域不断进行着，如，批林批孔，批宋江，批儒家，都是大块文章登在“两报一刊”上，学校组织师生批判，师生们都照着报刊上文章写成批判稿，全都慷慨激昂地上台宣讲，时而呼呼口号，但这种批判会似乎没有活靶子，走过程就算了。师生对文革以来反反复复的斗争会，都有些倦怠，不那么认真了，都向往一个安定的环境教书、学习了，再这样下去，就是误人子弟，于心不忍。而学校领导，对这样安定的局面，似乎感到不正常，还常常在会上给老师敲警钟：“树欲静而风不止。”要大家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放松警惕。
     1976年，首都成千上万群众，利用中国传统悼念故人的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在元月六日去世的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花圈铺天盖地，悼念诗词如海潮翻涌。不知为什么，他、党中央为此发出了两个决议，定性这次悼念总理的活动，是反革命事件， 是刚被他请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一手策划的，是资产阶级的反扑。校长此时十分激动，马上组织师生停课上街游行，高呼口号， 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卫他，保卫党中央。连续召开大会，又是表态拥护，又是愤怒声讨，大会套小会。
    李校长永远比我们“觉悟”高，他指示我们将《翻案不得人心》这篇《人民日报》社论当作中学生的语文课新教材，马上刻印出来，每生一份，在这之前还组织我们几个语文教师，深入钻研这篇教材的精髓，要逐字逐句地推敲，解释。他还启发大家，不要忘记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翻案，一些右派分子趁文化大革命也闹翻案。邓小平也在为他在运动初期被批判翻案。他神秘诡诈地向大家说：“过去我就说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如何？要听他的教导，在过渡时期永远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时起时伏的阶级斗争。”
     报刊拼命地造舆论，说明斗争无时无刻不在，翻开中外古今的历史，谁也不能武断地妄加否定。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史，就记载得十分详细。县委宣传部为此次斗争编写了一本《法家的故事》， 也作为语文课的补充教材。其实这时学生手中的统编教材，无形中却成为了“补充教材”。各班教室里的他语录，重新换上了他的最新指示〔中共中央76（41号）文件〕，“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等。
     已经整顿一年多，而初见成效的教学秩序顿时又被打乱了。空气紧张得要命，自上而下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清查“周总理遗言”，我当时实在不明白，“总理遗言”为什么要动用公安机关来清查，难道它比反标更反动吗？公社大会上，就有人在台上揭发， “周总理遗言”，在本公社有流传，特别是在学校里，要认真追查，并交待上级对有“遗言”而又传抄者，只要交出来，就算你是受蒙蔽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受蒙蔽无罪嘛！这个“遗言”，我在另一位教师处，悄悄地读过。我持否定态度，因为我深受过他们喊我立功写阶级教育展览馆解说词，结果不但没有受奖，反而受罪了。听后我装作不知，还很想看这“遗言”究竟如何？很想在学校能追查一份出来，以飨读者。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小会接二连三地开个不停，这时学校的礼堂里张贴了由学校组织教师誊抄的“邓小平反对他、他思想言论一百例”，我认真地读了，特别是他对教育的期盼和意见，我很赞赏，同时他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让人们忘记它，永远忘记它。