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对中国思想文化基因的培育------ 许登孝

大石

                                              论孟子对中国思想文化基因的培育
                                                          许登孝
                                                   （两期连载之二）

                                            （二）关于气节操守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是非常重视个人的气节操守，保持人格的完美和尊严，这也是道德修养的终极目的。
      早在儒家经典著作《周易·上经·盅》篇中就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成为后世赞美不与统治者合作的隐士的话，说明人应有高尚的气节，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孔子也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说明君子的节操应像松柏一样坚贞，经受严酷环境的考验。孔子的传人曾子对个人的气节操守，说得更精辟。他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认为作为一个顾命大臣，不仅要有治国才能，更要具备忠贞不贰、临危不苟的崇高品德和坚贞的节操。
       在以何种人生态度对待富贵、贫贱，也是考验一个人气节操守的重要试金石。孔子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句名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与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里阐明的是，君子不会去享受不合道义的富贵，不会去摆脱不合道义的贫贱，这也是一个人应有的道德修养。
      深受孔子、曾子及儒家经典著述影响的孟子，在谈及气节操守时，他有更多的发挥，其中不少的篇章、名言、警句，更为后世所乐道。
      在关乎个人的生死存亡与真理正义之间的选择时，孟子更特别强调要“舍生取义”，这更是对儒家学说的重大发展。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悉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又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无丧耳。”
“舍生取义”，这是千古名言，两千多年来，在这一名言的激励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国家民族的独立、民族的生存发展，为实现正义和理想，前赴后继，英勇奋斗，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孟子是在实实在在地铸造着中华民族的心灵架构。这里包含着人性的尊严、人格的尊严以及为理想、正义而勇于献身的精神。
       他又指出知识分子及官僚层人士，在处于“穷”、“达”时应抱有正确的人生态度。他说：“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也都是千古名言。这实际上回答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如何活得快乐”的重大问题。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这种“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强烈人生责任感、社会责任感，这是最可宝贵的人生价值取向。也正是这种宝贵的人生价值取向，推动着中国历史向着更高的文明之境迈进。古人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也都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而“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正是立德、立功、立言所应坚持的气节操守。
     孟子在论述到何谓“大丈夫”，提到“大丈夫”的气节操守时，更有一段千古名言。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高标准的做人准则。这就意味着，做人要有原则，富贵时，不能使自身的心志放荡邪僻；贫贱时，不能改变自己的操守，更不能在威权和武力胁迫下屈服变节。在孟子的这种精神感召下，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为国家、为理想、为光明的英勇奋斗中，成功成仁，前赴后继，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不少感天动地的英雄业绩。由此可见，孟子在对中华民族的心灵架构体系的建设中，功不可没。
      那么，要怎样才能坚持气节操守呢？孟子提出了要养“浩然之气”。
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孟子回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又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孟子对此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这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十分浩大、十分刚强之气；它是凝聚了正义和道德从人的自身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面戴上伪善的外壳而获取的。
     南宋末年时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蒙统治者置于土牢中，囚居三年，临死不屈。据孟子的“浩然之气”作《正气歌》以自励。诗中历数了在他之前有浩然正气的人物和事件，如齐太史简、晋董狐笔、秦张良椎、汉苏武节、严将军头、嵇侍中血、张睢阳齿、颜常山舌、以及管宁辽东帽、孔明出师表、祖逖渡江楫、段秀实击贼笏，这些感天动地的壮烈之举，正是人间的浩然正气。人有了这种浩然正气，是维持人间正义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就能做到“不动心”， 反求诸己从而抵制外界的影响，守正远邪，就能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崇高境界。
