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没有太阳,天阴沉沉的;也没有风,道旁树跟电线杆一样,一动都懒得动。这鬼天气,真让人觉得憋闷和压抑。华蓥山横躺在川东大地,恹恹欲睡,像个耄耋老人。它那层层叠叠的山岭,在不断蒸腾的雾霭中时隐时现,一如万千点老年斑,暮气十足。然而,看似衰颓苍老、一动都无力动一下的华蓥山,在飞速行驶的列车上看去,却又像是在争先恐后地逃离。不知是逃离川渝的贫穷与落后,还是逃离西部艰困的生存环境。总之,在列车上看来,它们就像一群胆怯的懦夫,害怕即将到来的风雨,要与故土进行毫无人情味的剥离。
山雨就快来了。
我靠窗坐着,茫然地望着窗外,看着那些忙于“逃离”的山岭,心中升起一种只身犯险、悲壮赴难的感觉。
昨天下午从太原上车,我已在车上坐了二十来个小时,眼看就要到山城车站了。
车站位于山城背后,靠山而建,是个县城小站。为了错车,列车将在此做短暂停留,但不开车门。如果不赶时间,或者顾及安全,需到二十公里外的下一站才可下车,然后转乘汽车返回山城,再搭乘公交回家。但我这次回来,可谓争分夺秒,没时间绕那么大弯子,因此,我想在山城站翻窗跳车。跳车虽然危险了点,但可以节约至少两个钟头,值。
中午时分,列车终于在蓥城站停下了。
不待火车进站,我便将窗户推开,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扶着窗框,将头探出窗口,迫不及待地想跳下去。列车刹住的一瞬,我禁不住前行的惯性,身子一个趔趄,脖子重重地在窗框上担了一下,生生地疼。但我顾不了这疼,赶紧回复姿势,将行李朝站台一扔,右脚站上座位,左脚爬上桌子,身子往外一钻,右脚便上了窗台,再身子一斜,整个人便到了窗外。
站台上有工作人员,见有人竟然胆敢翻窗跳车,赶紧跑来,叉着腰大声地嚷:“你不要命了啊?这么高,小心摔死你!快上去!”
上去?别说我不想上去,就是想,现在也上不去了啊。
我双手死死地抓着窗框,两脚努力地想够地,可我人太矮,离地太高,哪里够得着?想松手,又害怕摔倒;想翻上去,又双手没力。我就像一张人皮似的,挂在车上,上不去,下不来了。急得我直想哭。
“那个女的,叫你赶紧上去,再不上去,列车可就开了,小心碾死你!”那个工作人员继续嚷道。我正无计可施,听得工作人员嚷,忽然来了主意,回头对那人道:“大兄弟,嚷什么呀?快来帮帮忙吧!”那工作人员呆了一呆,像是回过了神,赶紧跑过来,伸手像接行李似的把我接下地来。
“谢谢!”我双脚落地,感谢道。“我跟你说,这太危险了!要是人没下来,火车却动了,我看你怎么死!再说,看你这一身,弄得多脏!”工作人员不领情,犹自忙着教训。
我低头看了看,见浑身脏污,像刚从脚手架上下来似的,拍了拍,拍不掉。便懒得再拍,一把抓起行李,再次道了谢,飞也似的朝出站口跑了过去。
抢出站来,我看了看乌云密布的天空,匆匆叫住一辆的士,猫腰钻了进去。驱车直奔收费站而去。我家在山城入川东高速接口处,从收费站步行回去,还有二十分钟路程。
汽车飞奔。按这种速度,出城之后,顶多十五分钟就到收费站了。可我却心急如焚。看着窗外乌云堆垒的天空,变得模糊并正淡出视线的华蓥山,飞快地向后倒退的鳞次栉比的高楼,以及大道两旁已经划入山城工业园区的大片正开发、待开发的土地,我恨不能马上就飞到家里……
我急。因为,五月十一日晚,我那才十一岁的女儿玉竹,失踪了!