我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批倒邓小平，只能照着“两报一刊”的社论评论，便照那些署名文章提及的论点说说，应付会议的发言。这些空对空的“炮弹”，有领导认为没有联系实际批判，号召大家联系学校实际，狠揭狠批邓小平的“翻案” 事实，这是很明显地引导大家对我这个为邓小平翻案的摘帽右派分子开火。为此，我不等他们向我攻击的时候，在一次教师大会上， 我便以实际行动，投入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我严肃地批评了一个领导成员贪污公款的行为和另一位教师的违法行为。我认为这也是右倾翻案风的具体表现。这下触到了李校长的痛处，他深为恼怒，但又不敢向我质问，因为这是事实。这两位又是他十分器重的教师。那位领导成员贪污的行为是这样的，他在1973年管理财务时，我校有一位女教师，因病去温江×大队医疗站治疗，出院时未付清欠款80多元，不久该站就来公函索取欠款，校长就责成他将此款及时寄出。时隔一日，他回复校长欠款已及时寄出。拖到1976年 7月，该站站长亲自派人前来我校索取欠款，两方对口，他才被迫承认，此款已贪污他用，愿意赔偿。
    另一教师的违法行为是这样的，他趁1976年批邓反右倾的混乱之机，盗用学校公章，以学校名义，将几百斤油菜籽，拿去换油谋利，这是违反粮油政策的。这两位教师，沆瀣一气在反右倾运动收拾我，结果我有根有据的揭发，让他俩一时不知道如何还击。但他们对我恨之入骨，伺机报复。
    金秋十月，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为党除了奸，为国除了害，为民解了愤。公开传达这一振奋人心的信息的第一天深夜，我便披衣起床，书写大幅标语和游行旗帜，组织学生游行、声讨。次日，李校长从县城开会回来，告诉我，他在城里看见不少揭
批“四人帮”的漫画内容，要我也画些“图文并茂”的漫画张贴， 配合这场揭批“四人帮”的伟大运动。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便独自在办公室冥思苦想，边想边在稿纸构图。第二天我便画出了十多张“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漫画，张贴在场镇的街头巷尾。我当时心情还沉浸在揭批“四人帮”的无限喜悦里，一位心存疑虑的教师，曾好心地提醒过我注意，不要过激，要不忘反复，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运动多次反复，全国有，四川有，邛崃有。当时我态度十分坚决地告诉他，伟大领袖他生前就批评过他们， 他们背着他搞阴谋诡计，应该批判。最使我感动不已的是，自从粉碎“四人帮”后，我第一次在《光明日报》上发现一篇重要的揭批“四人帮”的文章，涉及阶级敌人称谓的“地、富、反、坏、右”的“右”字已删去，这无形中就解除了我头上的紧箍咒。我又看了《参考消息》上的国外评论界文章，他们认为，中国粉碎“四人帮”后，将要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太平盛世局面。我十分激动，近廿多年来，这个“右”字，我一见就头痛，虽然我在1959年国庆节就不是右派分子了，但是仍然享受右派待遇，过二等公民的日子。同我共命运的人，都奔走相告，感谢舒心的日子已经来临， 五十年代的“贞观之治”景象又浮现眼前，多么振奋。
