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一般认为天主教首次传入中国是在唐代,确凿的证据就是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在西安附近的盖屋发掘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近几百年来,经过中外学者的精心研究,确认碑文所说的景教是天主教中的聂斯托里派传入中国后的称呼。聂斯托里派是5世纪形成的天主教派别之一,后流行于叙利亚和波斯一带,7世纪时传入中国,称为“景教”。因该教发源于东罗马帝国,我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大秦”,故在景教之前加“大秦”二字,有的甚至称之为“大秦教”,其寺院称为“波斯寺”或“大秦寺”。 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及有关文献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景教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来到唐朝都城长安,译经传教。此即天主教入华的开端。唐太宗很重视景教,曾派大臣房玄龄到郊外迎接阿罗本。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下诏在义宁坊建大秦寺一所。唐高宗时又下令在各地建立景教寺院,并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此后景教盛极一时,正如碑文所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废佛,景教也受到牵连,寺院被废弃,教士2000余人被逐。此后聂斯托里派虽仍流行于中国边远地带,但在内地却销声匿迹了400余年。直至元朝建立,天主教才再次入华。 13世纪下半叶,蒙古族统一全国建立元朝。原来流行于蒙古、中亚一带的聂斯托里教派在中国内地恢复活动,罗马教皇也派遣教士东来,把罗马天主教带到中国,当时人们把在华的天主教各派统称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为蒙古语,意为“有福缘的人”或“信奉福音的人”。由于天主教各派都尊崇十字架,故当时人们又称该教为“十字教”,称其教堂为“十字寺”。 1245年4月,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来华。1246年夏他到达和林,劝说蒙古大汗皈依天主教。1294年,罗马教皇又派特使孟高维诺来到元都城汗八里(汉名大都,今北京),不久获准在京传教,先后建教堂3座,当时在北京受洗入教者达6000多人。1307年教皇任命孟高维诺为汗八里总主教兼东方宗主教。此后孟高维诺派遣教士到各地传教,1313年在泉州增设一个主教区,任命哲拉多·阿布意尼为主教。据文献记载,除北京和泉州外,甘州、宁夏、杭州、温州、镇江和扬州等地都建有“十字寺”,元朝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天主教事务的机构——崇福司。由于也里可温教信徒大多是蒙古人和迁居内地的中亚人,它在内地居民中没有牢固的根基,所以随着元朝政权的倾覆,天主教在中国再次中断。 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国家殖民事业的开展,天主教的海外传教事业发展起来。自明中叶起,天主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华,其中以葡萄牙派遣的耶稣会势力最大。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但是他只到达广东台山县的上川岛,由于严厉的海禁未能实现他进入内地传教的愿望。 1557年葡萄牙侵占澳门,从此澳门成为耶稣会对中国内地传教的基地。在沙勿略死后30年,年轻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逐步深入内地,打开传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中国扎下根。继利玛窦来华的传教士还有邓玉函、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人,他们得到朝廷的信任,并参与修订历法,掌管钦天监。明末,宫廷贵族中领洗入教者多达500余人,全国已有天主教徒3万余人。 清兵入关后,天主教势力仍在发展。汤若望、南怀仁都受到皇帝的尊重,掌管钦天监。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时,传教士徐日升、张诚被任用为译员。 1708年,天主教传教士白晋、杜德美、雷孝思等人主持测量绘制全国地图的工作,历时11年,绘成《皇舆全览图》。清初,传教士除部分人在宫廷任职,大部分赴各地传教,康熙年间教徒人数多达30万。不久,由于发生礼仪之争,导致清廷下令禁教,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度受挫。清廷一面禁教,一面继续任用一些西洋传教士帮助修订历书。此外还有几十名传教士在各地秘密活动。这个时期东正教也传入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第四个时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下清廷被迫取消教禁,大批传教士来华,至抗日战争前的90余年间,天主教来华修会已达100个女修会80多个,天主教徒发展到280万人。东正教从北京扩展到东北、华北、华东和西北地区,仅东北地区就有教堂67座,教徒25000余人。 新教传入中国的教派共有100多个,其中势力力最大的是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这是个跨的差会组织。至1936年,仅内地会在中国就拥有教堂,教徒9万余人。解放前夕,天主教徒有320万人,罗马教廷正式将中国天主教组织划分为20个教省(辖有总主教区12个,主教区85个,监牧区34个,自立区4个),共拥有大小天主堂15000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