孟子还提到，游说大人物时，不仅要保持自身的尊严，还要“藐视”他，“勿视其巍巍然。”那么，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说：“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驰驱围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弗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这就是说，当以下说上，以贱说贵时，不要只想到自己地位低下，而要在人格上藐视他，轻视他！要想到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骄奢淫逸，为我所不屑的生活方式，有了这种心态，心神就会安宁，神色就不会惴惴不安。孟子在游说诸侯权贵时，既在宣扬王道仁政，同时也在以浩然之气，努力争取和保持人格上的平等和尊严，不卑不亢，风骨嶙峋，为后世士人树立了一个崇高道德风范。
        （ 三）关于立身处世
   立身处世之道，不外乎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对此，孟子皆有很深入的论及。
对己
      首先对自己要自尊自重，与别人相处，关系的好坏，是自己的言行所决定。他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当然，他也说，如果是蛮横而不讲理的“妄人”对待自己，又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首先还是要自我检讨，他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等到自我反省后，确信自己也是仁德的。反省后，确信自己也是合乎礼的，但那个人蛮不讲理的态度依然如故，这时自己也要反省：“我必不忠”，等到自我反省确是够忠心的，可那个人还是横逆不讲理，到这时我才说：“此亦妄人也已矣！”又何必和他多计较呢？这便是孟子对己严而善于自我反省的态度（以上均见《孟子·离娄下》）。
      反之，如对己不严，则咎由自取。他指出：“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下》）。
       对自己更不能“自暴自弃”。他说：“自暴者，不可与之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之有为也。”（《孟子·离娄上》）。
     因为一旦自暴自弃，本来能够成就的事业，能够建立的功勋，能够成长的道德修养，都会因此而毁于一旦，这也是可悲哀的。
   孟子还指出，一个人获得上级的信任的途径：首先要获得朋友的信任；而获得朋友的信任的途径是侍奉双亲使他们感到欣慰；而获得双亲的欣慰的途径，便是反思自己的孝敬之心是否真诚。如果一个人做到诚实的地步，那就能感化别人。孟子认为一个人诚信无欺，是事君、敬上、治民、娱亲、交友等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是个人的修身之本，立身处世之道。
    对人对己的论述，已如上述。那么，怎么对待别人呢？孟子
     认为对人莫过于“与人为善”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推崇大舜，说：“ 子路，人告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是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一个人只要想为大众谋福利，“闻善言则拜”，还是容易做得到的。但“闻过则喜”，这个“过”不管是集团的，还是个人的，别人提出来加以批评，要做到高高兴兴、脸不变色就难了。因为这关系到个人或集团的声誉乃至权力地位的问题。重私利而不计公利的人，宁肯文过饰非，或委过于人，也不会认错的，更遑论“闻过则喜”了。可见，这“闻过则喜”是要有很高的做人责任感、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才能做得到。
       在对人方面，孟子特别提出国君更是要信任仁贤之人。他指出：“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这意思是说，如果国君不信任贤德之人，那么国中就会处于人才空虚短缺的状态。这里虽然讲的是贤人政治，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但政治人物贤与否，仍关乎国运之盛衰、治乱之得失，所以“亲贤臣，远小人”，这也是使国家兴旺发达的基本条件。
      孟子还认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这是一种最坏的毛病。因为遇事老爱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教训别人，人人都会讨厌的。考其原因，在于自满，自满到认为周围或天下已无可师之人，这实际上也是无知、浅薄和狂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谦虚好学，永远是人的美德。
    爱说别人的坏话，这也是孟子所讨厌的。他指出：“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孟子·离娄下》）。好言人恶，既是无教养之表现，也必贻后患。庄子也说：“菑（通“灾”）人者，人必反菑之。”这些教导当然不是教人谄谀，而是对人立身处世应有之义。
    孟子还进一步指出：处世待人，绝不要做过分之事。他以孔子为例说：“仲尼不为已甚者”（《孟子·离娄下》）。“不为已甚者”，就是说，做事待人，要把握一个“度”。在“度”，即人们常说的“分寸”这个临界点上，都是正确的。但如超过这个“度”，或达不到这个“度”，也是错误的。即孔子所说：“过犹不及”。 “不为已甚者”，还指思想不能过于激进，走极端的路线。这些也都是正确的对人对己的人生态度。
      二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孟子，在参与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方面不仅着力甚多，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已成为中国人民思想文化基因的伟大培育者。他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对于重塑民族精神，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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