    学校开始重视教学工作了，有迹象表明，像我这样有20多年教龄的教师是有希望的。因为华主席点名批判了张铁生这个白卷英雄。又公开发表了他的《论十大关系》，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上，党中央又提出了一系列揭批“四人帮”的政策界线，何况在“四人帮”横行的文革十年间，我是一个深受其害的小教员，而不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在不断深入，各班都要召开批判会，组织学生上台批判“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批判“四人帮”反对他，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我对这场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充满激情，感觉乐此不倦。
    1977年初，校长又组织了我们学习中央的一个文件，上面有叶剑英副主席和纪登奎副总理的讲话。更加激起了我对华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崇敬，并决心像热爱、崇敬他那样热爱、崇敬华主席，像拥护他那样拥护华主席，我组织学生写诗填词，我也挥毫泼墨歌颂华主席。
     四月底，我又听了中央关于揭发“四人帮”的影印材料10号文件的传达，对“四人帮”的反动历史、丑恶灵魂，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便积极辅导邛崃师范来我校的实习教师，组织学生召开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为他们修改发言稿，参加他们的批判大会， 紧接着又组织他们写诗稿歌颂华主席，声讨“四人帮”。
    5月11日那天，记得是星期四，上午最后一节课时间，学校教导主任陈玉清告诉我，下午课原是我任课那班的班主任张茂华老师上，因为张是党员，要参加党的会议，安排我去上。我便同张商量决定，召开诗歌朗诵会，大多数同学也作好了准备，她同意了。我便通知了学生，学生们听说要召开诗歌朗诵会，情绪高涨，纷纷涌进我的办公室，要求我最后改定他们的诗稿，我边吃饭，边修改， 笔不停挥，又为班长研究了开幕词。
    下午，上课的钟声响了，我随学生匆匆进了教室，先在黑板上板书了“歌颂华主席，声讨‘四人帮’”十个大字，就面向学生交待朗诵时注意事项：歌颂时要激情满怀，引吭高歌；声讨时要义愤填膺，字字有力。整个朗诵过程中，吐词要清楚，要抑扬顿挫，节奏明快。就在这几句简短的开场白中，反复地多次说了“歌颂华主席”，声讨“四人帮”。因为反复，失口说了句“声讨华主席”。学生马上提出错了，我自觉一出口就错，马上向学生承认了错误， 学生周××马上接口说：“侯老师，犯错误难免。”我又继续讲了下去。完毕后，诗歌朗诵会就认真地开了起来，一直开到下课。记得有20多名同学争先恐后上台朗诵了自己的诗歌。
     这件事，我当初认为是一次口误，同时也及时作了纠正，丝毫没有放在心上，还自觉感到，揭批“四人帮”，我还没有落后呢。第三天下午，学校召开的一次全体教师会上，教师赵明清（就是我去年在揭批“四人帮”联系实际时，提过他违法盗用学校公章换取菜油的人），突然提出，说我在课堂上攻击伟大领袖华主席。我一下惊呆了。散会后我便去向党支部书记李学忠汇报此事的前后经过。他听完后，假惺惺地说：“我叫他不要在会上说，既然说了，也不好收回，但这是‘攻击’言论。”
      就这样，我便被非法监控起来，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专案组成员包括我曾向他们提过意见的那两位教师（一个贪污，一个违法） 外，还有李玉茹、张茂兰等。一天，在宣传部工作的学生杨玉明突然来看我。人心叵测，他们不承认我是口误，也不同意我向华主席请罪。逼我承认有意攻击华主席，然后就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特别是向学生施加压力，硬要说我是故意攻击华主席。一个叫曹云的同学始终认为是老师口误失言，便受到呵责批评，说什么该生包庇坏人，勒令停学。并按他们已经掌握的揭发材料进行交待。
