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袁黄所著《了凡四训》是一部在民间流传较广的劝善书。该书分“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个部分,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阐述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通过广行善举,才能获得福报进而改变命运的道理。
《了凡四训》自问世以来,深受世人推崇,是人们修身治世的重要书籍,特别是其中富含哲理和智慧的慈善思想至今仍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和魅力。
善有善报
佛教的因缘业报和道教的承负思想是众多古代劝善书中善有善报观念的思想渊源,《了凡四训》中也列举大量事例阐述了这一理念。值得一提的是,《了凡四训》还对此作了深入阐述,指出并非所有的善行都有善报,因为善“有真有假”,分辨真假善行的依据是出发点是利他还是利己,“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伪善是不会有福报的。
另外,虽然书中反复强调行善会有福报,但同时又强调要行善而不执着于善,不刻意追求行善结果,以财济人时要“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施之物,”这样才能圆满。因此,相对于为善而人知之的阳善,书中更倡导为善而人不知的阴德,行阳善的人会在世间享有名声,积阴德上天则会报答他。因此,高调行善是否合理需要区别认识,高调行善赢得社会应有的尊重和声誉,并引领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慈善事业,这是值得倡导的。如果高调行善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和回报,或“享盛名而不符者”,就会“多有奇祸”。低调行善能够给个人带来内心的愉悦和满足,让人们对生活充满信心和期待,给人以更多的精神支撑和力量。
善分大小
我们常说慈善不分大小,贵在参与和一份心意,可在《了凡四训》中却明确指出,善也分大小,需要仔细分辨。
首先,善行覆盖的广度是衡量善的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如果胸怀天下,造福苍生百姓,这样的善行虽少却是大善;如果仅考虑一己利益得失,善行再多也是小善。
其次,善行对后世的影响程度也是衡量善的大小的因素。春秋时期,根据鲁国法律规定,如果有人出钱将在其他诸侯国家做奴仆的鲁人赎回,可以获得政府的赏金。子贡赎了人,却拒绝了政府的赏金,孔子批评了子贡。相反,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人,并接受了对方一头牛的答谢,却获得了孔子的称赞。表面上看,子贡的行为更加高尚,但他却树立了一个至高的道德标杆,让后人对行善望而却步;子路的行为更接地气,符合人之常情,也更能激励人们参与帮助他人的活动。因此,“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行善也需考虑对后世的影响。
再次,善行的难易程度也影响着善的大小。一些人自己身处困境,仍能济世利人,如书中所列举的邯郸张姓老人,用自己十年的积蓄帮助他人偿还赎罪钱,救了别人的妻子和孩子,这样的难舍处能舍、难忍处能忍的善行,价值自然更大。有财有势者立德较易,容易却不去做,那就是自暴自弃;身处窘境的人助人较难,难而能为,更加可贵。
最后,小善和大善不是绝对的,可以相互转化。书中提到,福建莆田林氏有一老母亲,常年做粉团施与人,只要有人向她讨要,她就会送出,从来没有厌烦。一个仙人化身道士试探她,每天早上都来索取六七个粉团,老母亲天天给他,三年如一日。仙人终被其诚心和坚持感动,指点其死后安葬于风水宝地,最终福佑子孙。可见,小善如果能坚持和不断累积也能成就大善。相反,千金布施如果不真诚,也难以称得上大善。
善在身边
《了凡四训》中列举的行善者很多,有小吏和大官,有仙人、圣人和凡人,有穷人和富人,他们虽身份各异,却尽其所能力行善举,如狱卒为被冤枉的罪犯平反;富人在灾荒年间免去自家田租,散发粮食赈济乡民;圣人通过身体力行教化民众,使百姓与人为善等……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从事慈善活动。
慈善人人可为,形式虽然多样,但都源自个人的恻隐之心。譬如动物是自然界的生灵,对其爱护从“四不食”开始,即“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由此慢慢增进自己的恻隐之心。或许一时未能达到目标,但只要“岁复一日,逓逓改之”,慈悲心终会养成。
意念是行动的先导,行善当自萌生和培养善念开始。如何培养善念?书中提出,改过行善需发耻心、畏心和勇心。所谓耻心即孟子所说的“羞恶之心”,有了耻心就会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畏心就是要有敬畏之心,敬畏天地,慎独修善;勇心就是不能迟疑,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善无定法
行善的方式多种多样,要结合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与人为善值得提倡,但如果墨守成规,一味地以善待人,有时善心也会导致恶果。
明代辞官荣归故里的吕文懿深受乡民敬仰,一个乡民酒后骂他,吕文懿心存宽厚之念,念其醉酒而不与争辩,后来此人犯了死罪入狱。如果吕文懿当时“稍与计较,送公家责治”,就不至于后来“养成其恶”,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相反,恶念有时也会促成善果。灾荒年间,穷民们在市场上抢粮食,一富户人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上告官府却未获受理,穷民们更加肆无忌惮,于是这户人家将几个领头的人抓了起来,如此才没有酿成大的社会动乱。
因此,行善其实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法,有时“敬人,礼人皆恶也”,有时“殴人,詈人皆善也”,行善需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情形和实际可能产生的结果来灵活选择适当的方式。慈善不仅是捐赠财物,它是一门学问,需要正确的方法和足够的智慧。无论是润物无声或疾风骤雨,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慷慨解囊或锱铢必较,只要在合适的情形下就都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
应当承认,从技术层面而言,当代慈善事业在规范化、专业化、透明化等方面远远超过了传统慈善事业,但是,传统慈善文化中的思想理念却依然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了凡四训》仅为其中之一。如何从丰厚的传统慈善文化中挖掘有益成分,培养人们的慈善意识,提升慈善从业者的道德情操,促进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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