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宰客，职能部门为何总是被打脸

打怪兽的人

   桂林1500元一斤的天价娃娃鱼，将年初哈尔滨398元一斤的天价鳇鱼瞬间“秒杀”。餐馆宰客的手法大同小异，但相对来说，桂林这家餐馆在未告知鱼价、未称重量的情况下，直接把鱼摔死了煮一盆，将哈尔滨短斤缺两的手法直接给比弱爆了。死都死了，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你不说话，便是默认。店家玩的这一招，就是个掏钱的问题。（《钱江晚报》4月22日刊载）

　　官方在第一时间的处理手法，也是大同小异。警方协调，掏钱走人。物价部门回复，定价是餐馆的事。后半句没说——关我鸟事。

　　早知这般，何必当初。这是每一次宰客事件出现之后，许多地方职能部门出尔反尔的表现，反复带给旁观者的感受。它仿佛步入了一个无法走出的怪圈——先是依法，为宰客餐馆找到“可以这么干”的依据；然后依法，为舆论倒逼下的官方出手找到“不可以这么干”的依据。严肃的法律，被把玩到这个地步，也是奇葩到家了。

　　其实仔细分析这些执法剧情的反转不难发现，包括物价部门在内的职能部门，第一时间为宰客的店家“脱罪”，未必是真为店家撑腰，而是为自己不作为找到法律借口的同时，给了店家一个顺水人情。无奈网情咬住不放，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反刀断腕了结，以免越陷越深。

　　将执法的公信力对赌舆情，这是许多职能部门常用的套路。反正辖内的商家已经被曝光，多多少少责任总在，与其手上的法律被网友使，不如寻找法律中可以让自己撑得住的某个点，将运用法律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宁可与网络监督的舆论死扛，也不愿揽下自己的责任。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桂林物价部门从“定价是餐馆的事”，到被更高层级的权力机关提溜到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中，风向变了，舵也迅速往另一个方向使。这说明，在宰客事件发生的最初，消费者单独向哪一个职能部门反映，都很难得到执法部门的强势支持。桂林宰客事件，食客王女士一行，就是在110的“协调”下，掏1500元钱走人的。这钱，买的不是鱼，而是平安。要不然，吃客连人都走不掉。

　　从有“定价权”，到吃客报了警也能坐收1500元，再到餐馆被查封，还要面临50万元的罚款。宰客的店家被执法部门一会儿举到法治的浪尖上做挡箭牌，一会儿重重地摔在地上喘不过气来。可见没有法律的准绳作支撑，没有公正的执法做支点，“友谊的小船”随时都会被网友围观时掀起的怒涛所吞没。对于执法部门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执法部门之所以在宰客事件上一次次被卷进舆论的漩涡，不是法律的文本不靠谱，而是执法的部门没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