     我向他们交待了，在粉碎“四人帮”后，传达文件的第二天， 民办教师方××，来我处取报，对我说，他们大队有党员和贫下中农（有名有姓，记不清了）说：江青再坏嘛，她毕竟是他夫人嘛，何别登报声讨，像处理彭德怀那样多好，中央开会除名就是了嘛。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小道消息，传了江青生活糜烂透顶，这些在中央16号文件中未曾提及。我当时也认为，他他老人家又不是昏君，全国人民都教育得好，家里人还教育不好吗？女教师李玉茹在传达文件的二、三日内来到我寝室，神情十分沮丧地说：“四人帮”不争气。因为在文革期间，她当过革委会成员，跟“四人帮” 很紧。我说，“四人帮”大造法家舆论，把自己打扮成法家，把邓副主席说成儒家，究竟那家正确，你我都缺乏历史知识，你我都不懂路线斗争，你我都上当受骗，今后就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要再参与路线斗争了，反复太多，大家都是40多岁的人了，又是平头百姓，想什么呢？
       专案组对我的如实交待很满意。但我认为这些看法是和当时历史背景，政治环境，认识水平有关的，没有值得隐藏的。同时要我交代1976年夏天，学校有人要酝酿一张大字报，揭发李学忠校长的工作、思想、生活作风，不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要我整理， 我拒绝了。但我对他是反对的，我平生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嫉恶如仇，因为校长在文革中曾和一个地主婆乱搞两性关系，法院却处理地主婆，而他却得到了升迁，提拔为校长，我对他有看法，他对我也有异样。他是我在五十年代培养过的民办教师入党的。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四人帮”的罪恶行径，丑恶灵魂，腐朽作风，越来越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当初的糊涂认识，也就随之消失殆尽了。
      我在被监控期间，多次要求领导给我安排时间，向全校师生检查交待，接受批判、斗争，但他们都不同意，我很纳闷。
我清楚地记得，7月16日那天上午，我独自在寝室内染几张红底的纸，用来书写图书目录，在洗脸盆里淘用过的红笔，面盆里顿时染红了。专案组成员李孔章走过窗前见一盆红水，惊诧地跨进来冲着我说：“这是啥水？”我莫名其妙地答道：“这是淘红笔的水。”他见我神情自若，也将眼睛望了望四周后，对我说：“你要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不要东想西想的。”我没有作声。他离开后不久，又从我窗前经过，向屋里又望了几分钟才离去。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行踪已被专案组监视起来了，我还天真地在那儿认真工作。他见面盆里的红水，认为那是自杀的迹象。我平静地写完了要张贴出来的让学生前来借阅的新书目。
     午饭后，我自然感觉专案组的几个人，不停地在我寝室周围转悠，时而又见他们碰头窃窃私语。五时过，吃了晚饭，我独自在校园转悠。刚转到礼堂那儿，我忽然见到一群人从校门外涌了进来。为首的一个孔姓矮胖子，突然叫了声“侯家华过来！”我正准备向他走去，刚挪步，就冲上来四个民兵模样的年轻人，将我双手反剪在后，拿出一条麻绳，不问青红皂白将我五花大绑起来，我的头顿时嗡嗡作响，只隐约听到一个老大娘的声音说：“你们绑轻点。” 他们将我绑牢后，便推推搡搡向公社跑去，街上的群众都惊了。
       我被绑在公社一棵树下，身边有四个民兵端着枪守住我，不许看热闹的老百姓接近我。不一会儿，公社的杨兴本副书记过来，他铁青着那张像是借了他谷子还他糠似的脸向我说：“你还傲么，尝到味道了嘛！”我不作声，但我慢慢寻思，我一不杀人放火，二不偷鸡摸狗，我犯什么罪呢？难道口误一句，就该被判罪吗？杨副书记住在学校里，我平时从不招呼他，我认为一个人做人傲气不能有，傲骨不能无。夜幕降临了，为了怕下雨，他们把我从树干解下来，仍然又反剪着双手绑牢，丢在一间空屋的角落里，我可以坐下。夜黑下来了，屋子里没有灯光，不知什么时候，几支电筒射向屋子，将一五花大绑的年青人丢了进来，他站的角度与我相对。