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 人 杨炳文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向来与人为善，从不与人为敌，但却招来家人和亲友的不理解。
我的父亲在1965年贫病交加中溘然辞世，珍惜父爱的我大哭一场，我曾含着眼泪写过一篇散文诗《父亲的微笑》来悼念我的慈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家虽是“城市贫民”成分，但父亲却是“旧官吏”，造反派把目光投向我家的一举一动。1967年的7月半，按农村习俗是烧袱子祭奠先人的日子。母亲带着纸钱，一人来到父亲坟前祭拜，边烧纸钱边回忆逝去的时光：和父亲相识相知相濡以沫，有快乐有幸福，有困苦有艰辛，一想到父亲临死前想吃一只鸡却未能满足，母亲便呜呜咽咽进而号啕大哭起来。这哭声立刻传到一姓赵郜的造反派头头的耳朵里。姓郜的立即纠集一伙人，上山扭住我母亲要弄上街游街示众，罪名是“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妄图复辟旧社会”，幸亏有人出来再三说情，姓郜的才善罢甘休。
郜家的儿子4岁了，受他父亲的影响，当着众人骂我母亲“地主婆”、“反革命”。
冬去春来，几年后我调回大队教书了。郜家的儿子成了我的学生。他个儿矮小，皮肤白净，聪明好学，我便刻意培养他。让他当班长，让他上台发言练胆量，学习上给他开“小灶”，他上初中我去读大学，读了大学回来又赶上教他高中。我对他百般呵护，周末让他住我寝室静心学习。后来小郜考取了大学。
从小学起，妹妹就不停地提意见：“你忘记了他父亲如何整我们？你忘记了他如何骂母亲？”
我是全忘记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罕见的人类灾难，我家受点委屈很正常。4岁的孩子乳臭未干，骂几句连他也不懂的话又有何妨？ 小郜如今已是学校骨干，几年前当上了学校领导。我的成就中有他那一部分，回忆我对他付出的心血，内心充满满足和兴奋。其实人与人之间有点摩擦是很正常的。环境、利益、名誉、地位都可能是诱发的因素。不过有人一有矛盾就把对方升格为“仇人”、“敌人”，有人却不计较淡然处之去想该想的去做该做的。再说“仇人”也不是与生惧来，一成不变。“恩人”也不会永远是“恩人，“朋友”也不会水远是“朋友”。
文化大革命时期，两个最要好的同班同学下到同一个大队（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二人在学校同是文艺骨干，参加同一个造反组织，都是勤务组成员（头头之一）。可以说在“造反”中结成了生死之变。后来推荐读书，二人中只能走一个，二人都拚命争取。张榜公布是甲同学，乙同学“义愤填膺”，宣布与甲同学绝交，并陈书上告，历数甲同学读中学时和“造反”时的斑斑劣迹。结果不难预料，甲同学也没走成，二人从此成为仇敌。
朱某和郑某读高中时就暗地恋爱，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生子夫妻恩爱，家庭和美。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双方的“本来面目”渐渐显现，为家庭琐事三天一吵，五天一闹，邻里调解，亲友劝说，于事无补，后来终于对薄公堂，一纸《离婚证》作了了断。几年后，朱某患了重病，时日可数。有人劝郑某，“一日夫妻百日恩，看在儿女的份上，你还是去看他一眼吧，他在梦中都在呼喊你的名字-”郑某横眉冷对：“去看他？我恨不得他早死！死了我才彻底清静！”
朋友翻脸，夫妻反目，爱有多深，恨有多重。
母亲一句话我终身铭记：“仇人当成恩人待。”我想，在人与人之间，除了用法律和道德来约束来调整我们的言行外，多一点宽容，少一点仇视，那我们所处的环境将更加和谐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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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0 1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