我有一儿一女,儿子玉树十六岁,女儿玉竹十一岁,都在镇中心小学读书,一个读初三,一个读小五。我和老公亮子在山西某建筑工地打工,不得不和其他乡亲一样,被迫将一双儿女托付给年迈的公婆照看。这个星期天的晚上,婆婆深更半夜将电话打到工地,说玉竹去海燕家玩,没回家,他们两个老人找了大半宿都没找到。海燕是亮子堂姐的女儿,因为堂姐过世,堂姐娘家父母也不在了,兄弟姊妹又不愿意领这个负担,堂姐夫李远龙又不能不外出打工,便把她寄养在我们家。婆婆是个心地极善良的老人,她见不得别人有难处,根本不管我们当后人的如何反对,便慷慨地收留了那丫头。我以为两个小丫头去了同学家,叫他们别急,星期一到学校去看看再说。可星期一老人又来电话说,玉竹和海燕根本就没去上课。
两个丫头同时失踪,我哪还沉得住气?与亮子一商量,撇下工地便匆忙上了回川的火车。
的士终于到达收费站,靠绿化带停了下来。我迫不及待地下车,取了行李,便匆匆往家赶。回家还得步行二十多分钟呢。可恨进村是条运输便道,坑坑洼洼的,的士车开不进去,不然可以叫师傅把我直接送到家门口。
云压得很低,田野里起了一阵风。但见沙尘乱起,落叶纷飞。路边大片撂荒的地里,荒草们犹如受到了惊吓,神情慌乱,惊疑不定;又如遭遇了不测,东倒西歪,凄凄惶惶。庄稼地里正拔节生长的玉米和已经成熟的小麦,犹自强作镇定,但也难掩内心的不安,齐将疑惑的身子倾向风去的方向,似乎想探询点什么。我的心也随着荒草、庄稼和落叶的起伏,而慌乱、疑惑、高悬。
我知道,我和亮子撂荒了养老和育小这两块关系重大的责任地,上天是早迟都要来惩罚我们的。不是饿肚子,而是精神的虐杀。这是一种交互式的虐杀,我们在外的担心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健康、学习和生活;他们则除了惦记我们,也伤心自己没得到应有的照顾、关心和爱护。我更知道,只要我们还在外一天,这种虐杀就永远不会消失。这是眼下农村最残酷的现实,家家都经历着,户户都痛苦着,却找不到解决之道。我想,也许这就是农民的宿命吧!
“狗日的娟,是你吗?”我正心神不宁地走着,一个声音突然叫住了我。我名叫苏娟,老人们都叫我“娟”,显得亲切。而在“娟”字前多加三个字叫我的,全天下就只有一人:董婶。董婶名叫董文翠,是我的远房堂婶,今年六十三岁,瘦高个子,高颧骨,深眼眶,褶子脸皮,两只眼睛和嗓门一样大。董婶的嘴巴在村里是名牌产品,一吆喝,卖的全是山货。
我抬头看时,见前面十来步远,董婶正挑了副空担子站在路边,不等我跟她打招呼,便朝我高声道:“狗日的真的是娟啊!你怎么还在路上走?”我苦笑回答说:“婶,我这不刚回来嘛!”董婶焦急地道:“你别回家了,赶紧去县城医院吧!我刚从县城卖菜回来,碰见你老汉,看他匆匆忙忙的,问他搞啥子名堂,他说玉树捅了一个叫刘军的同学一刀,划破了心子尖儿,流了很多血,从学校到医院,一直人事不醒。你妈老汉都去了医院。他还说,刘军那里抢救还没完,刘军家亲戚便跑到医院,找你妈老汉讨说法,你妈一急,又在手术室外晕倒球了,说是什么高血压导致鼻出血,我也不球太懂。你赶紧去吧,千万别耽搁,你妈老汉那么大岁数的人,我真怕他们折腾不起!”
董婶一番话,听得我心惊肉跳,惶恐地问:“婶,你、你说的是、是真、真的吗?”董婶说:“你老汉亲口跟我说的,婶没添半句假话!我还见他额头上有伤呢,估计假不了——”
我心头“轰”的一下,跟遭了雷辟似的,顿时呆了,行李也滑落到了地上。我想哭,却哭不出;想喊,更发不出声,只有眼泪发疯地涌出眼眶,吧嗒吧嗒地往下掉。董婶见状吓了一跳,慌道:“娟,你别哭啊,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
我心里乱到了极点,也痛到了极点。但我还算明白。正如董婶所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抹去眼泪,深吸一口气,对董婶说:“婶,你放心吧,我没事!”“你真没事?”董婶明显不放心。“真没事!”我咬着牙,将行李提起来,递给董婶,只留下随身女式包,央求道,“婶,快下雨了,你赶快回去吧。这是我的换洗衣服,求你帮我带回去——”“娟,你、你可要想开些!”董婶接过行李,不无担心地说。“嗯。”我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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