待电光灭后，他大胆地与我打招呼，他说他是三大队的人，是因为偷东西被抓来的，我不屑与他交谈。屋子静下来，我才听到有蚊虫发出的嗡嗡声，不停地向我袭来，叮咬在我的头部、脚上，我就不停地摇晃头部，伸展手脚，抗御它的袭击。但叮在手上，我只能让它吸吮我的鲜血，奈何它不得。身上只穿着单衣、单裤，它也知道我没有过多的还击力量，便组织大部队袭击我，让我在角落里不停地用蠕动方式来驱走它。夜深了，两个眼皮在打架，间隙地打起盹来，一醒来就继续摇头，伸腿，蠕动驱蚊。就这样盹盹、醒醒挨到黎明，就听到了公社高音喇叭里传来广播员的声音，通知全公社社员按大队组织，准时9点钟到公社参加万人大会。
      天大亮了，看押我的民兵们端着饭碗在门口边吃边说，你们老实点，等会开会时，好好接受批斗。就在这时，学校的炊事员代水英这个18岁的姑娘，慌慌张张地给我送来一搪瓷盅饭菜，她向押守我的民兵说：“拉去杀也要偿一顿饭，何况侯老师又不是拉去杀的。”经请示允许后，他们才松了绑，让我吃饭。但绑了10几小时的双手，早已麻木了，端不起那个盅盅，只好用手慢慢挑着吃。记得菜是四季豆，一盅饭，我挑着吃了半小时才吃完。这时耳畔响起了距离我关的屋子50米的大礼堂人声鼎沸，参加大会的社员陆续来了。大约距开会20分钟光景，来了四个身强力壮的民兵，站在门口，其中一个是我教过的学生徐××，他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 曾被选为县三好学生，他的眼睛不忍看我，头偏在一边。他们四个人好像在分工推我们上台接受批斗。这时有干部来通知，大会马上开始。学生徐××马上进门和另一个民兵一起，将我从地上拉起来，一人拽着我的一只手臂，推搡到大礼堂的门口，我这才看到大礼堂正中放置一张条桌，条桌后坐着公社书记牟洪彬，群众坐、站在礼堂里的两边，中间留着一巷道，这巷道口距礼台约30米，礼台高约2米。只听到台上有人高声喊叫“把现行反革命分子侯家华抓上来！”顿时会场沸腾起来，徐××和另一民兵推着我向礼台跑去，这种场面是我曾经参加过的坐V2型飞机的场面，我随着他俩推我向前跑的步伐快步到台前，我双足一提悬空向礼台口一蹬，自感有人用双手在我臀部硬撑上去，将我送上台。台上早有准备的民兵，将我死死按着跪下。这时台上又响起了“将扒窃犯×××抓上台来！”的吼叫，只听见几人奔跑的突突声，便将那个扒窃犯按倒跪在我的身边。会场静下片刻，听到有人念逮捕证，然后就是批判、斗争。学校的阎德全首先揭发我，他大声狂吼，说我是混进军内、党内和教师队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反对他、华主席， 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服改造的翻案狂……我感觉，整个大会都是闹哄哄的。斗争会一结束，又将我五花大绑，由几个大汉民兵推搡着，出了公社大门，将我提上一辆大货车，然后在胸前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侯家华”，我的姓名上画了一个大叉。那天逢赶场，汽车有意安排在公社门口停放，将罪犯示众，围观群众中有我的朋友、学生、家长，我看见他们面部的表情十分沉重，有的含着泪低头走过，这时我感到捆绑的双手早麻木，两只臂膀火辣辣的生痛， 站在我身后的一个民兵，见我额上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掉，他不顾围观的群众和押车干部的监督，很巧妙地给我放松了“法绳”，我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不知什么时候，我爱人手里提着10多个点心， 向车挤来，她要给我送东西，可能要给我说什么。但就在这时，车启动了，她神色慌张地跟着车跑，押车的人就向着她说：这是不允许的。同情我的群众主动上前劝阻了她。我见状，心像刀绞似的疼痛。随着车的颠簸，记得车顺着高埂乡、固驿乡、前进乡行进，各乡都在开逮捕大会，先前车上只有两个“罪犯”，进城时车上已经增加到8个了，这是途中抓上来的。
