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实施 记者如何不“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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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九)》自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第三十六条第三款新增了“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引发各方关注和媒体热议，更有记者将其称之为悬在记者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如何界定哪些属于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该条款对媒体从业人员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是否将带来更大的法律风险，记者在从业过程中如何注意不要触碰“雷区”？适逢今年记者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多位知名法学专家和刑辩律师，听他们对该罪名进行法律分析和为媒体从业人员支招。
　　
　　记者担心
　　
　　一不小心就涉嫌犯罪？
　　
　　《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六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八条之一。根据新增规定，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公开披露、报道第一款规定的案件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有法律工作者对该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该罪的主体既可能是自然人如记者、编辑以及其他掌握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的人，也可能是单位如媒体和其他发布信息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是国家司法权的正常行使，犯罪对象是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就犯罪的主观方面来说，既可能是直接故意，也可能是间接故意，还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而客观方面主要是指犯罪主体“公开披露、报道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尽管该罪的犯罪构成比较清晰，但仍有媒体从业者担心，新增规定对部分关键词语的含义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如什么是“不应当公开的信息”，什么是“其他严重后果”和“情节严重”。规定不明会否导致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相关条款被滥用，成为阻挠律师、记者等相关人员行使正当权利的借口?自己会不会因采访报道“一不小心就涉嫌犯罪”。
　　
　　专家分析
　　
　　“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行为的入刑，增加了媒体行业的刑事法律风险，但并不是所有涉案报道都可能触碰雷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东表示，法条对该罪是有严格限制的，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适用该罪。
　　
　　只适用不公开审理案件
　　
　　“法条明确规定，该罪只限于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也就是说该罪严格控制在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范围内。”魏东说。
　　
　　按照《刑诉法》第183条的规定，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2条规定，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除去法律明确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案件，在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任何人无权以涉密或不公开为由对媒体记者定此罪。
　　
　　如何区分“不应公开”
　　
　　“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究竟指哪些信息，条文并未做过多解释。魏东认为，除去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的不予公开的信息，在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媒体记者也不是什么都不能报。对基本案情、犯罪事实、案件进度、宣判结果等未涉密的部分进行报道，是不会触犯此罪的。由此看来，公众依旧可以从报道中了解案件的处理情况。
　　
　　“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
　　
　　罪与非罪的认定，魏东表示“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本罪；如果不具备“情节严重的”或者仅仅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同样不能构成本罪。一般来说，要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才称得上情节严重。
　　
　　还需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但法条并未就“情节严重”和“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的情况作详细规定，现有的条文还不具有司法操作性，成都市青白江区法院副院长张燕表示，还需要更清楚的司法解释对此加以明确。
　　
　　应对支招
　　
　　妥当行使报道权
　　
　　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著名刑辩律师成安也提醒广大媒体从业者，在当前不断深入推进反腐败的大环境下，要牢牢树立大局观念，妥当地行使自己的新闻报道权。
　　
　　谨慎处理敏感信息
　　
　　魏东谈到，该罪的出台，确实增加了媒体行业的刑事法律风险。在今后的调查报道中，记者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对敏感信息要谨慎。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一定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并以书面的形式将当事人意见固定下来。媒体行业内部要加大对不公开审理案件相关报道的审查力度，组织记者、编辑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聘请法律顾问，多寻求法律专家的意见。
　　
　　声音
　　
　　新罪名有处罚过重之嫌？
　　
　　魏东（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个人认为该新增罪名还存在一些争议。对于承担舆论监督职责的媒体、记者来说，限制太过严厉将会导致部分案件的透明度缺失，公众知情权得不到保障，社会监督职能减弱。过去，按照相关规定，披露、报道不应公开案件信息的行为一般以违法论处，违法者将受到行政处罚。如今，该行为入刑，我认为有处罚过重之嫌。
　　
　　张新年（公士公益发起人、北京律师）
　　
　　犯罪圈并非越大越好，一些通过行政处罚可以规制的违法行为，不应作犯罪化处理。该罪的罪状描述有些含糊，司法实践中如果操作不当，易导致入罪的扩大化，希望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对其予以限制解释。
　　
　　舆论干扰办案或将减少
　　
　　张燕（成都市青白江区法院副院长）
　　
　　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的出现，对维护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有一定的作用。新罪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媒体对司法工作造成的压力，特别是对某些影响大的案件。同时也是在提醒媒体工作者，司法的权威不能被随意颠覆。把司法还给司法工作者，维护司法的权威。
　　
　　李元起（人大警察法研究中心）
　　
　　这条规定的实施，只能排除对有关信息的不当披露，减少外界对办案的一部分干扰。有了这个规定，就应当在正常披露、正当监督与干扰国家机关正常行使权力的非法披露之间，在国家机关正常行使权力和滥用权力之间划出界限，进一步完善制度，保持监督主体与权力行使主体间的平衡，这对我们来说，可能还得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妥善处理与媒体的关系
　　
　　成安 （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著名刑辩律师）
　　
　　媒体与办案机关工作之间的关系对立而敏感，需要妥善处理，才能实现最优效果。假设办案机关一味以秘密为由拒绝媒体，则是损害了媒体以新闻监督权；同时，假设媒体以“新闻监督”为由过分介入案件的侦查，可能造成的损害同样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