     车子进了看守所，押运的民兵们将我们拉下车，松了绑，看守所的公安人员便逐一搜身，我们没有必要带在身上的东西，通通被收缴起来，由他们保管，连腰上皮带也搜去了。给你两条约8寸的长鞋索，要你拴在穿腰带的扣带上，用两端拴牢当裤带。要进牢房门时，所长才叫我在一张填有我名字的逮捕证上签名。他给我一支钢笔，我签不签呢，我沉思片刻，便很快签了名。我想不签，但我已经被逮捕了，不签能放你回家吗？这是万万不可能的。我签名后，看守打开牢房，让我进去。我抬眼一看，呈现在眼前是几墩平房，但四周有高约5米的土筑围墙，四角有岗楼，围墙宽约1.2米， 盖的预制板，看守的武警战士，可在上面持枪巡逻。我正入神观望，突然一个声音叫道：“侯老师过来”，我惊诧地张望，是我老家对门的一个叫欧××的师傅向我走来，他手里拿着一把剪子，指着一个小凳说：“坐下，我给你推光头！这是管理员说的，也是规矩！舍不得也要剪！”我不言语，让他推去。他悄悄问我：“你是怎样来的？”我回答：“他们说我反对他、华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我反问他：“你又是怎么进来的？”他理直气壮地说： “是打架，就是参加武斗！怕个球！”他还要往下说，先前搜我身叫我签字的工作人员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发出哗哗的响声，欧××不吭声了，很快就把我头上的头发推光了。欧××见那工作人员走近了，便大声高气地说：“报告肖所长，侯家华的头推光了。”近前，我细细地端详这位官职叫肖所长的人，他个头不高，约1.6米，一张瘦削的脸上带着青色，板着一张严肃的面孔， 对我说：“跟我走！”来到一间监舍前，他翻捡钥匙，开了门叫我进去，我一踏进门，就听见他将门咣啷一声关闭了，一群年龄参差不齐，衣服各异的“罪犯”向我围上来，询问我外面的情况，你犯了什么罪？他们中许多是犯有偷、摸、扒、窃的，还有打架斗殴、杀人放火的，我犯的是口头失误攻击了华国锋主席，是“现行反革命罪”。我没有与他们讲什么，只说我是一个教师，在课堂上说错话，便被他们抓来了！然后就按肖所长指定的铺位坐在那儿。约半小时，牢门哗啦响了，肖推开门，他腋下夹了一床蓝色的，已经快洗白的棉被，从门口向我甩来。我接后，就在12人睡的地铺中挨着墙壁躺下，先前脑子一片空白，现在往事才一幕幕闪现出来，像过电影那样。解放邛城，入伍参军（入团），抗美援朝，转业回来， 从教入党，当校长，成右派，反革命，坐牢……。以后该是什么呢？枪毙。我才44岁。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1岁半，妻子一人靠那点工资能维持生活吗？我的泪水流了出来，再不敢往下想了。这时听见牢房的门洞响了，一个声音传了进来：“开饭了。”那些坐在铺上闲聊的同牢们，倏地从铺上站起来，趿拉着鞋涌到牢门洞前，接到从外面递进来的土碗蒸的饭，每人一碗三两定量，然后又依次在你的饭上添一勺子白菜。按季节大宗上市的蔬菜，如红白萝卜、豇豆茄子、四季豆，每餐只有一样菜。有盐没味，但大家很快就咽下饭菜，约莫20分钟，牢洞门又开了，“收碗”一个声音从洞外传来。大家又蜂涌上去，打听晚上吃什么菜。又折回铺上坐着。有的就干脆躺着不动，我很快地适应了这些动作。此牢洞的主要功能不仅仅是给犯人送饭，更重要的功能是，给看守监狱的武警执勤战士白天、晚上巡逻时，打开观察犯人在牢房里的各种活动，同时也清点人数。那天晚上，我见屋顶上的电灯不熄灭，我辗转反侧睡不着。就听到好几次牢洞的小门打开，一支手电筒的光柱在铺位上来回晃动几次。我寻思，这可能是核查囚犯的数目。白天，要求囚犯们只能坐在铺位上反省，不能躺下，若躺，牢洞开了发现，就会受到呵斥。晚上我睡不着，斜躺在墙壁上，细细一看，这是一长约 6米、宽约3.5米的牢房，12人躺下每个囚犯的面积0.5米。门在正中，屋角处一个便桶，屋顶是木板望棚，墙壁对开有4个约2尺见方的小窗，高约2.5米，窗棂用的是钢条。地面是木板。囚犯小便时，就将便桶内的尿液激起股股难闻的氨气，弥漫满屋，大家都发出遣责的声音。

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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